四老倌从来都爱面子，把鼻子擦了一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还不是请我来玩两天？白天就参观广播室、电话室、会议室，嘿嘿，还尽是些新名堂。晚上就看什么电视，好吓人呵，一下子打仗，一下子又火车来了，一下人又掉到海里了，好吓人，好吓人的。不过，还是没有人唱的戏好看。坐的呢，是皮椅子，还吃了两餐油豆腐。啧啧，豆腐好吃，菜油炸的，放了酱油的，就是差点子葱花，五老倌不晓得搞……”
他说的五老倌，是公社的厨房师傅。
1978年12月
月兰
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七四年。那一年我参加农村工作队，去一个叫吴冲的生产队办点。我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城里伢和学生仔，在机关里属于小字辈，可上面居然要我去指挥一个队，负责全队的春种秋收，岂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奇怪的是，那里的很多社员对我“干部”前“干部”后的，居然对我唯唯诺诺。
那个队有十八户人家，大多姓吴，零零星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也就是一条峡谷里。队上刚刚遭受过天灾，穷极了，资金账上只剩下三角八分钱余款。临立春，仓库里还空荡荡的，只有两个破塑料袋，一两化肥也没买进。集体猪场里除了两只瘦得像豺狗的老猪婆在呻吟，其余的猪栏全都空着，粪池里也没几担猪粪。碰上这样个烂摊子，我怎么能实现亩产过千斤的目标？怎么学大寨？
我心急如焚。听熟悉农村的同事指点：进队就要抓肥料，有了肥就有了主动权。我一方面去借钱买化肥，另一方面按照工作队的布置狠挖内部潜力。具体做法是这样，首先召开大会批斗一个富农分子，借此形成政治压力。接下来宣布工作队的系列命令：限制私人家禽家畜数目；立即追还各超支户的借款；封存私人的织机纺车；两个月内不准家粪上自留地；禁止猪羊鸡鸭下田，以确保绿肥草籽的生长……头几条不算新鲜了，社员们有意见也没吭声，只是对后两条轰的一声议论开来。尤其是一群正在打鞋底或者哄小孩的妇女，冲着我七嘴八舌直嚷嚷：“自留地荒了，你要我们餐餐打盐水汤呵？”“猪羊不下田还讲得过去，鸡鸭不下田就要退瘦咧”“如今人都没得吃，把鸡鸭关在埘里，拿命去喂它呵？”“隔山那个县就没得这号搞法，你们这样脔心枯，也太新鲜了！”……还有些话，因方言口音太重，我没听懂，反正嘈杂声音一古脑把我淹没。
但我没让步，用当地话来说是“捏住一寸不让一分”，逼得他们嘟嘟哝哝闭了嘴。会后几天，事情还算顺利，一切遵令进行，比方说墙上满是标语，一个个“禁”字杀气腾腾，果然是气象一新。
可是，有一次我从大队开会回来，发现田垄里有一些鸡，黄的、黑的、白的，在草籽田里觅食，强有力的鸡爪不时翻拨绿苗，尖嘴一啄一啄，模样好悠闲。
“哪家的鸡下了田？”
没有人回应。
我又吼了一声，还是没人回应。
“再不来我就要把鸡抓走啦！”
靠猪场那边，一棵大枫树下的土砖屋里传出一道颤颤抖抖的声音：“哦，是，是，我家的咧……”一个妇女从屋里闪出来，约莫三十来岁，身子瘦弱，皮肤黑黑的，脸盘子有点瘪，眼里透出惊慌和畏怯，两只冻得红红的手正在黑布围兜上急急擦拭。她点头赔笑道：“哦哦，是干部同志，真是，对不起！我刚才在洗猪菜，要我屋里海伢子看住这几只鸡，莫让它们跑下田。天晓得他这一阵子耍到哪里去了？”说着，她慌慌张张跑下田垄，一边“呵哧呵哧”地轰鸡，一边用土块投射那些闯祸的鸡，还夹着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只晓得玩！两只脚哪里这么野？等他爸爸回来，不打他一顿足实的才怪……”
我不好再说什么，去赶别的鸡去了。
不料，第二天上午，一些鸡又出现在草籽田，简直像偷偷摸摸的一些贼。我看清楚了，其中也有那四只眼熟的黄鸡婆。“喂——鸡又下田啦——”
无人回应。
“这些鸡没人要是吧？莫怪我不客气呵——”我又进行威胁。
“哎呀！”那个不怎么好看的瘪脸女人又从土砖房里闪出，脸红到了颈根，眼里照例透出惊慌和畏怯，手脚照例很慌乱，嘴里照例在骂自己的儿子，“……背时鬼！要他老老实实看住鸡，他又不听……呵——哧——等他爸爸回来……呵——哧——”她一边赶一边胆怯地回头瞟了我两眼。
这个女人是谁呢？我进队时间不长，加上这个会那个会，实际在队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与很多人还不认识。但我努力回想着，总算记起了一些零星印象。记得她来参加过两次妇女会，出工队伍里也有过她的身影。她出工总走在前面，只是没有青年妇女那种活泼，从不说话，更不开玩笑。要是碰上开会，她坐在角落里打鞋底，见火塘上吊壶里的水开了，不用人吩咐就会主动起身给大家筛茶。在你接过热茶的时候，她淡淡一笑，算是打招呼，看样子是个贤良媳妇。可她在其它方面乏善可陈，有次竟来找我，要求把她家纺车上的封条取掉，让她纺两斤纱卖钱，实属胆大包天。我当然没同意。还有几次，她没交批判孔老二的批判稿，说自己没文化，不识几个字，而且眼下男人不在家，家务事太多，既要服侍婆婆又要种菜喂猪……她叫什么名字，我一时怎么也记不起来。
这天晚上，政治夜校上课，人还未到齐的时候，我向妇女队长打听她。
“她叫月兰，从陈家桥放到这边来的，男人叫吴长顺，在建筑队烧砖。”妇女队长正在给娃仔喂奶。
“今晚上学习理论，她怎么又没来？”
“请假了。她经常脑壳昏，还是月子里害的病，去年又动手术割了个瘤子，可怜哩。”
我没大注意这个月兰。可接下去几天，在下田的鸡鸭中，总有她家的那四只黄鸡婆。这一下我可冒火了。我断定：鸡一定是她存心放下田来的，而她那些话，纯粹是为了哄骗我这个城里人！是要与我斗心眼！我怒从心头起，捡块石头就去打鸡。鸡惊叫着拍打翅膀飞了。我继续追赶，连扔了十几个石头都没打中，只击得几片鸡毛纷纷扬扬地飘落。追击得眼红脖子粗之际，我一失脚，跌倒在一丘水田里，两只胶鞋陷入淤泥，拔都拔不出来，泥水溅得我满脸满身，引来几个看牛伢子拍手大笑：“牛跌下山罗，牛跌下山罗，今天有牛肉吃罗……”我又急又恼，几乎欲哭无泪：天啦，连几只鸡都降不住，连几个娃仔都可以取笑我，我这一年的办点日子还怎么过？我狼狈不堪去向工作队其他同事请教办法。一个姓杨的副队长住在邻队。他喷了口烟，哈哈笑道：“你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不晓得放一把农药就索索利利了么？告诉你，对付农民一要吓，二要蛮，三担牛屎六箢箕，平平和和是斗不倒资本主义的……”
我深受启发，兴冲冲地回来找老队长吴六。
六叔有五十多岁年纪，种田经验丰富，可还像年轻后生一样爱说爱笑，爱看连环画也爱看电影，爱讲段《水浒》、《说唐》、《东周列国志》。缺点是不爱政治学习，开会打瞌睡，卷烟时没纸就撕报纸，撕墙上贴的学习心得。眼下，他正在禾坪里歇气，又在撕墙上的大批判标语，撕一片纸卷烟丝。
“六叔……”我皱着眉头。
他回头见是我，似乎猛醒：“哦哦，又不记得了，该死该死！”说完打了自己的脸一下，嘿嘿笑起来。
我转入正题：“你去开仓称斤把谷给我，把1059也拿两瓶，我想……”
“1059？”他吸了口烟。
“不放农药，鸡鸭是禁不住的！”
“这……”六叔沉下脸，想了想，又狡黠地眨眨眼，“不大好吧？如今家家户户都底子空，堂客们买油盐，就靠几个鸡蛋，遭孽哩。那些鸡婆鸭崽就是她们的油盐罐子，真要闹死几个……哎呀，搞不得，搞不得。”他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照你说，那就放任自流？”
他听不懂什么自流不自流，待我解释后才说：“反正没吃没穿不是社会主义。讲实在的，我看田里没得禾，只是点绿肥，让鸡鸭去寻点野食，也不算犯法。”
“难怪，队干部思想不通，怎么能带动群众？”我顾不得他是长辈，当下剥了他的面子，从大批促大干的原理，说到坚持制度和服从指挥的重要性，足足训了他好一阵。
他蹲在地下没吭声，用两块硬币扯了半天胡须，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反正我吴老六不捧场。你们硬要放就去放，莫问我。”说完扛起一张犁冲冲走下禾坪。
这天，我称了一斤谷，拌上剧毒农药1059，散放在田边。为了避免它被牛误吃，我没把这些谷子放得很散，而是隔几十步一堆，插枝为标记，好让放牛伢子辨认。
我以为难题就这样彻底解决了。第二天我带着两个人去收家粪，正忙着，几个奉命替我侦察敌情的小把戏突然吵吵闹闹地跑来，说又有鸡鸭下田了。他们还争着邀功：“是我先看见的！”“是我！”“是我！”……他们没有说假话。草籽田里，几堆拌有农药的稻谷不知被谁用瓦片盖起来了，还有一堆被小木盆盖着。看来做这事的人不敢把毒稻谷搬走，又希望鸡鸭下田不被毒死，便想出了新的招数。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靠了这些防毒设施，田里的鸡群肆无忌惮，欢天喜地，正把草籽吃得开心，只是一看到我就认出了对手，怯怯地开始交头接耳，似乎正在商量着往哪边逃窜……
我心里暗骂：这些农民也太自私自利了！太没有社会主义觉悟了！难怪集体生产搞不好，难怪大家都这样穷，不都是你们自己作贱的吗？我上前咔咔几下踩碎了瓦片，飞起两脚，把成堆的谷子踢散，使它不可能再被盖住，然后又把那个小木盆提到手里。我终于有了破案的铁证。
“盆子是海伢子屋里的。”有个女伢告诉我。
“不管是谁的都要没收！”
“哈哈！没收啦！没收啦！”
“要写检讨，贴到大队上去！”
“海伢子没有盆子洗脸啦——”
两个光头小伢不知是觉得有趣，还是幸灾乐祸，拍着手欢呼起来。另外几个稍大点的伢仔没有笑，忙去给大人们报信。
当天，吴冲发生了一件震动全队社员、尤其是震动妇女们的大事：月兰由于去大队参加挖山，回来晚了，加上邻舍没来得及帮她收鸡，她那四只鸡全部被毒死了。我知道消息时已是傍晚。在稻草烧出的缕缕炊烟中，我远远看见月兰家门前熙熙攘攘围了十几位妇女，像在开妇女会。不就是几只鸡么，惊动这么多人，真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一道伤心的哭声从人群中飘出来：“……天啦，这是最后四只鸡呀。海伢子读书，我婆婆抓药，就靠这四只鸡……我不是想损害集体，我不是相对抗干部，我是没法子呀，没法子呀，没法子呀。人都没有吃，我拿什么喂鸡？没法子呀……”几位妇女在撩起衣角擦眼睛。
我等待月兰骂我，但她没骂。我走上前去。一个壮壮实实的中年男人，捧着头蹲在门边，见到我来到便站起来，大概有点近视，所以看我的时候细眯着眼。他黑黑的脸，长长的下巴，不合身的布衫紧紧绷在宽阔胸膛上，肩头开了几朵花。
我打量他，“你是长顺吧？听说在公社建筑队？”
“嗯，那里的事搞完了。”他笑笑，掏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递给我。
“谢谢，我不会。”
“哦，”他把烟小心地放回原处，看样子准备继续保存，直到下一次见到贵客的时候。“你……你们干部同志真是太太好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新社会，你们何事会到我们这鬼地方来。你们自己带钱带粮来，抓生产，参加劳动，真是……”
我不喜欢这些结结巴巴的客套，马上谈到了鸡。“鸡？”他怔了一下，搓搓手，长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回头呵斥妻子：“哭什么哭？还不快进屋去，丢人现眼的！”又换上笑脸冲着我：“这没什么，我那堂客就是死、死脑筋，几只鸡成了她的命。我看……死了就死了么……”他费力地挪了挪厚厚嘴唇，大概想不出新词了。
一个平头小孩，大概就是他家海伢子，跑过来缠住他：“爸爸，爸爸，我要上学读书！我要买练习本！”
长顺在小孩头上猛磕了两指头：“闹死！”
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这使地坪里更加乱，有人来拉海伢子，有人指责长顺……我说，你不要打他，打人是不对的，对孩子也不能打。工作队希望你们家吸取教训，并以这个教训来教育大家。因此，你们要马上写一份检讨，印上百来份……
“检讨？还要印？……”他浑身一颤。
“要贴到每个队去。这是工作队的规定。你们今天晚上就写吧。”
长顺一把抓住我，歪着头，结巴了半天才说出话来，“你你你做点好事吧，我那堂客，她她……再也经不得风浪了。”
“我也不想逼你，但这事不是我做主。我有什么办法？”
他双眼盯着地上一块石头，没有答话，完全呆了。
那位叫月兰的，已经由两位妇女劝进屋。其余的人叹息了几声，也渐渐散开。场上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拨弄那四只直挺挺的、全身发黑的鸡。
我明显感到大家在畏惧我，疏远我，不满意我。连平时爱说笑的六叔路过这里，也一反常态不与我说话，只是看看鸡，然后去塘边洗锄头，闷闷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