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惟为君子者，不以刑为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则虐风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导天下以乐祸之情。懦民见豪民之罹此，则快矣；愚民见黠民之罹此，则快矣；贫民见富民之罹此，则快矣；无藉之民，见自矜之民罹此，则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栩栩然自慰曰：“吾之所为，大快人心也。”呜呼！人与人为伦，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为快，导天下以趋于残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将自及，抑且有所当悲闵而快焉者，浸淫及于父子兄弟[之]不知。为政者，期于纾一时愚贱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贼仁也，不已甚乎！毒具已陈，乱法不禁，则且使贪墨者用之以责苞苴，怀毒者用之以报睚眦；则且使饮食之人用之以责厨传，淫酗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遑，而尸陈于市廛；鸡犬不收，而血流于妇稚。为君子者，虽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
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恶之大者，罪极于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释之也有时。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数，荆竹之长短大小也有度。所以养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过，意甚深也。无所止，而怒虽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恻隐之心，而伤天地之和。审是，则黄、老之不尚刑者，愈于申、韩远矣。夫君子之恶恶已甚，而启淫刑之具，岂自以为申、韩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为申、韩之所不为。故甚为宋之君子惜，而尤为宋以后之愚民悲也。虔刘已亟，更投命于异类，有王者起，其尚念之哉！
〖七〗
世降道衰，有士气之说焉。谁为倡之？相率以趋而不知戒。于天下无裨也，于风俗无善也，反激以启祸于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于死。故以士气鸣者，士之荑稗也，嘉谷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帅气，则气正；以气动志，则志骄；以行舒气，则气达；以气鼓行，则行躁；以守植气，则气刚；以气为守，则守窒。养气者，不守其约，而亟以加物，是助长也。激天下之祸，导风俗之浇，而还以自罹于死辱；斯其为气也，习气而已矣。
且夫气者，人各有之，具于当体之中，以听心之所使，而不相为贷。不相为贷者，己之气，不以人之动之而增；人之气，亦非己气之溢出以相鼓动而可伸者也。所谓士气者，合众人之气以为气。呜呼！岂有合众气以为气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壮、饥饱、劳佚之数十百人，以哄然与人相搏，其不为敌所挠败者鲜矣。故气者，用独者也。使士也以天下为志，以道义为行，以轻生死、忘贫贱为守；于以忧君父之危，伤彝伦之斁，恤生民之苦，愤忠贤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触权奸之大臣以求直；则一与一相当，捐顶踵以争得失，虽起草茅（于）[干]九阍，越其畔矣，而气固盈也。乃忧其独之不足以胜，贷于众以袭义而矜其（君）[群]，是先馁也。于己不足，而资哄然之气以兴，夫岂有九死不回之义哉？以为名高，以为势盛，惟名与势，初无定在，而强有力者得乘权以居胜地。于是死与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恶，以为天下害，斯岂足为士气之浩然者乎？
宋之多有此也，不审者以为士气之昌也，不知其气之已枵也。当李伯纪之见废，而学宫之士哄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复起，哄然再起矣；徐元杰、刘汉弼以毒死，而蔡德润等哄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董槐，而陈宜中等哄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忧国疾谗、饬彝伦、正风化者也。理以御气，而气固可伸；乃以理御气，而气配理，亦从乎人之独心而已。己正而邪者屈，己直而枉者伏。乃凡此群竞而起者，揣其志，果皆忧国如家，足以胜诸奸之诬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于而亲，信于而友，足以胜诸奸之污辱风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贫可贱，可穷可死，而一介必严，足以胜诸奸之贪叨无厌者乎？倡之者，或庶几焉。而闻风而起，见影而驰，如骛如奔，逐行随队者之不可保，十且八九也。诸奸且目笑而视之，如飞鸟之集林；庸主亦厌听之，如群蛙之喧夜。则弋获国士之名，自诩清流之党，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阽危之祸，国家亦何赖有此士哉？政之不纲也，君之不德也，奸之不戢而祸至之无日也，无能拯救。而徒大声以号之，怨诅下逮于编氓，秽迹彰闻于强敌，群情摇动，而堕其亲上死长之情。则国势之衰，风俗之薄，实自此贻之矣。辑辑翻翻，游谈之习胜，物极必反，烖必逮身。迨至蒙古入杭，群驱北徙，瘃足堕指，啼饥僦食于原野；曾无一人焉，捐此蟪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择干净土以为死所。则向之浮气坌兴、山摇川决者，今安往邪？
先王之造士也，宾之于饮，序之于射，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其尊之也，乞之而后言；其观之也，旅而后语。分之于党塾、州序，以静其志；升之于司马，而即试以功。其以立国体也，即以敦士行也。驯其气而使安也，即以专其气而使昌也。使之求诸己而无待于物也，即以公诸天下而允协于众也。故虽有乱世暴君、奸人逆党，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战国之士气张，而来嬴政之坑；东汉之士气竞，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气嚣，而召蒙古之辱。诚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诚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岂至此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安于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鱼乱于下，鸟乱于上，则网罟兴焉。气机之发，无中止之势，何轻言气哉！
〖八〗
恃险，亡道也；弃险，尤必亡之道也。恃险而亡，非险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窳而非其兵，积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险无与守，均于无险，恃险之亡，亦弃险亡之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是故守国者，不可以不知险。知险者，明乎险与非险之数，非一山之岝崿，一水之波涛，足以为险也。有可据之险，而居高积厚，以下应乎广衍之神皋，如手足处末而卫其头目，夫是之谓真险。善攻者期于争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
江东自孙氏以来，东晋、南宋因之以立国者皆百余年。长淮、大江为其障蔽，“天堑”之号，繇此而兴。而以实求之，险固不在是也。曹魏临濡须而退，石勒至寿春而返，苻坚渡淝水而奔，拓拔饮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阳而罢，完颜亮窥采石而溃，则既已全有长淮而分江之险。乃至兀术直捣建康，立马金山，东陷四明，南驰豫章，终以寝不安席，遽求北走。盖一苇之可杭，无重关之足，江东之险，不在此悠悠之带水明矣。
险不在此，则其立国而不可拔者，固有在也。昭烈有汉中，而曹仁乃却；刘弘镇襄、汉，而琅邪乃兴；桓温缚李势，而氐、羌不敢内犯；张浚督荆、襄，二吴争秦、巩，而女直息其南窥。其亡也：秦灭巴蜀，而捍关破，鄢郢举，走楚于吴，而楚以熸；魏灭蜀汉，迫西陵，王浚因以兴师东指，而孙氏以亡；宇文氏灭萧纪，下萧岿，而隋人南渡之师长驱无忌；宋俘孟昶，下高季兴，而南唐之灭易于摧枯。以是验之，江东之险在楚，楚之险在江与汉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弃上流者弃其所依。得失之枢，未有爽焉者也。
盖吴、越，委也；江、汉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从源而输于委，顺也；不得其源而求诸委，逆也。应援之相踵，刍粮之相济，甲仗车牛之相辅，顺以及之，而军无中匮之忧。顺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难也。知进之易于攻，而退之难于却，则人有致死之心。此横江而渡者之无成功，而凭高以下者之得胜算也。以守者言，击其头而手足应，制其手足而头不能援。江与汉之上流，刍粮之所给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吴、越虽已糜烂，而巴、蜀、湘、粤，可阻险以争衡；上游已就沉沦，则吴、会、越、闽，先魂夺而坐毙。苏峻据石头，而陶侃、温峤率江、湘之义旅，掩取之如笼鸟；侯景陷台城，而王僧辩、陈霸先以脃弱之粤人，网举之如游鲦。险在千里之外，而机应于桴鼓之捷，古今辙迹，无有不同焉者。
然则宋当理宗之世，岂其必亡哉？弃险以自亡，而贾似道之罪，不可胜诛。非但其纳款（拖雷）[忽必烈]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贿赂望阃帅，以柔媚掌兵权，以伉直为仇仇，以爱憎为刑赏；于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刘整叛而川蜀之亡以必，吕文焕之援绝而阳逻之渡不可复遏。迨及临安已破，江南瓦解，扬州之守犹岿然而存。江、淮之堑，不足以固江东，势所不趋，非存亡之纽明矣。故知险者，知天下之大险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闲，见为可恃，以使人骄玩者也。以南为守，而失汉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为守，而失朔方、云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资粮，而徐、泗无衔尾之运；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无屯练之兵；虽英主不能以抚中夏，况中材而际运会之屯者乎？故险者，非可恃也，尤非可弃也；此千秋之永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