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之利在广见闻，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兵之利在速征调、具粮械。三代以道路为大政，见于《周礼》《月令》《左传》《国语》诸书。西法富强尤根于此。中国道路之政久已不讲，山行则荦确，泽行则泥淖，城市芜杂，乡僻阻绝，以故人惮于出乡，物艰于致远。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凡此五学，总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一曰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至于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万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耳目聪明而后有知觉，心知灵通而后有谋虑，耳目者外国报也，心知者学堂也，气脉者铁路也。若铁路不成，五学之开未有日也。至铁路所不到之处，则先多修马路及行手车之小铁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综观东西洋各国，自三十年来无不以铁路为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网，大国有铁路数十万里，小国有铁路二三万里。［东西洋各国公设有铁路会，考求铁路利病新法，三年一举］今中国干路北起卢沟，南达广州，已归总公司建造，以后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须抵押，独修铁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无须他物，商为之则利在商，国为之则利在国，况方今东海之权，我已与西洋诸国共之，门户阻塞，如鲠在喉，若内无铁路，则五方隔绝，坐受束缚。人游行于海上，我痿痹于室中，中华岂尚有生机乎？昔魏太武讥刘宋为无足之国，以此较两国胜负之数，谓北朝多马，南朝无马也。若今日时势，海无兵轮，陆无铁路，则亦无足之国而已。及今图之，为时已晚，若再因循顾虑，恐尽为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会通第十三
《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謷，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诚”“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是西学格致之义也。［《大学》格致与西人“格致”绝不相涉，译西书者借其字耳］《周礼》土化之法，化治丝枲，饬化八材，是化学之义也。《周礼》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农学之义也。《礼运》“货恶弃地”，《中庸》言山之广大，终以宝藏兴焉，是开矿之义也。《周礼》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国专设树林部之义也。《中庸》“来百工则财用足”，夫不以商足财，而以工足财，是讲工艺、畅土货之义也。《论语》工利其器，《书》“器非求旧维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机器之义也。《论语》“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乡而必居肆，意与《管子》处工就官府同，是劝工场之义也。《周礼》训方氏训四方，观新物，是博物院、赛珍会之义也。《大学》“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国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说也。《大学》“生财大道，为之者疾”，《论语》“敏则有功”，然则工商之业、百官之政、军旅之事必贵神速，不贵迟钝可知，是工宜机器、行宜铁路之义也。《周礼》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学之义，亦即出口货无税、进口货有税及进口税随时轻重之义也。《论语》“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是武备学堂之义也。［《司马法》“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与西人交战时有医家红十字会同］《汉书》艺文志谓九流百家之学皆出于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专门学堂之义也。《左传》仲尼见郯子而学焉，是赴外国游学之义也。《内则》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聘义》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礼，是体操之义也。《学记》“不歆其艺［从郑注］，不能悦学”，是西人学堂兼有玩物适情诸器具之义也。《吕刑》“简孚有众，维貌有稽”［貌，《说文》作緢，细也］，《王制》“疑狱氾与众共之”，是讼狱凭中证之义也。《周礼》外朝询众庶，《书》谋及卿士，谋及庶人，从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义也。《论语》“众好必察，众恶必察”，是国君可散议院之义也。《王制》“史陈诗观民风，市纳价观民好”，《左传》“士传言，庶人谤，商旅市，工献艺”，是报馆之义也。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琐琐傅会者皆置不论，［若谓“神气风霆”为电学，“含万物而化光”为光学之类］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昔孔子有言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是此二语乃春秋以前相传之古说。《列子》述化人，以穆王远游，西域渐通也。邹衍谈赤县，以居临东海，商舶所传也。故埃及之古刻类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华人。然则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盖在三代之时，不待畴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后西汉甘英之通西海，东汉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腾辈之东来，法显辈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师子国有晋白围扇，中西僧徒、水陆商贾来往愈数，声教愈通，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轶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数、历法诸事，陶冶、雕织诸工，何一不今胜于古？［日食有定，自晋人已推得之］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预知。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今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如诋洋操为非，而不能用古法练必胜之兵；诋铁舰为费，而不能用民船为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如但诩借根方为东来法，而不习算学，但矜火器为元太祖征西域所遗，而不讲制造枪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综此三蔽，皆由不观其通。不通之害，口说纷呶，务言而不务行，论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则如之何？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冲淡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气，故《内经》以肝为将军之官。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责其以诬道蔽诸侯，况今之环球诸强国，谁能诬之，谁能蔽之？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胶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顺矣，廿年以来但闻此国增兵船，彼国筹新饷，争雄争长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国惧我，强国亲我，一动与欧则欧胜，与亚则亚胜，如是则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权在我也。我无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为万国笑乎？诵《孝经》以散黄巾，黄巾不听；举驱虞幡以解斗，斗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有败约者必出于战，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则东洋助顺，西洋居闲，而东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全生之说胜，则廉耻不立。”若弭兵之议一倡，则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会之成，更不复有忧危图治之心、枕戈待敌之事。各省寥寥数军，裁者不复，存者不练，器械朽败，台垒空虚，文酣武嬉，吏贪民困，忠谏不入，贤才不求，言官结舌，人才消沮，诸国见我之昏愚如此、无志如此，于是一举而分裂之，是适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劳矣乎？又有笃信公法之说者，谓公法为可恃，其愚亦与此同。夫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古来列国相持之世，其说曰力钧角勇，勇钧角智，未闻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不得与于万国公会，奚暇与我讲公法哉？知弭兵之为笑柄，悟公法之为讏言，舍求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异教相攻，自周秦之间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庄，道也，而与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与他儒家相攻。唐则儒、释相攻，后魏、北宋则老、释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欧洲因争新教、旧教，连兵相杀数十年，乃教士各争权势，藉以为乱，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然则此时为圣人之徒者，恐圣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张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来，西教堂布满中国，传教既为条约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为明旨所申禁，比因山东盗杀教士一案，德国藉口，遂踞胶州，各国乘机要求，而中国事变日亟。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如仍颓废自甘，于孔、孟之学术、政术不能实践力行，学识不足以济世用，才略不足以张国威，而徒诟厉以求胜，则何益矣？岂惟无益，学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会匪、游民藉端攘夺，无故肇衅，上贻君父之忧，下召凭陵之祸，岂志士仁人所忍为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见闻渐狎，中西之町畦渐化，若游历内地，愚夫小儿见西国衣冠者则呼噪以随之，掷石欧击以逐之，一哄而起，莫知其端，并不问其为教士、非教士，欧洲人、美洲人也。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西人非一，或税关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历，或传教，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则不知耻，于是外国动谓中国无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于俗传教堂每有荒诞残忍之事，谓取人目睛以合药物，以造镪水，以点铅而成银，此皆讹谬相沿，决不可信。［光绪十七年宜昌教案，先哄传搜获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无目者，百口一辞。及委员往，会同府县一一验视，则皆无影响，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瘪，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伤，群疑始释。又如光绪二十二年江阴教堂之案，乃系劣生向教堂索诈，埋死孩以图栽诬，城乡周知，其人当即服罪讯结。此皆近事之可凭者］试思西教创立千馀年，流行地球数十国，其新教、旧教争权攻击，则多有之矣，从无以残忍之事为口实者。若有此事，则西国之人早已尽为教堂残毁，无完肤、无遗种矣。若谓不戕西人，惟残华民，则未通中华以前，此千馀年中之药物、镪水、银条，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国所需之药物、镪水，所来之银条，一日之内即已无算，中国各省虽有教堂，又安得日毙数千万之教民，日抉数千万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语云：“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荐绅先生、缝掖儒者，皆有启导愚蒙之责，慎勿以不智为海外之人所窃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