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作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作国民？奈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从多数矣，使十得八九，犹有说也，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以此强人，则又何说？譬如三十兆之中，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其中三百七十人然，而三百三十人否者，乌得云公乎？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于公理是非，本无可言。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乃以术之穷，舍此别无他法之故。而所谓人人自治，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又非事实明矣。
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一为独治之专制，一为自治之民主者。此其言非也。当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其说已误。即谓多人赞成之政，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其说亦不尽然。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治权本民所畏，得此则所畏者，可使极微。又民之优劣，智、德、力三者，皆有可言。从众虽于智、德二者，不必皆优，而其力之胜，固若可恃。且此乃历占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自其施行之后，人类受庇，平争弭愤，所获实多。其所可言，仅此而已。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
吾辈以天演言治，深知政界中事，往往成于自然，而非由人力。独此决策从众，与尚有一事，亦为政界所通用者，乃皆实出于人为。其尚有一事为何？代表之制是已。自是二者行，西洋政法，为之大变，《社会通诠》言之悉矣。尤可异者，从众之法，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至于代表之制，则希腊、罗马两民主，所未梦见。此其原因，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市府国家，幅员小狭，民数鲜少，每有公事，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如希腊、罗马之国会，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即罗马政府，向有沁涅特Senate，以聚通国之豪，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使听国事，无所谓代表者也。
取西人之古制，以与其今制相较，则吾党见二大异焉，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夫独治众治，皆其古所有者。特所谓众治，乃指一市府之民。今之国民，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古之国民，则人人皆议员也。问何能然？则以国民甚寡之故。此其事实，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如雅里斯托芬，所制《阿加黏》一，其开场系一市墟，当会议之顷，市之四周，用新染红绳绕之，以防逸者。盖会议为国民义务，设绳所以拦众，使入会幕之中，有或逃者，绳著其衣，染成红色，是以行人避之耳。
今世邦域国家，以数十兆之民，散处数十万方弥卢Mile之地，欲守古制，即亦无从。故前者雅里斯多德有云，真国家其地幂不宜过广，民众不宜过多。假使雅里骤得今日国家治之，恐其术且无从出。何者？其所论政体，固专为市府之用也。
自代表行，而此节之难题解。所解者何？以至正大公之法制，可用之于邦域国家也。世间事往往既行之余，有若至易，而在当时，则几经困难，而后得其术。又既行之后，其发达神速，不可思议，则代表一事是已。使政界而无代表，西国演进必无如是之盛，殆可决言。须知后世思想设施，每为古人所笼罩，守而不变，不独东方为然，即西人亦复如是。有若一切盛德大业，凡人道所当为，所可为，古人莫不为者。此种拘墟，西国破之独早，乃在有明中叶之时。其原因以海道人通，累得新地，由此而勘破古人，于世界事所不及知不及为者尚夥。而古人所垂最盛之业，文章义理而外，治法是其一端，以不敢畔古，故欧洲守封建之局，终明之世，莫肯改者。直至后来，始觉此事，古人所为，亦有可以改良之处。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
虽然，诸公勿忘，我辈所谈，乃是自治之制。自治云者，吾所遵守之律令章程，乃吾所发心自定，而不由他人所压制强逼之谓也。乃今返而观之，以所立议院，有从众代表之二制，其去自治。尚隔两尘。何以言之？法出于众，所谓众者，吾之小己，不必即在其中，一也；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二也。英国户口，二十年前粗计三十七兆，而国会代表仅七百人由是推之，一民之身，其所得与于政权者，亦至微小耳。今欲讲之明白，请一一皆推广之，至于极端。一，如英之举权，本非通国所同有也，则姑以为同有。二，如英之治权，不尽出于下议院也，亦姑以为尽出于此。三，英之政令，其放任者多，乃今以为无所放任，议院得一切而干涉之。夫国民政柄之张，至于如此，然试计英民个人，其于国家政府，所实据而有者，为权几何？则不过于建立议员之时，所以定此一局政柄，当操之以何等人者，当此之时，约得其三千万分之一耳，以云其微，则真微耳。吾闻法国政家晏博论法国民权，其时乃六十年前，法国最讲中央集权之日。其言曰：“吾法人晨起揽镜，顾影见二十七兆分一之霸主而自矜，忘其全身之为奴隶。”其言可谓冷隽，而矜言自由自治之民，可以悟矣。
民权民权，彼英、法二邦，一民之权，不过如此。反而求之，至吾中国他时，以四万万之民而立宪，将一民之权，所得为何？此诸君当能自为心算，而无待吾赘言者。虽然，社会之事，有至微而必不可忽者，此类是也。故一民之政权，虽极微而不可弃，几于失之则死，得之乃生。此如鄙人尝论教育普及，其程度不必求高，但使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其程度即令极低，如能自署己名，略识方向数目之类，果能做到，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此事非从其后徵之，闻者不肯信也。其理无他，普及之为积大耳。
代表之制，欧人以行用日久，渐成自然，转不知其关系之重，亦忘始用之难。考诸历史，希腊市府，通集国人之事，其亡由于罗马。而自其制废，古民主之治，与之偕终，史谓其民之百由，亦不复见。由是并兼攻取，横讫三洲，而罗马遂为帝国。如是历数百年，治制改良，不一而足，而其古曰民主之治，卒不可复。故欧洲中叶国家，舍专制而外，无余式也。
苟求其故，则知古之所谓民主者，市府制也。幅员日广，市府之制，必不可行。虽当时亦有聚集国民，推戴总统Consul之事，然所集者，不过都邑之民。而罗马之地，则南尽非洲，北以来因、多脑两河为界。诸君若问沃古斯达何以不用代表之制，则无异怪当日之人，何以不用汽舟。夫邦域国家，且为雅里氏思想中所无有者，而幅员既广，犹用民权，真当日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术者。后人但言罗马民权废而专制兴，不知只是市府之制不能用耳。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英国始用，时当元世，其如何发现，请考《社会通诠》可也。
虽其制发现之迟如此，而至今日，则已成最要之机关。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至法民革命，大陆民权始兴，而代表议院，至千八百四十八年而后立。至于今，若以选举权利而论，德、法民所有，且过于英。总之，自市府国家，不足自存，而民会废，中经千年专制贵族之治，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觇各国自由程度焉。
第八会
前会所讲，乃国民以众治寡之制。今夕将以此制，暂行结束。但于结束之先，宜将其反对独治之制，略为宣究，庶几诸公，于现行政制，得愈明白。夫独治者，以一人而治亿兆，非今日五洲通称专制者耶？此自今人视之，有若人类之一厄，纯由小役大，弱役强，而后有如是之一果。是从政界之中，一言自由民权，则无所往而非福。一及独治专制，直无所遇而非殃。然而力征经营，奴用虏使，专制之治，固时有然。但我辈读史论世，觉独治之制，亦有不尽然者。诸公应记吾前会标一公例，谓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今言专制，此例又可见矣。盖专制之立，必有其所以立者。究其原因，起于卵翼小民，不使为强暴所鱼肉。如一国之中，强桀小侯林立，必天王专制于上，尊无与并，而后其民有一息之安。罗马之凯撒Caesar，英吉利之图德Tudor诸王，荷兰之沃郎支Prince of Orange，法兰西之元世诸下，皆以弹压群雄，为国民所归命，即因之而擅专制之柄。旧史具在，可复案也。即今俄国国民，方争立宪，其国往者，固专制中最坚之形式，国民附于沙皇［①］Tsar者最久。夷考其由，亦以非尊主权，无以制压布哇尔B0yars 诸酋之故。当日有女主，名安那者，以受布哇尔宪法，国民转群起叛之，必待毁此，而后相安。何者？彼知使俄皇而不专制，但为群下傀儡，将国民无喘息之时故也。即论今日之事，群下汹汹，笃而言之，亦非以尼古拉第二之专制也，乃缘此制既敝，大柄旁落，为群臣藩镇之所囚拘，侵剥下民，败坏国事。诸公既治此学，遇此等处，政宜细为分别，不可随众依人为议论也。
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此与诸公平日所闻诸学生志士者，无乃异欤？虽然，历史事实，不可尽诬，而不佞亦非为顽固者游说。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
更有进者，欲知专制一名词，所以为西人言治所深恶而痛绝者，宜察其中尚有他说存焉。盖西人以治权之出，有二本之不同，而不佞则以为一本而已。请先明二本之说：二本者，彼谓治权之出，有自上而达下者，有自下而逮上者，二者厘然，若旦夜之不可以合。入继大统，缵承丕基，以厥先祖父，受命自天，奄有此国。故诏书称制，各国皆同，而群下无敢越志。如此治权，当民情极为爱戴之时，则曰民之父母，名正言顺，此所谓自上达下者也。顾今之议者，则曰国民非王者之子女，即如前言，亦亶聪明首出庶物，而后作民父母。乃生帷幕而长阿保者，果亶聪明而首出庶物矣乎？必不然矣。是故其说不足存也。曰自下逮上者，彼人君之有权，不过为国权之所托付者耳。元后者，一国之公仆也。国有兆民，举其分子虽甚贱，而其全体则至尊小而譬之，国之君王，正如会邸公司之有经理领袖书记，乃社众畀之以权，取达社众之目的，非其人本有权利，而应为一公司一会邸之长魁也。假使其人行事，与社众之主义背驰，乃至群情不合者过半，斯其人义应告休，否则逐之可也。此等义法，卢梭《民约》，推勘最详。自其说兴，革命风潮，因之大起，此所谓国民无上之义是已。故挽近欧洲，以民主为最正之治制。乃至革命之世，兵权既盛，颇不乏专制之夫。如英之可仑谟尔Crommell，法之拿破仑，其侵夺黔首自由，岂减察理第一CharlesI、路易十四L0ulsXⅣ。而人不之攻者，则以为彼之得权，乃由民自乐与之，彼之行权，亦为国民而后有事，与旧君保其世及之权，而自上达下者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