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权力游戏

·战国名臣如何靠女人上位

自古男子靠女子上位的事情屡见不鲜，尤以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多见。女人在当时更多的是用作政治互通的桥梁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西施入吴、秦晋之好、李园卖妹，等等。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战国时期利用女子求荣的权臣上位经历，引为趣谈乐事，其中的手段毒辣、处心积虑令人叹为观止。

首先要讲的必然是一代权臣吕不韦，他的权力之路是在两个女人的帮助之下才走得如此顺畅，第一个是华阳夫人，第二便是秦始皇之母赵姬。

说起华阳夫人，熟知历史的人都知道她是秦昭王的儿媳，太子安国君即秦孝文王最宠爱的夫人。当时的吕不韦相中了在赵国做人质的安国君之子子楚，本着奇货可居的心态，待子楚千百般好。虽然明面上，吕不韦是想借子楚进入秦国的政治体系，但是子楚毕竟不受宠，又远在赵国，因此吕不韦必先做的就是令子楚上位。而子楚怎么上位呢，最直接也是最快的方法就是仰仗安国君身边的女人，让“枕边风”来起作用。

果然一切如吕不韦所安排，先是令子楚讨好华阳夫人，拜其为母。面对华阳夫人，吕不韦大体是如下这番说辞：“鄙人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一旦色衰便是爱弛，如今您虽然集三千宠爱，但是这种宠爱也会慢慢变少，况且您还没有孩子依仗，不如趁早在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且孝顺的人收为养子，捧他上位，这样一来，您自己也就有了靠山，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这番话正说到了华阳夫人的心坎里，吕不韦立刻就赢得华阳的信任和支撑，子楚也因此顺利继承秦孝文王之位，成为秦庄襄王。

第二个帮助吕不韦上位的女人就是赵姬。她原本是吕不韦的一个宠妾，因其美貌而赢得子楚的喜爱，吕不韦就是靠着她先一步夺得子楚的心，令子楚为自己所摆布。在正史当中有过隐约影射，言吕不韦令赵姬有孕之后才使其侍奉子楚；野史中也有记述，赵姬怀上吕不韦之子后才与子楚结合，子楚懵然不知，后来赵姬所生的孩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嬴政，这就是极为出名的“以吕易赢”。

撇开秦始皇的身世不谈，也不讲吕不韦后来的下场如何。只看吕不韦能准确抓住两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女人来赢得权利的作为，即知其手段之厉害。

再看另一个机关算尽的战国文士——赵国李园。如果要讲李园的权利之路，不得不提的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养士的风气极重，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四人皆是“食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李园未发迹之前只是春申君的一个小小的舍人，并没有特别出色的才能，可是他拥有一个貌美如花且能歌善舞的妹妹，这也就成了李园发迹的资本。

在当时，赵国的美女历来受各国王室贵族的爱宠。李园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脑筋大动。一次，他故意向春申君请探亲假，接着延迟数日归来。春申君问起原因，他故作姿态地说：“齐王派遣使臣求聘鄙人的妹妹，鄙人因为陪同使臣喝酒，故而归迟。”春申君一听李渊的妹妹竟然能被齐王看中，想必姿色瑰丽，顿时有了兴趣。李园趁机将妹妹奉献给春申君，其妹因冒昧又深谙权术，立刻得到了春申君的宠幸，一个月后就有了身孕。

得到春申君的喜爱并非是李园的最终目的，他仰望的其实是王位。在妹妹怀孕之后，他令妹妹采用枕边风的方式劝说春申君，施了与吕不韦同样的招数——“以黄易楚”。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设防让春申君将李园的妹妹进献给楚王。楚王虽然后宫佳丽无数，但是却无一男半女，而李园之妹刚刚怀孕，尚未有人知道，只要此时令楚王召幸李氏，在一两个月后爆出李氏有孕，这样李氏必成楚王心头挚爱，其子也会顺利成为太子，取得王位。

春申君听了这番劝说，食指大动。他本就拥有极强的权力欲望，一心觊觎王权，却恐楚王忌惮他“功高盖主”而打压他，正愁苦无良策，如今这招“偷梁换柱”正和他意。于是他着手安排楚王与李氏见面，后者很快即成为楚王的心头肉。不久，李氏生育一个儿子，起名为悼，立为太子，而李园的妹妹自然就是王后了。

后来，李园过河拆桥，豢养大量死士刺杀春申君，成功将之取缔，而他也在他妹妹所生孩子登基成为楚幽王（前240-前228年）时独揽朝政长达十数年。

只看吕不韦和李园之辈，尽管其结局惨淡，但他们的权力争夺历程却是步步溅血，机关算尽，不择手段。女人在他们的眼中，是最好的争权夺宠工具，借着这些粉红娇娘，他们也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尝尽荣华富贵、大权在握的滋味。

·秦赵渑池会幕后的权利角逐

战国争霸的硝烟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经过太史公的妙笔渲染，七国争雄的历史早已深入人心。秦赵渑池之会的故事也是家喻户晓，千古流传。渑池会树立了蔺相如不畏强秦、力挽狂澜的高大形象。但是，仅凭蔺相如一人之力、口舌机智就能如此简单地战胜秦国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渑池会也只是秦赵之间共同利益的双赢结果，这与战国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

公元前279年，战国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东西方的强国赵国和秦国相争，死伤无数。楚齐则趁机崛起。为了遏制楚齐的力量，秦昭王约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秦国君臣曾欲欺辱赵王，赵方以蔺相如为首毫不示弱，处处反击。最后双方达成共识，秦赵之间停止战争。

在渑池会5年之前，即公元前284年，战国形势又是另一片情景。东方强国齐国与西方强国秦国争霸，实力不相上下。秦国联合六国共抗齐国，齐国在六国的合攻之下一败涂地。秦国唯一的对手消失之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秦国灭齐的目的达到后，他与其他五国之间的盟约也正式结束，双方又站在了敌对的位置之上。秦国攻占了魏国之东的一大块地盘，并长驱直下，阻断了燕赵与楚、魏、韩之间的联系，这是秦国为统一天下作出的第一步。

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成为东方继齐之后的第二强国。在东方强国齐国衰败之后，处于东方的第二个强国赵国逐渐强大起来。赵国在东方取得本属于齐的富庶之地——河间，经济实力大增。加上赵惠文王的经营，任用一代名将廉颇，名相蔺相如，使得赵国的政治实力更为增强。强大的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经济实力，使赵国成长为东方大国，也是秦国最强劲的对手。

公元前283年，秦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愿望，作出了第二步措施：攻打魏国，直取魏都大梁。燕赵两国出兵二十万援救魏国。秦国无奈之下只能放弃攻打魏国。这一事件让秦赵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秦赵敌对的形势逐渐形成。

秦国为了攻打赵国，与楚、魏、韩、魏联盟，对赵国形成了包围之势。孤立的赵国只剩下燕国一个盟友。然而赵国并没有意识到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依然连年伐魏，这给了秦国攻打赵国西境一个可乘之机，秦大将白起攻取了蔺、祈、石和光狼等城。面对如此形势，赵国被迫停止对魏的进攻，集中兵力对付秦国。直到公元前279年，四年内，秦赵之间连连征战，双都势均力敌，一直并未分出胜负。

在这四年之间，衰退的齐国又奇迹般的复活。以田单为首的齐军打败了燕军主力，收复了齐国的大量失地，齐国席卷之势给赵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同时，与秦有盟约的楚国也趁着秦赵胶着之际逐渐壮大，率军反攻秦国，打入秦的巴郡地区，攻取了旧巴国的都城枳（今涪陵），秦国的后方基地巴蜀地区面临着丧失的危险。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势均力敌的秦赵之间如果开战，必然受到楚齐的威胁，这对秦赵双方来讲毫无益处。秦赵两国基于实力基本平衡、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之下，于公元前279年在渑池相会，秦赵罢战讲和。随后，赵军集中力量攻打齐国，秦军集中主力攻打楚国，齐楚两国的复兴美梦在秦赵铁拳痛击下破灭了。

因此，秦赵两国渑池会，实质上是一场强国与强国之间的外交会晤，是两大强国在实力基本平衡之下的一次战略妥协。两国共同面对的国际形势，使得两国能够达成共同的默契，也只有建立起彼此间较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才能够转移主力粉碎齐楚的复兴企图。所以，形势已经决定了秦赵两强必须化干戈为玉帛。

秦赵破楚齐之后，秦赵双方又开始了敌对的状态，两国争霸重新开始。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渑池会只是秦赵两国基于外交形势所做的暂时妥协。

·徐福出海，目的为纳古日本入秦国

根据历史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曾派徐福出海远航求长生不死之药。历代都将始皇帝此举看作是求仙问道的耗资旅行，但究其根源却是不然。考究徐福东渡的种种举动以及秦始皇在徐福出行前后的表现，即可发现，始皇帝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几颗仙药那么简单。

史籍中讲到，秦始皇第一次东巡至琅玡山，面临广袤的东海感慨万分。齐地方士徐福就是在此时觐见始皇帝，上书陈情东渡。上书里称，海外有三座神山，乃仙人居住地，无数灵丹妙药就在其中，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不可否认，任何帝王听到仙丹妙药都会怦然心动，因此始皇帝立刻派了几千人给徐福，委托他出海寻药。

但是，徐福的一本上书就如此轻易地打动了秦始皇么，恐怕另有玄机，这从后来徐福出海归来的种种迹象中可以看出，秦始皇的目的并不单纯。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皇帝，秦始皇有着前所未有的统一天下野心，因此当未知的领域在他可以企及的地方，这对于他来说不能不称之为一个可以占有的诱惑。

据《史记》中载，“三神山”确有其处，其中所指的蓬莱应当不是今山东蓬莱，很可能是日本的北九州岛；“方丈”则可能是韩国的济州岛；瀛洲恐为琉球，即台湾岛。秦始皇派徐福去找这三座神山，徐福一去经年，回来时不但一无所获，连带去的几千人都不见了，但是秦始皇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又让他带着百谷百工和三千童男童女再去一次。既然是去仙岛，岛上居住的是可以变化万千的仙人，不食人间烟火，何须如此多的人去岛上添乱。可见秦始皇此举更像是开荒拓土，而非求仙寻药。

另外，史载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对于鬼神并不青睐，直至晚年才迷恋上长生不老之说，因此，派徐福出海时正当壮年的他不太可能单纯去求药。

再者，后世对于徐福东渡到达地区的考证，也验证了始皇帝拓土的终极目标。《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讲到，淮南王刘安与门客伍被闲谈，讲到徐福所去的地方“平原广泽”。经今天的考古人员深入挖掘发现，所谓“平原”正是今天的日本诸岛。日本的“弥生文化”时期（公元前200多年，终至公元后300多年）出土的文物也存在着徐福东渡的蛛丝马迹。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不出百年即掌握了铜铁等生产技术和水稻种植技术，进入到了“弥生文化”期。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古日本进化之速度很不寻常，并且“弥生文化”与“绳纹文化”根本不具备传承关系，更可以看出“弥生文化”的产生更像是外来品导致。

不仅如此，日本学者也认为，弥生文化的遗址里发现的铜剑和铜镜铸造原料来自于中国，在日本为回炉重铸。从历史文物的证据方面，足以说明徐福将秦朝的文明传到了日本。

综上所述，徐福受秦始皇之命确有到过日本，非但如此，秦始皇还派徐福二次东渡，绝不仅仅是为了探索三神山求仙丹妙药这么简单，更深的目的是为了将古日本诸岛纳入自己的统治范畴。可惜的是，徐福二次东渡之后再也没有回国，从此音讯渺茫，秦始皇“求仙问药”的事情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袁绍为何希望献帝赶紧被人杀了或废了

自古帝王难当，虽然皇权至高无上，但一旦生不逢时，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不过是权臣手中的工具。同样身为权臣，实力丰厚的袁绍和羽翼未丰的曹操对待“汉天子”献帝的态度迥然不同。对于曹操来说，势单力薄的他急需借“天子”之名，凝聚人心，充实自己的力量。而袁绍则一直期待有名无实的献帝早日驾鹤西去或者从龙椅上走下来。

在河北建功立业之时，袁绍的谋士沮授一直主张袁绍抓住机遇迎奉献帝，使其出兵有礼。尽管沮授的献策从“经大驾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变为“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天子的态度也从拥护到利用。可早有异心的袁绍对此听若未闻，“令诸侯”才是袁绍一生的梦想，“复宗庙”甚至“迎献帝”袁绍根本没有想过。并非袁绍不忠不孝，而是他迎丰汉天子根本是自找麻烦。

其一，袁绍兵强马壮，实力强大，对于这样的袁绍而言天子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根本不需要借“汉天子”之名，利用过了气的天子承认自己的实力。其二，当时社会的主流判断就是大汉将亡。与其拯救一个气数将近的朝代，和整个社会对着干，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自己建立新的朝代。其三，退一步讲，即使选择支持汉天子，袁绍也会选择他看中的刘虞，而不是董卓扶保的刘协。他太清楚在废立问题上臣子绝没有犯错的机会。一旦走错一步，就是兔死狗烹的下场。要是他选错了人，扶植一个大权独揽的帝王，只会加速他的死亡。

基于以上三点，袁绍绝不会有长期迎丰献帝的想法，他更希望借别人之手杀了献帝或废了先帝。在巩固自己权势的同时，打击对方。而且从曹操以后的行动来看，想来曹操对于献帝也只有利用之心，绝非真心想要中兴汉室。曹操势力膨胀之后，对于献帝的安置正应了那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他怎么也没料到经验中短命的帝王刘协，非但没有在煎熬中死去，反而活得顽强，留下“我为文王”的遗言，把长命的献帝留给儿子处理。所以袁绍的想法大概也是同时期有权有势的人共同的想法。他期盼献帝被废或被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想来就算袁绍最终灭了同时期挟天子的曹操，也不会选择拥立董卓选定的刘协，把这个如说丧家犬的人物捧上高高的龙椅之上和自己作对。就算他担心师出无名，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登基为帝，也完全可以拥立一个刘姓的孩童作为傀儡皇帝操控在手中。献帝于他当之是除之而后快的一个包袱。

·“隆中对”实则分天下

如果只从《三国演义》的角度看，刘备似是一个仁德的人，他并非是为了得到天下而起兵，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为了汉室江山不落入奸臣之手，更是为了自身血统上的责任而战的。但事实上，刘备其实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不甘人下，不甘落魄，是一心想要天下的人。这一点从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看出来。

“隆中对”中，发现了刘备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在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提出了“天下三分”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由诸葛亮提出的，却是刘备自导自演的一场政治阴谋。

关于三分天下的论点，本是由刘备引出的，他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告诉他，现在天下的形式——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可能与之直接抗衡了，而坐拥江东的孙权已经在江东盘根错节，也是不能轻易铲除之。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他们应该立足于巴蜀，安抚百姓，和孙权结盟，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光复汉室。

然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却深得刘备的心思，让后者十分的满意。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三分天下本就是刘备的想法。

原本刘备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在人生的前期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山穷水尽的生活，十分不顺畅。当诸葛亮和他谈论天下时，刘备已是年近五十的人了。他的人生经历早就告诉了他现在天下的形式，他自己明白他是无法和曹操和孙权相抗衡的。所以在刘备心理最理想的状态不是相争而是共存，所以诸葛亮的分析可以说深得他心。

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想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指示。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便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实力雄厚的曹操为什么不肯当皇帝

一代枭雄曹操，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凭借对权谋与智慧的妙用，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拔地而起。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如此优势，枭雄奋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宏图霸业，开创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曾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其“知天命”之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最终没有承接“天命”登上帝位，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尝试解开谜题者，百试不殆，述其原因如下：

1.背不起乱臣贼子的骂名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而天下大乱，但纲常伦理、忠孝礼义仍在。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亦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争权夺利、内征外战的血雨腥风中，一直以天子之名出师，以捍卫朝廷的名义进行。曹操深知，如果自己废献帝，登帝位，那他将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难逃今生来世历朝万代的唾弃与责骂。这是一代枭雄背负不起的重担，曹操也不例外。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绝不是篡权夺位的“奸佞小人”，而是忠心辅政的“贤能将相”。足见其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之深，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2.经不住群起而攻之的激战

虽然曹操已取得了对汉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仍局限于北方，东南、西南的孙权、刘备亦非等闲之辈。曹操如果贸然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让孙权、刘备等人有了一个讨伐乱臣贼子的幌子，继而带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如此一来，他苦心经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流水东去，难挽狂澜，不仅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更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惨烈的激战。任其再怎么兵精将良，一旦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胜算可想而知，亦难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心思缜密的曹操，又岂会为了一时的痛快而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3.看不上虚名而重实权

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务实作风。称帝不过是多得了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落井下石之罪，要它何用？

一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似乎道出了枭雄的心愿，点破了曹操宁为儿子铺路也不愿自己称帝的决心。然其心中真实的想法，历千年涤荡仍扑朔迷离，但凭后人评述。

·司马昭杀嵇康岂止为泄愤

嵇康缘何被杀？两晋的史学家都有记载，却是偏颇一词，不足全信。我们姑且从论证的角度给读者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让历史带我们去了解嵇康的生前死后。

第一种说法是：祸起吕安一案，后遭钟会陷害。

鉴于嵇康在魏晋时期的影响力，高干子弟钟会郁结嵇康之名提高自己在名士中的地位，但嵇康深恶此人，便对钟会不予理会，由此钟会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偏不凑巧，嵇康的好友吕安有个漂亮的妻子，其兄吕巽垂涎弟妻美色已久，趁吕安外出，将弟妻灌醉进而奸污，并陷害其弟不孝曾殴打母亲，因此吕安也身陷囹圄，嵇康为了向官府说明真相也被传召至官府。这个时候在庭审的时候一个在幕后等了很久的小人钟会出现了，他告诉司马昭：“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又说，当时曹氏心腹将领毋丘俭起兵造反的时候，嵇康就极力支持，嵇康、吕安这些平时言论放荡，不拘礼法，有违孝道。做皇帝切不可留这样的人，应尽早除之。帝听会言，遂杀嵇康。

这个说法有很多逻辑不通的地方，第一，告吕安不孝，需要有足够的证据，魏晋以孝治天下，不孝乃是大罪，不可妄下结论，必须有吕安母亲的证词才可定罪。第二、就当吕安不孝，但是有阮籍在母亲服丧期间曾饮酒吃肉，司马昭并没有追究，但是此案为何一定要治吕安死罪呢？这就有失司法的公正性。

另外，钟会陷害嵇康之词也有不通之处。第一，毋丘俭反叛的时候，嵇康已移居山阳，也就是说嵇康有不在场的证据。第二，魏晋时代名士们大都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如若按此定罪，当诛者何止吕安一人？

第二种说法：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嵇康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曹操的孙女婿，前文我们也提到嵇康曾在山阳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他地方也无所谓，山阳这个地方司马氏就比较敏感因为汉献帝被贬以后就曾在这里居住过，嵇康难道是思故主？这个罪名可不轻啊，够杀嵇康一千回的。

嵇康从来都不与司马氏往来，好友山涛举荐其出任吏部郎，他不光拒绝还写了与山涛的《绝交书》。司马昭曾欲借嵇康的影响力为自己正名，但嵇康却以“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这在名义上已经表达了对司马氏篡位的驳斥。更为要命的是，嵇康在当时太有影响力了，在吕安案被捕入狱以后，三千太学生请愿，而且打出如不释放嵇康他们愿意和嵇康一起坐牢，这下把司马昭给镇住了，她没有想到嵇康在文士中有如此之高的影响力，这严重地威胁到了他执政的基础，他于是下定决心必除嵇康而后快。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死有两条线，一明一暗。明的一条是吕安一案，暗的是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反对司马氏篡曹魏天下，两条线就注定嵇康必遭杀身之祸。诸多两晋的史学家掩耳盗铃，替司马氏掩饰罪行，而是把嵇康的死归罪于钟会的诬陷，这就导致很多迷信正史的人，对嵇康的死因不加怀疑，导致我们从没有看到事实的真相。

·明代英雄人物如何沦为政治牺牲品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缺少力挽狂澜的气质，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在明朝就有这么一位从平民阶层走出的硬朗人物。如果不是他在蒙古瓦剌部进犯京师的城市保卫战中大喊“主张南迁者，罪当斩首！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大势便去”。或许明朝的历史就得重新书写了。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免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由于蒙古瓦拉部侵犯大明江山，英宗采纳宦官王振的建议亲自抵抗外族的侵犯，由于组织不周且前线指挥由宦官独断导致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英宗被俘。这是人心惶惶，于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九月郕王即帝位，为明景帝。在瓦剌挟持英宗迫使大明偷袭计谋不成，后被于谦大败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

景泰元年（1450年），瓦剌部向大明请和，并归还英宗。八月，明王朝接回英宗，但是一朝不能有两个皇帝，于是英宗就成了“上皇”，由于英宗的归来各地政局产生了一些动荡，后都被于谦平定。

景泰八年，将军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宫廷政变，拥立英宗重登大宝，就在当天于谦就被传命逮捕。于谦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罪至当诛。石亨曾是于谦的部下，经于谦提拔才至将军位，在京师保卫战中也曾立过战功，但是此人经常藐视大明律且多行不义，于谦曾就此参劾他，他由此对于谦恨之入骨。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在京师被围的时候他就是力劝迁都的一派，京师保卫战后景泰罢免了徐珵的官职，为此他托于谦替自己向景泰求情，无奈景泰对徐珵极为反感，复官不成，他将这笔仇怨就记在了于谦头上。

英宗作为这场斗争的直接受害者，在饱经瓦剌被俘之苦后归朝后却被封为“上皇”，但当石亨等人力主要杀于谦的时候，他却公正地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这时力主要杀于谦的人就把当年其“社稷为重，君为轻”，不顾英宗死活的主张告诉了英宗，甚至还强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刚刚拥立你做皇帝要肃清朝野，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杀于谦，有谁会承认新皇帝？”这样英宗才痛下决心杀了于谦。

与于谦同被逮捕的王文受刑时为自己辩解，于谦却高声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英宗在下令搜查于谦家的时候才发现，于谦的家里除了打仗用得盔甲和剑器外竟再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了。

据史料记载，于谦“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石亨、徐有贞等要赶尽杀绝，宦官裴某救于谦的儿子逃过奸党的追杀，还有人不顾个人生死收敛于谦的遗骸。

成化初年，于谦的儿子于冕被赦免，他上疏为父申冤，这才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和赐祭。皇帝的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其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其实于谦并不需要皇帝的所谓嘉奖，因为这些所谓的天子似乎并没有评价于谦的资格，明英宗之前有过无数的皇帝，在他之后还会有很多，而于谦是独一无二的。

·清政府为何不敢让外国使节进驻北京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承德避暑山庄，英帝国所派使臣马格尔尼子爵觐见，一干人等因为不肯行清朝的双膝跪拜礼，而与和珅等重臣相持不下。乾隆皇帝被扰得不堪忍受，于是允许马格尔尼子爵等人可以行单膝跪拜礼。此时正逢乾隆皇帝生日，马格尔尼子爵还带来了生日礼物。不过，马格尔尼子爵的目的并不是来给中国的皇帝庆生，而是带着英皇的意愿，希望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贸易，并希望英国在北京设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

马嘎尔尼信誓旦旦地来，望“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仅仅开放广州一个贸易窗口并不足以称其海外贸易，希望还能增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但是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他，并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否则必定“驱逐出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面前，马格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乾隆皇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自己祝寿典礼结束之后，便派人一再催促马格尔尼使团起程回国。马格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带着一堆乾隆赐予的无用之物，经广州败兴而归。更不用提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的问题了。

61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一次，英美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明确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不敢答应。按道理来讲，乾隆皇帝敢于断然拒绝英国设驻京办事处，是因为大清帝国仍处在隆盛时期，敢于与英国分庭抗礼，但面对败局的咸丰皇帝，为什么也同样拒绝英美的要求呢？一切可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处追究。

清廷不敢答应外国人在北京设立领事馆，担心有二：第一，清廷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特命外务大臣，一旦驻华使节进驻北京，就会威慑朝廷，直接向皇帝施压，使得外务大臣形同虚设，而皇帝也将面临被逼迫的境地；其二，各国驻华使节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宗教思想均与中土封建思想相左。雍正皇帝时期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思想有动摇大清根本的嫌疑。所以，乾隆、咸丰皇帝不敢让使节进驻北京也是这个原因。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多次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会一拖再拖，不让其进入北京半步，宁可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也不同意此事。

由于清王朝没有认清外国驻华使节和领事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失去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外国人性格的机会，也就因此令本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大为吃亏，而殖民帝国借此机会逐步剥削中国。后果之严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