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
千人一面的文学时代早就成为了历史，文坛的表情总是千姿百态的，“千变万化”才是它的常态。作为最活跃的文学生力军，青年小说家们更需要不断突破定型的拘囿，并随着不断的写作锤炼，变“小技”为“大气”，由“雕虫”而“雕龙”。名噪一时的“新生代”蝉蜕为今日的“新活力”，就是青年写作不断自觉调整并有效超越的结果。
告别与展开
九十年代“新生代”异军突起，如今回头翻检，它最大的贡献是把“日常生活”的艺术观念与“身体修辞”融为一体，消解既往的英雄戏剧化的理想型创作，把感同身受的世俗体验推向前台。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精神性的凌空高蹈，到“新生代”的笔底已是身体性的贴地逡巡。作家的角色也相应地从代言者或“大写的人”的制造者，彻底转换为“人民”的一员或者“个人”遭遇的记述者。叙述的真切性——而不是故事或者精神的感染性——成为衡量新小说的重要尺度，于是对“新生代”的道德指控便随之而来。你想想，一个高大的英雄挺身而出，指出我们生活的重大矛盾之所在，带领我们向前奔驰，这样的作品，时代和家长都寄予厚望；而“新生代”辜负的恰恰是这种美好的神话和童话的向往，让一个个面色与心地不甚清洁的男女闲逛街头，或大大咧咧声色犬马，或神情虚弱自我封闭，怎能不让“良知”持有者嗤之以鼻。到了一九九八年，朱文、韩东等发起的“断裂问卷”的出现，标志他们与传统也可以叫做正统的文坛的对峙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成了日后经常被人提起的“断裂事件”。“新生代”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分化，甚至可以说，“新生代“这一词迅速缩略，为”断裂事件”的几位核心作家所专署。
“新生代”经典作品：韩东的《交叉跑动》、《障碍》，朱文的《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李冯的《一周半》、《十六世纪的卖油郎》、《孔子》，吴晨骏的《梦境》，张生的《结局或开始》，海力洪的《药片的精神》等。
就像当年告别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写作一样，告别“新生代”势在必行。新生代已经整体上“中年”化了，故事类型化之后，相应的品类规则相对僵化，语风大同小异，叙述上顺滑严密，没有什么明显纰漏，只是活力与冲突不见了踪影。昔日那个善于捣乱的“新生代”形象，用重复性动作腻歪着读者，那个正逢“边缘化”的时代而降生的闯将，已经退到了俗化旋涡的中心地带，活力已经消散，毫无创新意义的可以复制的“新生代”标准像，已经破坏了读者的视觉，在不求表达精神话语的探索中，也渐渐丧失了格调。“新生代”因为不痛不痒、世故圆通，已经在文学前沿消失。
也许是“断裂”事件用力过猛了，此后我们再没有听到发自青年写作群落的更为尖锐的声音。让作品默默地说话，总是比宣言、表演或者运动来得厚道扎实。一九九八年之后，诸多非榜样性的“新生代”作家已经走出“新生代”写作的套式，展示了新的可能性。即便初试身手的新秀们们也没有完全遵循现有的“新生代”格套，而是表现出更为丰富的前沿探索热情。如果我们再用“新生代”来框定他们则是不负责任愚蠢之极的削足适履之举。从目前的情况看，从大范围的“新生代”发展派生出来的青年作家，都在自觉地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现实参与功能。即便是隐喻性的写作，我们也能读出更大含量的内容，过去的那种狭窄的个人抚慰式的写作正在为更宽广的生命思虑所刷新，他们表达着各自独到的体验、发现和丰富的想象而且比以往更多地指向个人生命和精神处境。在将人生与社会场景做充分的情景化理解之上，作家与历史生活切肤摩擦的痛感正赋予青年写作以强劲的动力，个人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成为他们思考、叙述的主体内容。这就是质感丰盈的新活力。
——“新活力”，一个雄心勃勃朝气蒸腾的青年文学图景，一个以世界文学经典发展史和本土历史、显示生态为参照系的新的青年文学时代，在不事张扬的建设中，已经蔚为大观，势成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
新活力肖像选
他们是：毕飞宇、李洱、红柯、艾伟、荆歌、叶弥等。他们都曾是广义上的“新生代”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家，但是，跟理论上的“新生代”一直保持着明显的个性距离。他们每个人都有别人难以模仿不可复制的写作方位，更重要的是，他们写作自然地跟本土的风情、心理、历史、现实发生关系，而角度和力度令人惊奇。他们各自所创造的《青衣》、《玉米》，《遗忘》、《花腔》、《龙凤呈祥》，《美利奴羊》、《吹牛》、《西去的骑手》，《越野赛跑》、《爱人同志》、《小卖店》，《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美哉少年》、《天鹅绒》、《明月寺》、《猛虎》等不仅标志着目前青年写作的最高水准，也是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曲线迤逦延伸到今天的波峰。
毕飞宇，一个天资聪颖的人，加上勤勉认真地爱惜每一个字句，写小说难免就成了小说精，成了精依然精益求精。这就是毕飞宇，一个不可多得的独出机杼的作家。他让我们知道人的细密的感应往往连筋带肉地牵扯着他（她）的境遇，人的向往以及为向往而挣扎的过程往往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让我们怀着悲悯，看一些原本美好的东西是如何由原初的美好、坚韧的追望走向残忍的破碎的。《青衣》里的三代青衣在日程生活里的代际冲突变得越来越酷烈。为获得A角席位而进行的争斗，在不同时代里，显得那样虚妄。决定A角的，总是戏外的那个时代的A角。《玉米》从一个少女性格、心理和命运的小小隐秘之地，透视的却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潜在秩序。聪明善感的村长之女以独有的以静制动，打击与父亲胡搞的女人；嫁给空军飞行员的梦明亮的时候光彩四射，暗淡的当口阴森可怖；她看清了自己的掉价跟父亲失去权力的关系，咬紧牙关身许只会说“好”的“革委会”头目。故事以此而告终。《玉米》，也可以看成关于一个纯粹的村姑的成长小说。《玉米》、《玉秀》、《玉秧》，所有的叙述都是属于人物的，没有一句故作广袤之语，但她们的每一个小小的表情都可能充满了弦外之音。玉米、玉秀和玉秧，虽然分别成长在各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但她们也揭出了今天我们生活的底细，那是乡土中国的活生生的牵心扯肺的写照。
李洱，从早期的《导师死了》、《现场》、《喑哑的声音》、《午后的诗学》到后来的《遗忘》和《花腔》，虽然一直没有离开他写知识分子的擅长，但是他是青年作家中自我跨度最大的写作完成度最高的一个。他用中短篇表达了对现状的戏谑式的批判之后，接下来的两个长篇把触角深深地扎向被遮蔽雪藏的历史，一部比一部更具内在的颠覆力量。《遗忘》里的故事是荒诞的，荒诞里有令人惊怵的真实性——表层的倾向是针砭的，指向高等教育某种荒唐颓败的事实；深在的用意在于，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文化宝库之中，存在着为某种阴谋寻找堂而皇之的借口和凭据的无限用场，最悖谬的臆想也能从中找到真实性的印证。《花腔》则把触角伸向了现代史。一个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的消失的解谜过程，在几个当事者叙事人的讲述里，真假莫辨。不管是一个多么大的人物，是让他成为烈士还是成为奸细，是死了（包括让他如何死）还是幽闭了起来，都不是个人（主人公的名字与此谐音，名叫葛仁）能自主的，只有最强力的“花腔”才能决定。不明就里的人们在华丽的花腔引领之下，难以察觉的正是个人生命的呼吸。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文化传统与知识者生态的关系、个人与历史需要的关系，这些二十世纪中重要的文学母题，到李洱这里，无论写法还是意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无论谐趣性还是庄重性，《花腔》都可以看做毋庸置疑的巅峰之作。
红柯，在内地读者眼里，通过他我们知道，西部是传奇的地域。八十年代“先锋”作家杨争光的西部传奇氤氲着阴森的杀气和人性的乖戾，九十年代张承志的作品把西部的血泪、艰难和仇视以激愤的言语方式表达出来，而到了红柯这里西部的美和干净、温情和英雄性格，成为他个人西部生活感遇之下的真切倾说。《吹牛》里两个酒醉牧人的对话如同旋曲般涤荡世俗人心，《美丽牧羊》、《阿力麻里》《金色阿尔泰》等，我们读到的是深挚的爱意；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是民国民间发生在西部的壮美凝重、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战场的酷烈和人物性格的交手，是传说中的故事带上了“尕”气。它使得日渐慵懒和老气横秋的文坛，重新获得了血性的激活。红柯笔下的梦幻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所枕着的是西部，绝不狭隘凶毒，他宽广无边，雄浑无涯美爱无尽。
艾伟，他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文学的艺术力量：文字的、思想的、想象的、结构的、命运的、人性的、欲求的、时代的……各种各样杂糅起来的力量，变本加厉，抟捏扭曲，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任你如何折腾，总是难以廓清，令人徒叹奈何。《越野赛跑》虚构了一匹白色的军马，它和现实中的村庄之间，从六十年代开始以后的三十年间，构成了相互比照相互隐喻的世界：飞升的想象与动荡的现实，都是激情和奇迹的渊薮，胆大妄为的技法下面是放荡不羁的心绪。艾维用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屈伸于母土的灵魂史。《爱人同志》探向往日英雄和圣母情结的沉沦过程。主人公张小影宁愿靠虚拟的方式等待自己辉煌的“圣母”时代的回返，而当年的战斗英雄已经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在小说里面，两性的隐秘、精神与肉体的撕裂、时代变迁与身心伤痛、光辉岁月的记忆与饱受冷落时的幻想等等，不仅道出了世态炎凉，更体现出了人性的病灶。《爱人同志》也是“新活力”作品中最富现实勇气的佳作。
荆歌，他的小说一向给人自如的阅读感觉。九十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漂移》和《粉尘》带着比较明显的“后先锋”与“新生代”观念遗迹，叙述技巧突出，人物行为意识大于对小说本体统一性的考虑，缺少一种相对较为整饬的自然天成的叙事能力；但是到了《枪毙》以后，《爱你有多深》就明显地展现了一个跨越的势头，对长篇小说的文体、架构、人物关系、场景、线索、节奏及内蕴都有不着雕痕的安妥布置。以至于一些细节略显密集，过于结实。到了《鸟巢》，我们可以察觉到，荆歌终于把快乐的叙述和倒霉的人物融为一体，前面的那些特征，不必可以设置，不再是并排的而是相生相克的，被荆歌随手抟和任意摆弄就做成了一个漂亮精致的《鸟巢》。按照成长的年代顺序，《枪毙》写的是少年时期，《爱你有多深》是成年工作以后接近中年的现实，而《鸟巢》应该是在两者中间，写大学校园生活。但是正是对这段成长史的写作，他找到了不远不近的审美世界，自由地把握跳荡，放开来添油加醋，不吝不废，从心所欲不逾矩，聪明绝顶地装傻充愣。荆歌的小说宣示了一个写作定理，自由度和完成度成正比。《鸟巢》以及刚刚面世的《十夜谈》也将以它的高超的完成度使得目前中国长篇小说令人刮目想看。
叶弥，她的《成长如蜕》几乎可以看做“新活力”开启的标志，这第一篇小说就使她站在了青年文学的职高点上。此后她的《现在》、《耶稣的圣光》等中篇直到一发不可收拾的《父亲和骗子》、《天鹅绒》、《大叫上天堂》、《明月寺》、《猛虎》、《小女人》等短篇小说，灵感有如天赐，妙笔宛若天成，出落雨江南，惹眼于全国文坛。她的长篇小说《美哉少年》将历史与成长融于少年混沌的直感和天真的流浪，正剧题材在轻喜剧的调子里不再有当事人情绪的峻急感，苦难被出走与返回四两拨千斤。这种叙事智慧实现了长篇文体的重构，在以往的诗化、散文化的变异经验基础上，预示了重生结构性的可能性。在“新活力”领军人物中，叶弥的艺术创新能力最为醒目，长、中、短均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她也是当今最难以用“风格”、“性别”、“题材”等固化尺度论之的中国作家。
新活力分布地形图
江苏、浙江、山东，是近年来青年小说最活跃的地域。
在江苏，除了毕飞宇、荆歌、叶弥，还有《高跟鞋》、《水姻缘》、《戴女士与蓝》的作者朱文颖，《流年》、《拐弯的夏天》、《化妆》的作者魏微，《练习生活练习爱》、《亮了一下》、《甲乙丙丁》的作者戴来（出自江苏现居河南），他们都是当今中国文坛出色的青年小说家。另有王大进、赵刚、中跃、楚尘、王传宏、陶文瑜等等。江苏历来文人辈出，而且往往引领风气之先。
浙江有了一个艾伟，还有夏季风、吴玄、赵柏田、畀愚、王手、但及、海飞、柳营、杨怡芬等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的青年小说家，每年的“浙江青年文学之星”获得者，放在全国文坛格局中，同样光彩熠熠。
从异军突起的角度看，这几年，山东的青年小说完全配得上“崛起的新鲁军”这一称呼。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跟你说说话》、《给马兰姑姑押车》，老虎的《地铁站口的赤脚医生》、《漂泊的屋顶》，王方晨的《乡村火焰》、王树的《大叫》，刘照如的《梁山》、《媒婆说媒》，凌可新的《从前的护林员老木》、《雪境》，李纪钊的《陪老师结婚登记》，卢金地的《吃阳光》、《斗地主》，路也的《幸福是有的》、《茑萝行》，宋潇凌的《生活艺术》、《个别女人》，鲁雁的《最后的庄稼》，张继的《村长的玉米》，王秀梅的《零度火焰》、《彼岸的舞台》，瓦当的《我的父亲母亲》，南北的《爱情门票》，桑邑的《一直向东走》等等，令人们对一向温吞的山东青年写作力量难以视而不见。
不能小觑的宁夏的“三棵树”——刘继明、石舒清和金瓯，甘肃的叶舟，佳作连连，后劲十足，给世人展现了西北青年小说出色的纯正和深远的文学景观。
相形之下，今年北京上海的新人显得匮乏，除了潘向黎、陆离、叶开等持续稳定地发表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外，很少出现令人眼亮的新星。倒是福建的须一瓜、陈希我、北北，湖北的李修文，四川的麦加，深圳的谢宏，广东的巴桥盛可以、黄咏梅、央歌儿、吴君，河北的刘建东、李浩，贵州的谢挺、盛慧吉林的金银顺、刘庆、王齐君等人，使得中心城市之外的文学力量显得风情万种。
新活力与中年文学的差异
今天，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小说家在言说立场上的分化远比艺术形式上的区别要明显，当然更明显的是，对于这些小说家的对比性选择有我自己的趣味限定。
如今的中年作家大都是在精神倾向和小说问题上分为八十年代添加不安分因素的骁将。那时候，他们得到了长期压抑后的迅猛喷发的时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仍然处于强化状态，只要胆子大一点动作怪一点故事讲法新奇一点，都有可能被评论界夸大为“打破禁区”或者“新潮”、“先锋”，并有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花时代图标。历史背景上文学性的苍白衬托着他们的新探索的陌生效果，等到他们成为中年作家的时候，风格已经基本定型，写作当然还要继续，而他们以创世纪般的热情所留下来的那些作品，已经成为新一代青年作家的文学背景资料，青年毕竟要有所超越才能获取文坛准入资格。今天的青年作家身上已经没有可能被贴上代表思想解放进展的金光，文学处在时代主潮的边缘，他们要努力生长的林带还要处在事先已经抽穗结粒的中年庄稼地的边缘，茁壮成长的难度和勇气可想而知。因而，言说立场的微妙变化也是时势所趋。
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在中短篇小说领域，在读者号召力方面，中年和青年或许可以平分天下；但在长篇小说方面，中年作家整体上仍占着上风：韩少功、贾平凹、李佩甫、莫言、尤凤伟、王安忆、张承志、张炜、铁凝、叶兆言、陈世旭、赵本夫、黄蓓佳、阎连科、周大新、范晓青、赵德发、潘婧……提起来就是一长串。而青年作家实在很难凑成一样整齐的阵容：戴来、红柯、艾伟、李冯、荆歌、邱华栋、叶弥、徐坤、魏微、朱文颖、刘建东……在艺术形式方面，中年作家走得更远，青年作家在长篇小说的架构把握等艺术能力方面整体上不如中年老手——可是，在语风以及对历史和现实的言说立场上，青年作家的超越气质则是鲜明的，至少，他们褪去了中年作家普遍存在的代言偏执和表达的不自然痕迹，历史、精神、天理、人欲不再是刻意而为的符码，小说的人物、场景、叙述、描写、对话等基本因素不再是作者本人的偏见或“时代共识”的道具。
在广有影响的代表性中年作家和优秀青年作家之间，存在着言说立场和艺术趣味的“显”与“隐”的分别。当然，这种分别主要存在于“现实主义”与“知识分子”写作特征较为鲜明的作家中。相形之下，莫言、阎连科、叶兆言等就几乎没有这种中年写作特征。
这大概就是种庄稼的和种树的价值差异所在。套用传统文坛的说法，他们的审美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和效果肯定不同。侍弄庄稼的过程——选种、翻耕、施肥、除草、间苗、松土、浇水、灭虫……因为有足够的经验，从一开始就预设了犹在眼前的美好景象，然后就是上述精耕细作，然后就是丰收在望，然后就是颗粒归仓。在讲求温饱实用的国度，粮食总是最基础的物质需要。中年作家的突出本领是把小说里的精神性充分物质化，可以解决“思想”的需要，较为醒目地发挥显而易见的社会批判功能。总之，可以提供现时代的“精神食粮”。种庄稼的收成自然显得比种树可观，我们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硕大的西瓜王白菜王土豆王，我们却看不到年轻的树王。尤其是有的中年作家习惯宣称一部作品谢了多少年，大概是把审美对象化的过程延伸到了学农、选地、开荒的日子，但是他年年都有长篇问世。有时一年两三部，则可视为一年两三季作业的农场主。种树是没有可能如此风光的，长得慢不能当年收益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它们的实用性离现今读者习惯性的对“精神食粮”的紧迫要求普遍太远，现实更需要实用性的砍伐，自顾自的生长，没法不被漠视。据说环保时代要求退耕还林这如果跟文学扯到一起肯定招致讥笑，当然也不该这样简单类推。我只希望读者既重视为我们增产增收的庄稼地，也重视那些有望成材的新生林。
新活力的传承与创新
今日中国文坛，处在经济文化转型的时代，驳杂的价值观念，繁复的人间景象，纷沓的成长印迹，斑斓的想象天地，在已有的文学经验所能触及的层面之外，构成了新的写作的可能性。一批具有相对充足的文学素养、丰沛的感知能力和较为成熟的叙事技巧的青年作家恰逢其时，给我们的文学新时空增添了许多可更换的新活力。
新活力的写作资源，我们也去完全可以无比正确也不无狡猾地说（跟所有的文学成功人士的经验之谈中神侃的差不多），是古今中外而有所偏好，是包罗万象又有所倚重。
只是，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作家相比，新活力座驾的阅读资源更复杂，所喜爱的经典更不单一，但是他们在羡慕和学习过程当中掌握了适度飞翔的语言方式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小说奥秘。跟父兄辈现实主义作家相比，他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更加宽泛，从而导致他们在阅读中感兴趣的并非是“提问”，而是看经典作家是如何把繁复芜杂的现实生活生气盎然地活化在文本中，又怎样在叙述中表达言外之意的。
在写作境遇上，他们似乎都曾“新生代”过，以颠覆自命的写作时期，初生牛犊不知深浅，自顾自狂奔。很快，便会有人发现“欲望”并非止于“身体”，“平面”也能通向“纵深”，文学不仅仅是“翻筋斗”，而是有它永恒的精神指向，探寻内心隐秘的路既可能来自“私人”也可能遍布世间。于是我们看到，文学延伸到新活力这里，就有了视域扩大、吞吐能力增强、现实品格复归的倾向。本土的尚未真切的历史与充满谐趣的活生生的现实在新活力作家笔下有了厚重而新颖的艺术模样。
稍作细致的探索，我们就会从这些新的写作潮流中发现一些新鲜而由于我们的文学传统紧密连接的新因素：
在成长的“范畴”内，他们所需写的个人成长史或成长片段，已经完全不同于父兄辈作家以情绪性理想性记忆钩织故事的先验特质，经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影响，无论写实还是悬幻，呈现与表现的美学观正是这一代青年的成长叙事实践中杂糅综合。
在这种杂糅综合的情势下，这些青年作家，既重视对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理解，又对本土文学传统有某种自觉的接活意识，在同步关注国外文学动态以作参照的同时，对汉语文学的优长及创新倾注着更大的热情。他们意欲表现的是，对十几年前先锋写作技法至上观念和几年前“新生代”叙事贴地行进姿态的双重超越，而且，所探索的表面与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困境发生更加深广更加细微的关系。在确有其事和若无其事之间，他们的笔致开辟着属于文学的张力空间，没有激烈的质询，却有可贵的怀疑；没有责任的自弃，却有勇敢的自视。
我们还发现，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想象与现实资源之间的整合能力和既发问又悬疑的艺术技巧，作者的立场既不寄托于某个人物的命运情感也不表现为社会道德人间伦理的判断，是世道人心与个人迷梦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得小说弹性足，射程远。所以不会是纯“立场小说”——对了，新活力的探寻方位是那个可以“立”的“场”，不是“立”的炫耀，是“入场”探秘的窃喜。
——于是，我们读到了可以接受的自然和耳目一新的陌生。这就是饱满着上升气息的新活力，这就是涵蕴着创新气质的新活力，这就是根基沉稳枝叶蓬勃的新活力！
新活力正在形成新的文学高地，这样的高地因基底牢固植被葱茏而并不显得突兀，而且仍在稳健地提升着海拔。我们给他们已有的写作实绩予以及时的关注梳理，从整体上把握他们创作新质与基本走向，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言之有物的研究和跟踪批评，油漆匠他们的代表作集中出版，肯定是一件对中国文学现时以至将来极其有益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读者和专业人士来到这片丰饶多姿的高地，进行文学的胜境游。
二〇〇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