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1)

明镜检视修与为——一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强大的道德力量，闪烁着耀眼的智慧光芒，用传统文化的镜子检视自己的思想行为，就能照出许多不易觉察的“小”来。

我们不妨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孝顺了吗？许多同志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父母的穿衣吃饭、住房出行都由我供养，我当然孝顺了，我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那么你能做到《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静听；父母责，须顺承”吗？回答是做不到。这只是《弟子规》“入则孝”篇中的前八句，如果看完后面的四十八句，你就更惭愧了。“孝”有三个层次，小孝养父母之身，中孝养父母之心，大孝养父母之志。让父母长辈晚年有靠、衣食无忧，只是“孝”的低级层次，使父母长辈身心愉悦、心随所愿，帮助父母老有所为、尽其未竟才是“孝”的最高境界。

第二个问题，你诚信吗？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意思是说，我每天一再检查自己，给别人帮忙尽心尽力了吗？与朋友交往诚实守信了吗？传统文化圣贤把诚意、诚信作为“三省吾身”的重要内容，对诚意、诚信的重视可见一斑。我们在与朋友、客户的交往中往往为了一时之快或蝇头小利把“诚信”二字丢到一边，而我们却全然不觉，更不用说“一日三省”了。“父子有亲、兄弟有悌、君臣有义、夫妻有敬、朋友有信”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回避的五大社会伦理关系。“朋友有信”是说朋友之间一定要以真情相交、信用相交。如若不坚持这一原则，而是“以利相交，则利尽而交疏；以势相交，则势弱而交绝”。

第三个问题，你坚持原则了吗？《论语·学而》有云：“巧言令色鲜仁也。”意思是说，教导别人、指导工作时不坚持原则，总是一副好脸色、一副好腔调，就是缺乏仁义的表现。企业在三项责任制等检查考核工作中，往往怕得罪人，怕伤及有些单位和领导的面子，在反馈检查意见时，避重就轻，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文过饰非，指鹿为马，不尊重客观事实，严重偏离了通过检查考核发现问题、改进方法、提升工作、强化管理的初衷和本意。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时，和颜悦色、春风拂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必不可少的，但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果一味地做不负责任、巧言令色的“好好先生”，势必要背负“鲜仁”的谴责。

第四个问题，你能坚持修身改过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身之道和内省方法源远流长，以至董仲舒、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明代王阳明也说“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王文公全书·卷二十六》）。这就是说，圣贤的可贵之处并不是他们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们有错误能改。作为一名道德高尚的君子，应该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做到“知过不讳”。毛泽东非常注重并实践儒家的内省传统，1921年，他在致彭璜的信中，曾深为自己中断反省功夫而自责：“弟两年半以来，几近将休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几乎全废。”

第五个问题，你自律了吗？自律的实质是以伦理道德为标准审视自己，是他律的重要补充，是更高层面、更高要求的自我约束。自律，是成就伟业之基石，凡成功者，必先正其心、修其身，所谓“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为政讲究“官德”，“官德”首推自律。如何具备自律的官德呢？那就必须牢记朱熹的“力行”德育思想。正如欧阳修所说：“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智明。”作为企业的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惕和抵制诱惑，保持思想纯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在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对修身立德可资可鉴的经典语录和论述不胜枚举，涵盖知行、谦恭、和合、清廉等各个方面，对检视自身修为，改过自新大有裨益。

2014年3月于银川

祖训犹可鉴——二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家训，顾名思义就是对全体家庭或家族成员及其子孙后代修身养德、为人处世、持家立业的训导和教诫。中国古代著名的家训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

孔子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儒家经世价值观念的重要内容，而以“叮咛饬诫”、“条教号令”、“以训子孙贤智”为目的的家训则对“齐家”尤为重要。中外文化向来重视“习以养成”。中国儒家认为“人不学，不知义”，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法国大思想家卢梭也曾说过：我们生来软弱，所以需要力量；我们生来一无所有，所以需要帮助；我们生来愚昧，所以需要判断能力。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所没有的东西，在长大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全都要由教育赐予我们。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及影响，将会直接关系到人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古今中外很多功成名就、青史永垂的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其背后都有深厚的家庭文化作为支撑。也许正是这样的起点，奠定了他们一生的辉煌。孟母是先秦孔门家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家训史上享有盛誉。孟母在孕育孟子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即席子铺得不正不坐，肉切得不方不吃，对孟子施以“刚直做人，方正做事”的胎教。《三字经》中也有记载，“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是说孟母为了孟子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而三次搬家，看到孟子学习有时不用功，就生气地剪断正在纺织的布匹，以此教给孟子发奋读书、勤学不辍的道理。

中国在先秦时期形成了家、家门、家长、家道等概念。《易经》就有“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道，各尽其责，是治家之正道”的记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典故，是说周成王要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伯禽说：“吾相天下，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尤恐失天下之士。”意思是，我尽心尽力辅佐成王，礼遇天下贤能，一点都不敢怠慢，以至于几次中断洗澡和吃饭来处理这些事情。周公以此教育儿子伯禽在治理鲁地时要勤勉谦恭，克己奉公，效力国家。周公训子的故事，在家训历史上有特别的意义。孔子曾两次在庭中教育儿子要学《诗》和《礼》，因此，后人又称父亲的教诲为庭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为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孔门家训由此开始形成。至今，孔子传世子孙八十三代、三百多万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者难以计数，这与孔门训教不无关系。

秦汉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家训的发展期。这时期的家训将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逐渐吸收继承下来，开始形成体系，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融为一体。西汉太史令司马谈的家训《命子迁》造就了中国文史巨匠司马迁。司马谈在家训中引《孝经》训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司马氏的家训对司马迁影响非常大，以致后来牵连入狱遭受腐刑依然不忘“事君”，不忘“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可见家训对司马迁的教化多么深刻，在人生笼罩厄运之时又给了他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南北朝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家训的集大成者，被后人誉为家教典范。《颜氏家训》广为征引，反复刊刻，有人赞叹其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氏家训》传承《四书五经》中传统文化典籍之精华，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家训走向成熟。如今，人们时常看到听到的诸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虾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儿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等名言警句，它们都出自《颜氏家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隋唐宋元时期，中国家训在进一步成熟中走向繁荣。唐太宗认识到家训对于造就千秋帝业、万代治世的作用，专门组织饱学之士编著了皇室家训——《帝范》和《诫皇族》。家训一经皇家标领，便在民间百花齐放，欧阳修、包拯、朱熹、袁采等社会名流纷纷编撰家训，所以家训在中国兴盛起来。其中，以袁采的《袁氏世范》最为经典。袁采虽卑为南宋时的小县令，但以廉明刚直著称。他撰写的《袁氏世范》堪比《颜氏家训》，久负盛名。

家训在明清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明末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编撰的《朱子家训》和清初学者、教育家李毓秀编撰的《弟子规》为这一时期家训的扛鼎之作。《朱子家训》集儒家做人处事方法之大成，其立论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极为博大精深，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等，在今天仍然有教育意义。《弟子规》至今仍广受欢迎，为幼儿、小学教育的热门读物。

中国历代家训旨在教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和读书治学的方法，培养济世理想和淡泊胸襟，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是一盏盏为人照亮心路历程的明灯，集中体现着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想，融汇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4月于银川

诗意禅味酒中趣——三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吃喝宴请之所以被列入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着力反对的负面清单，是因为饭局酒场背后隐藏太多的贪腐内幕、庸俗关系，滋生太多的鄙陋之气、奢靡之风。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饮酒充满了风雅情致，其中不乏诗意禅味和旷达情趣。

酒到底是谁发明的？有的说是上皇，有的说是仪狄，有的说是杜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地说，从酒的起源到酒的盛行再到酒的普及，其文化形态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酒刚发明的时候是一种奢侈品。何以见得？有诗为证：“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芬芳”，粮食的剩余为酒的酿制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是一个容易被饥饿困扰的国度，饥饿给中国人留下过挥之不去的记忆。诗中描写的时期，应该是生产力相对发展了，一些富足人家有了剩余粮食，饭菜吃不完，倒在桑林之间的空地上，日子久了散发出浓郁的香味，据此原理，人们逐渐掌握了酿酒的技术。但应该认识到，发明酒的那个年代，有剩余粮食的人家还是极少数。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劳动者的饥饿状态是普遍而持久的。西汉初年，统治者推行“休养生息”的农耕政策，国库日渐充盈，钱两经年不用，连拴钱的绳子都腐烂了，但仍有老百姓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饥寒境地。即便是盛唐，也只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很多朝代一遇战争和灾荒，人吃人的惨相也屡见不鲜。在那些连肚子都填不饱的朝代，喝到酒不但对于一般人家来说是很奢侈的，就连官至吏部郎的毕卓也常常望酒兴叹。西晋的毕卓，酷爱喝酒，但他从不贪赃枉法，以至无钱买酒。有一天夜里他酒瘾大发，跑到邻家偷酒喝，酒醉被捉，大家方知是吏部郎。毕卓盗酒的故事后被传为千古美谈，齐白石老人对这个人物十分喜爱，多次引为题材作画，并在画中题写“宰相归田，囊中无钱。宁肯为盗，不肯伤廉”的小诗，针砭时弊，告诫后人。

以稀为贵，以贵为宝。发明酒的时候，人类社会的粮食刚刚有了剩余，因为用来酿造美酒的粮食非常有限，所以酿制出来的酒也很金贵。酒主要用于国典、祭祀、敬祖等庄严尊贵的场合，管理酒品的官员也是“皆有豪帅之名”，极有成就和权威，非常受人尊崇。文字学家根据酒起源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考证，认为“酒”与“酋”、“奠”、“尊”等字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也有几分道理。据此，可以说在酒的起源时期，酒文化是一种宫廷文化、严肃文化，以后演变为士人文化、风雅文化，再以后才逐渐发展为平民文化、通俗文化，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包括农业的发达程度、酿酒的技术工艺、百姓的消费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