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都普遍意识到了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环境恶化问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而且正在日益加剧的世界范围内生态循环失衡问题，必将给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更加严重的危害。面对这种严峻挑战，各国政府正在从不同的方面做出联合性努力，应对并化解因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不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危机，以便人类社会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所建立发展的环境人类学，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应用学科之一。从总体上来讲，这门比较新的边缘学科，在理论体系方面还比较薄弱。在中国，目前环境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数量还比较少，基本上是一篇处女地。尽管如此，我们在社会经济建设实际之中，特别是在对一些疑难问题的处理上，时常需要应用到属于环境人类学范畴的理念与方法。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不仅需要环境人类学发挥特色性作用，在思想理念、政策设计、规范管理等方面给予理论指导，同时也为环境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学术探索和实验场所。
中国改革开放的良好内部社会条件，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外部国际条件，使得我们有机会对环境人类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富有使命感的学者，已经开始投身于环境人类学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数量不多但却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我们认为，对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无疑需要尽快地全面总结，以便将环境人类学这一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介绍给读者，让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
本书是一部有针对性的教科书，在书中我们对全球性的环境变化与人类行为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比较系统和详细地综述，特别是对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描述。我们不仅诠释了环境人类学在中国产生的客观背景，而且对这门学科的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体应用的实例进行了分析。现有科学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人类的一些不科学的行为，诸如长期随意地大量排放以二氧化碳（CO2）为主的六种温室气体等，导致了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恶果，使得干旱、洪涝、暴雪、飓风等极端天气灾害频率明显增多，人类生命财产损失严重。
中国由于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因而成为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长期以来，中国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克服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保护环境的很多种重大活动。1972年6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大会，提出了中国关于保护环境的一些建议，为大会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这次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也称为《斯德哥尔摩宣言》（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这份宣言指出：“人类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塑造者”，明确了两者之间相互的关系。这份宣言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文献，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飞跃。环境问题正式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世界各国人民从此叩开了共同行动、拯救地球的大门。
2009年12月，中国代表团又出席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2009，Copenhagen），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分重要的全人类会议。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国家的代表人士一起，共同制定与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Copenhagen Accord）。其虽然无法律约束意义，但是传达的信息清楚地宣示，人类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那些不适宜保护环境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建立低碳经济体系，提倡新思维和推行新生活方式。
本书在诠释环境人类学的同时，还遵循海纳百川的原则，广泛地吸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知识。例如，在西方很多国家，最早论述环境变化与人类关系的著作，是那里多数人士崇拜的《圣经》（The Bible），《圣经》所表述的诺亚方舟（Noah’s Ark）的故事至今影响犹存。再如，1948年10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法国政府共同倡导成立了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IUCN），其总部设立在瑞士的格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且有权威性的组织，成员来自180多个国家，其中包括74个政府成员，110个政府机构，75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1996年10月20日，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政府成员。目前IUCN有1000多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和6个全球性的工作委员会。IUCN的学者们所做出的学术研究结果证明：“人权，公平，发展，森林砍伐和治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关系密不可分。美国应用人类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的一些分支机构不仅提出了环境人类学的理论，并且提出目前要“研究注重在全球条件下，地方生态环境和人口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当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政要和学者更是将环境变化作为议论的焦点话题。比如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Barack Hussein Obama II）就明确地将减少碳排放与称雄世界的国家战略连在一起，并强调指出：“现在是美国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挥领导力的时候，也是美国开始减少国外能源依赖的时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习与研究国际学术界与政府领导人的论述，可以提高中国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能力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