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心换我心，始知相忆深。
爱到
深处，
相信许多人都会喜欢这
两句语气舒缓而情深如许的古
诗。
心心相印，是许多爱恋中的
人的一种美丽梦想吧。
从一则扶贫报道说起
无意中从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贫困山区脱贫的报道，报道中重点说了当地政府为带领山区人民脱贫，充分发挥山区森林资源丰富、劳动力低廉优势，抓住当前市场上一次性木筷需求旺的机遇，率先帮助山民们办起了一次性木筷加工厂。如今，产品不仅在本省、市内占有了一定市场份额，而且赢得了日方考察人员的极大兴趣。
不久该乡生产的优质木筷便可源源不断地销往日本，届时该乡人民脱贫步伐将大大加快。
看了这则报道，我不仅无法为山区人民迈出脱贫之路感到高兴，反而备感沉重。
今年四月在杭城，一位记者朋友曾在报上呼吁人们不要向日商供应木炭。记者在调查中不无忧虑地发现，有一批日本代理商长期在杭定点为其国内料理店收购优质木炭做燃料。日本国内，为保护森林资源，是严禁人民生产木炭的，而在杭州一带，因货源充足，日商对木炭质量极为挑剔。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中学地理教科书上的内容：据1995年数据，日本国土森林覆盖率为66.7％，而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森林覆盖率仅为13.4％。我想没有必要再重复森林对于我们的家园是如何重要，而今世界上环保又是人类何等重大的课题一类常识了。
为了保护国内森林资源，精明的日本人不仅进口大量的木炭，并且严禁国内厂家生产内需旺盛的木筷。日本商人说，进口木筷用过后，用来生产纸张，回收进口成本便绰绰有余了。而令人焦心的是，森林覆盖率为66.7％的日本国，所需的大部分木筷却是从森林覆盖率为13.4％的中国进口的。如此，我们还能为山区人民出口木筷脱贫、为山区未来欣喜吗？实则上，那是对我们森林资源一次贪婪的掠夺啊！
贫困山区的人民和政府不应仅仅看到本地森林资源的优势，而应想一想，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除了在山区，我们还能在哪里看到大片大片的森林呢？不要忘了，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仅为日本的五分之一啊！
前日，听一位在本市贫困山区工作的朋友说，他们乡也建起了一次性消毒木筷加工厂。又是一次性，多么惊人的浪费！
可见，生产木筷的贫困山区，远不止一地一乡呢，如果其他山区也把这一举措作为山区脱贫的先进经验加以仿效呢？脱贫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脱贫自然重要，但脱贫也应为大局、为子孙后代考虑啊！我们需要的是可持续发展，森林资源虽属可再生资源，但其再生又岂是朝夕之功？我们怎么能够拿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去换取外汇呢？要知道，这可是把我们的子孙后代推向生态灾民境地的举措。
可喜的是，中国人已意识到森林砍伐问题的严峻性了。从明年开始，林业部门已停止了对几个大林场的采伐工作。记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曾选了一个大林场最后一次伐木情景做了跟踪报道。近日，又从报上得知，成都九家老字号餐馆声明今后一律停止使用一次性消毒木筷。
姑且不论这种一次性木筷是否达到了所谓的消毒目的，难道要抓饮食卫生，就非得采取这种方法不可吗？
在全国大大小小的餐馆里，每年消耗掉的一次性木筷该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呵！
让这种一次性消毒木筷永远离开我们的餐桌吧，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森林。把一个充满更多绿色的家园留给子孙后代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1996
责任与奉献
一次看央视《东方时空·百姓故事》。主人公李连增（音）是哈尔滨市一位工人。哈市许多地方都贴有李老伯的传呼号码。哪里窨井坏了，市民随时可以请李老伯来修理。这工作李老伯一做几年，没拿一分报酬，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面对中央台记者，李老伯反而心存顾虑与迷惑，坦言自己有一定压力。窨井属市政部门管理，李老伯此举，岂非无意中让市政管理部门背上“不作为”之恶名？
谢天谢地，主持人在点评时没有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来学习李老伯无私奉献，去义务修理城市窨井。
我认为李老伯精神可嘉，但其义举却有“越位”之嫌。一个普通市民公开“承揽”窨井修理这项市政部门职责实属“侵权”。城市窨井的长久维护，岂能依赖于二三市民的无私奉献？
中国是讲“奉献”的国度，强调奉献过了头，乃至于到头来却忘记了更为根本的“责任”，或者干脆就把责任混同于奉献，此种事例，稍具慧眼者，每天都可以从媒体上搜寻一二。结果很悲哀：“看客”成了社会的常客，该有人负责的地方却无人负责（比如某些权力部门行政部门的互相推诿，造成朱基同志所说的“不在位”现象），不该奉献的却胡乱“奉献”，导致许多无谓的牺牲（比如鼓励妇孺救火）。因有太多无谓的牺牲，又迫使更多的人从眼前切身的利益出发，做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袖手旁观的看客。
朱学勤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发现每一间房门后都用英文写着这样的话：亲爱的房客，如果发生火警，你必须迅速离开，不要救火，不要抢救你的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比任何东西都宝贵。落款是：坎布里奇警察局。
在他们那里，职责分明，各就各位。救火是警察的天职，没有这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就别管闲事！而在我们这里，常见的口号是“群防群治”、“人民××人民管（办），管（办）好××为人民”，在这样的口号误导之下，责任主体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事情也就更难办好。
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奉献？两者之间应判若云泥。
在此基础上，多强调责任，社会才能回到它应有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救”，进而“他救”和“救他”。一个社会没有“公而忘私”、“舍己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的人并不可怕，因为每个人都有私心。可怕的是一个社会到处都有不负责任的人或者到处都有把自身的责任转嫁到他人头上的人。烟台沉船、洛阳火灾……这两年里传媒频频披露的一连串重大安全事故已用血验证了这一点。
负“责任”是每个现代文明人应有的素质，而讲“奉献”是高尚者才有的宗教情怀，因而，在“责任”稀缺之际，以现代的社会契约代替传统空洞的道德说教，我以为在现今中国实为当务之急。
2000
宝黛需要心理医生吗？
一次看《正大综艺》，主持人在介绍来宾中一位心理医生时，得意地插了一句：《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心理都很不正常，要是当时有心理医生就好了，给他俩开导开导，就可以避免一场悲剧了。看她说得一本正经的，我不禁很是诧异。现代人与《红楼梦》，竟隔膜到这般地步了吗？不禁想起了张爱玲的感叹，她们那一代人之后，将无人读懂《红楼梦》了！
“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二病，相思病最重。”宝黛都是一往情深把病添，他们添的都是欲爱不能的相思病而非现代人所说的心理障碍。
生离死别，爱恨离合，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作主的。
宝玉和黛玉在现实世界里，不仅不能对自己的婚姻作主，甚至连表达感情也是不自由的。宝二爷只有在疯疯癫癫的情形下才能表达自己的深情，因而才有一知林妹妹无玉便摔玉痛哭的荒诞之举，才有除了林妹妹谁也不许姓林的疯言疯语。综观全书，宝玉疯癫之时，正是他真情流露之际。未曾想宝二爷的至情至性之处，在现代人看来竟是“心理障碍”了！以如此眼光来解读《红楼梦》的人，就不能被当作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仅仅如辜鸿铭所言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人。
看《红楼梦》，看贾府的一切，自应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而对于宝黛之间的宿世情缘，却须得以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如果现代的心理医生能治好宝黛的病，并能避免这场悲剧的话，那么贾府里多的是这一类做思想工作的“专家”，贾母、凤姐、宝钗、袭人……哪一个不是一流的心理医生？！
苦于温饱或耽于享乐的现代人与宝黛之间隔膜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心理正常的现代人，一生一世也不会与那种生生死死的爱情遭遇一次。
面对古人留下的文化瑰宝，阅读主体和审美主体的缺席，已成为学术界、文化界一个尴尬的话题了。
1999.10
夜夜书为媒
雪夜闭门读禁书，是我早年喜欢极了的一种生存方式。惜乎在我生活的这个南方小镇，已数年不见瑞雪了，因而我只能一直这样向往着。
古人于读书有枕上、马上、厕上之说，其中枕上读书，是我多年来最主要的读书方式。如今想想，拥被夜读的习惯，大抵在念初一时就已经养成了。
那时我在虹桥镇念书，老家在乡下，独自在校外租房住，因而得以夜夜自由自在地熬夜看武侠书。书都是从东街一老妇人开的书店租过来的，一天至少一册。
那时，也不知夜里都看到几点钟，大抵是实在熬不过了，才合了眼快意地在梦里仗剑天涯傲啸山林的。
记得有一次，母亲在听了班主任吴老师说我沉溺于武侠书而不能自拔的情形后，便特地在一天夜里十点光景来暗访了。结果是人赃俱获。母亲便既恨又怜地要我答应以后不再熬夜看武侠书。
然而母亲走后，心又痒痒地想看，于是又重新开了灯拥被捧读。孰料细心的母亲在隔了十余分钟后竟又做了第二次“侦察”，结果，母亲竟急得流了泪。
今夜想起这一幕，心里头仍然很难过。那时，母亲为能更好地照顾我读书，正在生计维艰的情形下操劳着在镇上建房子的事。母亲对我，早年是寄予了厚望的。
那时我迷恋武侠书而荒废了学业一定深深地伤害了母亲的心。人啊，怎么可以伤害那些挚爱了你而又对你寄予厚望的人呢？
那是1987年的深冬，那一夜我读的是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母亲第一次来时，我正读到张无忌用了刚从秘道中学来的乾坤大挪移神功在光明顶上大战六大门派哩！闭上眼都是刀光剑影，又怎么睡得着？况且，周芷若忍心把倚天剑刺入张无忌的胸口吗？
在乡下念小学时，我在看光了阿公家的评书和演义后就开始看武侠书了，记得我当时能看到的仅有《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萍踪侠影》等几部。俟至初中毕业，我几乎倚在床上看遍了金庸、古龙、梁羽生、柳青云、温瑞安等人的武侠作品。拥被夜读的习惯，就这样沿袭至今。
由于喜欢武侠书，并且用了自己最喜欢的姿势念，因而对于武侠书的内容，我迄今仍能如数家珍。人物的遭际命运一颦一笑，甚至争斗的一招一式和种种内功心法，我都记忆犹新。
记得大二时，给华师大一位朋友捉刀写论文，洋洋洒洒万余字的《至情至性李探花》就是在手头没有《多情剑客无情剑》的情形下凭早年的记忆写出来的。李寻欢对世俗社会、对酒、对敌手、对朋友、对女子、对寂寞、对死亡的种种态度加上自己1993年冬季的种种感想构成了那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大学里应是许多人一生中念书的最好时候了，那里不仅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有浓浓的读书气氛。然而在我，却觉得在大学里是一生中念书最不自在的一段时间。八个人共挤一室，哪里还有独居一室拥被夜读时的那一份从容、沉静和欣喜？况且十一点一到，灯就毫不留情地灭了，一片漆黑中，就只能望书兴叹孤枕难眠了。抽烟吧！
毕业了，一片狼藉中，在同学们无语凝噎，执手相看泪眼时，我已经欣喜地在心里计划着回家后的读书计划了：余虹译的海德格尔的几本著作要重新拥被夜读，《红楼梦》要重新拥被夜读，《鲁迅全集》要重新拥被夜读，魏晋（特别是阮籍和嵇康的）的诗文要重读，埃利蒂斯、里尔克等人的诗歌要重读……
如今，早就不必正襟危坐读自己不喜欢的书了。毕业回家后，我特地选了一张二米宽的床，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书床——床上整整齐齐地叠着数百册自己喜欢的书籍，次一等的，往往都被流放到书架上去了。
春天里总是悲喜交集。夏天里总是烦躁不安。秋天里总是坐立难安。在虹镇的四季里，我唯有在冬季，才能沉默无语心静如水，因为冬季是我拥被夜读的最佳季节。
入冬了，我便会一反常态地勤勉起来，反复地擦拭中，我的房间在冬日里就渐趋明亮了。冬夜很静，掩上门放下厚重的窗帘拥被而坐，心里头便常有久违的温暖和沉静的欣喜。干干净净的心境，纵有那一份如鱼饮水的淡淡哀伤，也是纤尘不染的。
冬季无雪。那么下一场雨也是好的，这样，夜更深，心更静，红尘更远了。
在冬季我总是变得特别沉静，在冬季我总能义无反顾地返回自身固守心之空城。冬夜与书相依，在我心中是最温暖最动人的生命意象。倘若深夜过了一点还没睡，那么此后精神便特别的好。这时，三联版大部头的《剑桥中国史》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下去。
先前，枕旁还有一个大号的玉质烟缸，拥被夜读之际，还喜欢抽烟。然而书上常不免落了许多烟灰，我便下定决心不再抽烟了。要知道，能够在我枕旁占一席之地与我相依为命的书籍，往往都是通过很曲折的途径搜集到的，有的，完全是出于一种缘分才让我很意外地得到的。
夜夜书为媒，在虹镇的冬季，我仿佛成了一个不知今夕何夕今世何世的隐士了。
足不出户地隐在书里，把尘世中的喧嚣和生命中隐秘的痛和快乐都远远地放逐，在一片澄明中，让灵魂沉默无语。
1997冬
于虹镇归来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