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无头不行，有了一支军队，还必须要有一名能征惯战的将领。这种人才在曹操的阵营中也是不缺的。起兵初期为曹操领兵杀敌的，主要是他族中的几个兄弟，这些将领虽然是主帅的“裙带关系”，可也是个个有真本事，他们甚至在《三国志》中单独列成一传，包括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等人。这些人为曹操征战天下，居功至伟，以后还会陆续讲到。
除却曹氏、夏侯氏诸将，还有智勇双全的李典，后来名震天下、曹魏阵营“五子良将”之一的乐进等。此时曹操的手下，可以说是不多却将强，战斗力上升很快。
有了军队，有了战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讨伐董卓的大旗打出去了。但曹操深知，这杆大旗他一个人是扛不动的。此时的董卓虽然人心尽失，但仍然窃据相位，在内掌管着朝廷的中枢大权，对外占据着关西大片的土地，况且他的武装力量仍然无人可及，西凉军能征惯战，更有吕布等猛将统帅。
好吧，既然我曹操没有能力手刃董贼，为天下除害，那就把这个机会分给天下的英雄吧。曹操起草了一纸义正词严、有理有力的讨董檄文，传檄天下，关东地区顿时风起云涌。这一节在《三国演义》中被精彩地形容为“诸镇应曹公”。
这一年，讨董成了天下潮流，而曹操已俨然是这支“革命军中的马前卒”。中国几千年来，在儒、释、道文化的演变中，伦理道德始终是条主线。
人们在与他人共事、合作或交往时，总是希望共事的或合作的或交往的人都是诚信忠义之士。曹操紧紧抓住这一点，大摆忠义，获得了众人的支持，保存了实力，积累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本钱。
成功之道
忠义立身，忠义成事
在中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便在今天，无论商品经济怎样快速发展，占据道义制高点的人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竞争中抢占先机。小商逐利，大商逐名，义和利通常是相伴相生的，没有了义的大旗，利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人，要立身，要成事，舍弃忠义，无异于缘木求鱼。
4.演了一场明败实赢的好戏
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的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路诸侯对“西北狼”董卓的斗争，逐渐由单纯的唇枪舌剑转向激烈的武装斗争，讨伐董卓的联军形成了。
联军阵容庞大，虽没有《三国演义》里描述的十八镇，却也真有十一路之多，除却曹操这一路，还包括：
第一路：渤海太守袁绍。第二路：冀州牧韩馥。第三路：豫州刺史孔伷。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陈留太守张邈。第六路：广陵太守张超。第七路：河内太守王匡。第八路：山阳太守袁遗。第九路：东郡太守桥瑁。第十路：济北相鲍信。
这些诸侯分驻在北起河北、南至江淮的广大区域内，而主力则集中在今天河南境内的酸枣。联军的大本营也设在酸枣，十一路将领齐聚于此，各个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历数国贼董卓的罪恶，忧心大汉王朝的未来，决心歃血为盟，共诛残暴，匡扶汉室。
联军作战，统一号令，令行禁止是头等大事，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成立了，发号施令的盟主还必须选出一位，在场的诸将纷纷把目光投向渤海太守袁绍。原因主要有二：第一，袁绍的态度。他是全国上下人所共知的反董派，袁绍正因反对董卓滥行废立，才被迫离开京都洛阳任职渤海太守的，推举他做盟主，能够始终保证联军“不变质”。第二，袁绍的出身。袁家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袁绍的叔父袁隗此时正在朝中担任太傅之职，推举他做盟主，能够更好地开展朝中百官的“统战”工作。
从这两方面看来，袁绍确实是担任盟主的不二人选，他也很快宣誓就职了。但大家似乎忽略了这两条有利条件之外的其他不利条件，最关键的就是袁绍的能力问题。袁绍虽然是有为青年，但从他为官多年的表现来看，此人在谋略上是有所欠缺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征召董卓进京的重大问题上，他的建议体现出的轻谋、草率、武断。
即便是在诸将对袁绍担任盟主的有利条件上，后来证明也是严重错误的。其中，试图用袁氏家族在朝中的人望团结更多志士仁人，除去成果有限之外，还直接造成了太傅袁隗死于非命。老谋深算的董卓是你想算计就能算计的吗？这次老贼连“避嫌”都省去了，直接以“嫌疑犯”和“罪犯家属”的罪名杀了袁隗全家。从此，朝中人人避董自保，即便原本想要与联军里应外合的，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其实，袁绍的态度根本就有问题！对董卓，袁绍到底是“鹰派”，还是“鸽派”，其实是一个问题。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下，我们先不把“议温明”（当年在洛阳董卓举行的废立皇帝代表大会）上袁绍的表现——与董卓拔刀相向看作是他的政治秀；就说董卓初到京师时，济北相鲍信就曾建议讨董，却被袁绍因为惧怕董卓而断然拒绝。因此基本可以肯定，袁绍至少不是一个坚定的对董强硬的“鹰派”，某种情况下可能还会转变为对董妥协的“鸽派”。
由此可以这样判断：在“选举”盟主的过程中，袁绍虽然是众望所归，但“唱票结果”应该不是全票通过。至少有两个人投了弃权或者反对票，一个是深知袁绍其人的曹操，另一个则是对袁绍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鲍信。千里难寻是知音，鲍信对曹操说：“雄才大略的人是不世出的，我们大汉现在正有这样一个人，不是咱袁盟主，而是你曹孟德。跟着这袁盟主走，我看咱关东军出路不大。”
后来证明，这个鲍信真是个人物。他的判断准确无误！让我们来看看袁绍就任盟主后的表现，他自封爵尊位高的车骑将军，统帅关东军的方式与当年统帅西园军如出一辙，成立了就不动了。唯一不同的是，当年西园军是“趴”在了洛阳，现在的关东军则“窝”在了酸枣。军队无所事事，高层却忙得不可开交，盟主袁绍和他手下的各路诸侯，每天是大摆筵宴，举行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只等待着“雷震子”显灵，一个雷把董卓这奸贼劈为焦炭，“兵不血刃”地实现关东军起兵时对天下人的诺言。
但泥沙总是和金子同在的，关东军内并不是人人不思进取的。言行合一、讨伐董卓的关东军部队不多，他们是长沙太守孙坚所部、济北相鲍信所部、陈留太守张邈的一部，还有就是此时被盟主袁绍封为“奋武将军”的曹操的部队。
面对联军诸将的怯懦，曹操一气之下孤军进击董卓。在河南荥阳，与董卓部将徐荣率领的西凉军相遇，然后交锋——激烈的交锋，双方马颈相交，反复肉搏。
结果是没有什么正义之师创造的奇迹。曹军势单力孤，遭到惨败，曹操本人带伤撤回酸枣大营，所属兵马损失殆尽。
回到酸枣之后，刚刚经过生死考验，头脑中浮现的仍是血肉横飞、尸骨成山的场面的曹操，面对大营中仍然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心中的忿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压制了。他义愤填膺地指出：按照我的谋划，以关东军的实力，打败董卓、匡扶汉室是可以马到功成的！但你们从结盟之初到今天的表现，却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可耻！你们帐中的歌舞升平是你袁盟主、你们各路诸侯的耻辱，而阵前的惨痛失败却是我曹某人的光荣！在酸枣营中，曹操说的是气话，却也是真心话，更是能够预判天下大势的话。如果说荥阳一战前，袁绍才是众望所归的那个中兴大汉的人；在战后，这支能够号令天下的“大旗”被袁绍的胆怯和愚蠢亲手递到他儿时的伙伴——曹操手中。福祸相依，荥阳一战，曹操虽然战败，但对他来说却是胜利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大胜。曹操这一败仗给他带来的是荣誉，这无异于狠狠地打了袁绍一个耳光，而曹操也通过这次明败实赢的机会获得了众人的青睐。
成功之道
胜败，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评判胜负的方式也许比较单一，但在更多、更广泛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胜利和失败之间并没有那条明确的界限。这有点与“塞翁失马”那个故事类似，但我们要从曹操身上学得更多的应该是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一时的失败并不可怕，如果能够以暂时的，特别是能够承受的失败奠定永久胜利的基石，失败就是成功。
5.实权是说话的本钱
由于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按兵不动，曹操只能率领本部兵马进击董卓，最终寡不敌众，在荥阳的卞水败于董卓部将徐荣之手，伤亡惨重，连曹操本人所骑战马也被射死，只因军中族弟曹洪将战马相让，才侥幸逃回关东军酸枣大营。一战下来，曹操在陈留所招兵马已不足千人，曹操成了“光杆司令”。对关东联军心灰意冷的曹操，决定南下扬州募兵，以备来日再战。
在讲述曹操离开关东军之前，有必要对曹操为联军制定的讨董方案进行简要的介绍。曹操认为，讨伐董卓必须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打击相配合，综合运用斗智、斗力、斗心理等各种手段，分路进攻，才能收获全功。具体部署是：袁绍率领河北的军队沿黄河西进，占领洛阳以北的孟津渡口，是为北路军；酸枣的关东军主力则西进成皋，占据敖仓，据守洛阳东面的各个险关要隘，是为中路军；袁术则率领南阳的部队进军丹、析，袭占武关，直插袁绍侧后，阻断关中董卓与他的老巢西凉的联系。
即便有这样的周密部署，曹操对于董卓所部西凉军仍然不敢小觑，指出北、中、南三路兵马须齐头并进、步步为营，主动回避与西凉骑兵的正面野战，只作疑兵之势压迫董卓。一旦这种局面形成，天下的有志之士，无论在朝中的，还是地方的，都将加入讨董斗争的队伍中，腹背受敌的董卓将立时崩溃。这样，关东军无需浴血拼杀，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上兵伐谋”的威力。此时的曹操，大棋局的谋篇布局能力已显露无疑。
他在酸枣提出的这个方案，应该说是关东军能够施行的最正确的指导方针。在政治上，他充分利用董卓人心尽失，“纸老虎”的特性，巧妙地把“造势”摆在“作战”之前；在军事上，他正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并未轻率地向西凉军主力展开攻势，而是以疑兵之势分路进击；在同盟关系上，此方案也能充分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在击败董卓之余使联军各路诸侯都得到实惠，充分调动他们的作战积极性。
历史经常令人叹息，曹操这样的“大手笔”，我们后人却无法看到方案施行之后的实际效果，因为它被袁绍等人愚蠢地拒绝了。但为了照顾各位看官的感受，可以大致做一个不尽正确的推理，而这个推理的有力依据，也正是曹操汴水之败前董卓方面的动态。
董卓这匹“西北狼”，并没有与其野心相匹配的胆量。面对声势日益壮大的关东军，即便击败了曹操等人率领的几路偏师，但仍然心惊胆战。袁绍还没打算进攻，董卓已经准备逃跑了。这次他的目标是长安，那里是高祖刘邦的故都，更重要的是靠近他的发家之地西凉。这是一次“搬家”式的逃跑，长期被骂为“国贼”的董卓这回索性真的当了一回“贼”，他和他手下的西凉军在西逃之前，“搬空”了包括皇宫、皇陵在内的整座洛阳城。而率先开进洛阳的关东军孙坚部队进城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盘整府库，不是整顿城防，更不是追歼董卓，他们要做的比这些更迫在眉睫：救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是董卓撤离前送给洛阳这座已历二百余年的大汉古都的最后一件礼物。
可以肯定地说，董卓的西逃恰恰早已印证了曹操酸枣战略的正确。曹操布三路疑兵，深沟高垒而不战的目的，正在于以“势”恐吓本已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董卓，迫使他放弃经营已久的洛阳地区向西走，这样联军就能够以逸待劳，以“击其惰归”的方式击败善于正面冲突的西凉骑兵。我们还可以大胆地预言：如果曹操的方案被采纳，现在的董卓应该刚刚逃离关东军主力背后的追击，又遭遇从南线穿插而来、在他西逃的某必经之路上设伏、准备给董卓致命一击的袁术南阳部队。这样一来，本想以潼关之雄、渭水之险对抗联军的董卓，根本连潼关都到不了，就将兵败如山倒。
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天，董贼人头落地，联军誉满天下，大汉王朝从此中兴。但是，这一切再也不可能出现了，董卓裹胁着皇帝和百官，在未遇到任何关东军阻挡和追击的状态下顺利到达西都长安。在这里，他将更加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祸乱大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