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民国，英雄辈出，军阀翻云覆雨，政客朝秦暮楚，土匪占山为王，帮会大肆横行……加上新旧文化冲突，中外思想碰撞，破坏与建设并行，规划与解构同有，旧权威被颠覆，新偶像又产生，谁都有机会开宗立派，人人都被卷入到“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来。
世间一切，仿佛仍存秩序，又好像彻底乱了规矩。套用狄更斯《双城记》里开篇一段话来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在这混乱的年代里，偏偏出现了一批特立独行的人，犹如暗黑苍穹里的群星，努力使自己不被淹没，固执地探求真知。
譬如说，当绮丽奢靡之风占据文坛，酬和唱作成了主流，文学已成无源之水，如何走向新生？胡适、陈独秀等人看出端倪，顶住压力做出尝试，徐志摩、闻一多另开新风，让白话诗一度辉煌；当尊卑等级观念已根深蒂固，精英掌控资源，贫者自甘顽愚的时候，下一辈的教育该怎么办？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大师致力于兼容并包、有教无类的教育改革，真正让出身寒门的学子们理解了“人之生来平等”的含义；当“全盘西化”的理论甚嚣尘上，盲从者如蚁附膻，群起攻击传统文化的时候，陈寅恪、吴宓等学贯中西的大师，坚持苦读精进，引来西学方法整理国故，以延续五千年文明之传承……这些才能优秀、品格高尚的人物，在中华历史上有个词，叫做“士”。士，上古掌刑狱之官，商、周为贵族阶层。春秋战国时“士”的范围更广，有著书立说之学士，有慨然豪迈之勇士，有精通阴阳之方士，有纵横捭阖之策士等。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回答：“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孔子以儒家宗师的身份，指出了“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行己有耻”，即有道德心与正义感；二、“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能完成主公托付的事情。前者是对道德品质的要求，后者是对才能的要求。二者统一，方为“士”。
到了后世，“士”一般特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重品行风骨、学识才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无论顺境逆境，均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如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处变不惊的学士苏东坡，正气凛然的义士夏完淳……清末民初，这个混乱又混沌的年代，出淤泥而不染的“士”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非幸运，因为他们必须承载更多的责任。
国学大师如辜鸿铭，精通英、法、德、俄等9种语言，获13个洋博士学位，对西方诸多国家历史文化均有深厚的造诣。在“批孔批封”矫枉过正的时候，他执著地维护着儒学的尊严，将《论语》《中庸》翻译到西方，在东方理论中加入了歌德、席勒等学者之妙语，以理想主义之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掀起了国际学界的东方热。尽管墙外开花，于国内却被当做老古董。
家境贫寒的王国维，潜心钻研，几乎全凭自学整理国粹，且贯通英文、日文、德文。在诸多大师都囿于“维系传统”和“参照西方”论争之时，王国维从容冷静化合中西，其甲骨学、“古史新证”、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和古器物学研究成果，让当代史坛无法逾越。惜此老不懂世情，以为传统文化终将消亡，以身殉之。
家学渊源的陈寅恪，留学欧美十余年，不拿一个博士学位，自云“求学主要是学知识，不可被虚名所桎梏”。他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学者云集牛津，除了少数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大多人听不懂。倒不是因为陈的外语不过关，只是因他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让众多学者们瞠目结舌。
还有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亦是士，他们让文学普及，让平民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回到孔子那句话，“士”当“行己有耻”，故而民国士子——无论是旧派大师，还是新派骁将，都坚持理念蔑视权威。
特立独行的章太炎，清末狂骂光绪帝，一度入狱；北洋时代怒骂袁世凯，被软禁；南京国民政府时痛骂蒋介石，屡遭特务威胁；他反抗权威，宣扬自由，“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刚烈孤傲的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时，因不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到学校抓革命党，当面大骂。蒋忍不住扇了其一耳光，结果遭到刘狠踹一脚。爱国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在教育家李公朴于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在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他面对特务的枪口拍案而起……星移斗转，斯人已逝。今天，在这和平安宁的时代，我们再次回望民国，正因为有这么一群人，才让冰冷的历史，还能泛出几分暖意，让那痛苦而绝望的年代里平生几许希望。
吴安宁
201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