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哲学遐想(7)

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方法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虽然也很艰难，但到了19世纪初，一门门自然科学毕竟象繁星一样布满在科学的“太空”，把人类智慧之光照射到自然界的深处。然而，人类对自己及其社会生活的认识却仍然停留在历史的表层。人类是从自然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历程的，然而，直到19世纪初，唯心主义在历史领域中仍独占鳌头。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类整整行走了2000多年的心路历程。从空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仿佛相距很近；从时间上看，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又相距遥远，可谓“咫尺天涯”。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发现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横空出世”，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的创立终于使人类对自己及其社会生活的研究走出了误区。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他用“新唯物主义”的方法之光，照亮了长期在黑暗中徘徊的历史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也是一种方法，“唯物主义方法”。方法犹如一个能聚光到燃点的特殊透镜。没有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反过来，唯物史观本身也是一种方法，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是提供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正是唯物史观“不可超越”的秘密所在。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从方法的发展史看，社会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差别。在自然科学领域，从牛顿—伽俐略的实验——数学方法的产生到爱因斯坦的探索演绎法的创立，在这200多年的历史中，牛顿—伽俐略的实验——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几乎听不到一点反对的声音。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却相反，社会科学方法的独立化一开始就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的，类似一棵枝节茂盛的分叉树。

总结社会科学发展史，可以发现，社会科学方法是沿着三个大的方向分叉的：一是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二是孔德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方法；三是狄尔泰、韦伯、伽达默尔的人文主义方法。沿着这三种方向发展的社会科学方法范式至今仍并驾齐驱，方兴未艾。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我不得不对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的结构提出不同意见。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方法由一般、特殊、个别三者构成，其中，哲学是一般方法，社会科学共同运用的是特殊方法，具体的社会科学运用的则是个别方法。这种理解有其优点，即能简洁地把握社会科学方法系列，但它存在一个巨大的缺点，即不符合当代社会科学方法的现实。实际上，社会科学方法既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哲学方法的简单推出。这种一般、特殊、个别三层次结构，曾在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盛行过，但它已被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扬弃了。在我看来，社会科学方法范式实际上是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方法论的统一。社会本体论揭示社会是什么，社会方法论揭示如何认识社会。方法是科学认识的手段，手段又包含着揭示、释义和证明三重含义。社会本体论和社会方法论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系统，这一关系系统就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范式系统。

由此，可以作出两个推论：一是社会科学方法有其内在的发展源地，这就是社会本体论，社会方法论并不是从一般哲学原则演化出来的方法；二是社会科学方法是知识生产和知识分析的统一。社会科学方法是分析社会的手段，形成关于社会的知识，这是社会科学方法的一级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是对知识（概念）内在关系的分析，形成关于社会的知识体系或模式，这是社会科学方法的二级方法；社会科学方法还包括对知识向现实转化的分析，这是社会科学方法的三级方法。

通俗地说，社会科学方法是分析社会的方法，形成理论体系或模式的方法，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方法，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一个方法的阶梯和运动，这种运行过程又必须符合揭示、释义和证明的原则要求。唯物主义历史观无疑是一种社会（历史）本体论，但它同时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方法论。我们不应在这个范围的外面去寻找一个一般原则，按照“宇宙观”——“社会（历史）观”——“具体社会科学”这样一个模式来形而上学地推演社会科学方法。

我的这部著作，即《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较全面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第一章“社会科学方法的发生、范式及其历史性转换”，考察了社会科学方法系统产生的条件和进化的途径，分析了社会科学方法的不同范式，说明了唯物史观方法的基本特征；第二、三章“社会有机体的分析法”，重新审视了唯物史观社会有机体概念的内涵和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总体框架，具体阐述了结构分析法、再生产分析方法、自律——它律分析法、总体——要素分析法、基础——新层次分析法，以及人与社会双向分析法；第四章“阶级分析法”，从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理论“新贡献”的角度，在与当代西方的“社会阶层论”、“社会流动论”的对比中，阐述了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的内涵；第五章“交往分析法”，重新考察了唯物史观交往范畴的方法论意义，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法；第六章“实践反思法”，说明了“从后思索”，即从当代实践出发反观历史是历史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分析了实践反思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把马克思的实践反思法同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说明马克思实践反思法的科学性和克罗齐的观点的错误所在；第七章“辩证分析法”，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逻辑——历史的方法，并说明批判方法是唯物史观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秘密所在；第八章“解释学方法”，说明马克思有其独特的理解理论和解释学方法，并在与当代西方解释学的对比中，较全面地揭示唯物史观的解释学方法；第九章“社会研究中的评价方法”，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唯物史观的评价方法，阐述社会研究中评价的合理性和科学化的问题，以及价值评价与科学评价相互引导的问题；第十章“社会科学方法的当代走向和唯物史观方法的历史命运”，重新考察了社会科学方法发展的规律和当代走向，以及唯物史观同当代社会科学的关系，说明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方法现代化的真正源头。

我力图以这样一种结构再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系统，企图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另辟蹊径。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命题。纵览马克思主义史可以看出，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实际，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追根溯源，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社会发展的确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历史上的每一代封建君主都被教导如何进行统治，被反复告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专门编撰了《资治通鉴》之类的书供他们阅读，以希图封建王朝万世一系。可是历史上照样发生农民起义，照样发生改朝换代，照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还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之所以发生这种社会形态的更替，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语）这就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那么，剩余价值理论的制定则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济学依据。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共产主义”，也不是仅仅基于唯物史观的逻辑推导，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直接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语），而资本形成和增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不断生产和实现的过程。正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使资本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机之中。以1825年的经济危机为开端，而后反复出现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80年代的滞胀危机、结构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这一系列危机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不断积累和加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马克思语），表明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无法突破也不愿突破的“大限”，因而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万世一系，或迟或早、或这样或那样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同样是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历史规律。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揭示研究对象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它揭示并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无疑，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与现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依然存在，作为社会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仍在发挥主导作用，资本仍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危机以极其尖锐甚至可以说是急风暴雨的形式，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世界体系的深层矛盾和重大动向集中起来，凸现出来了，再次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正如当代西方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当代的确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经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产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不断扩大；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计划引进市场经济，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干预，以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甚至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和重要目标做出计划，并通过各种政策来实施这些计划，换言之，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了，而且国家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着“看不见的手”；在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员工持股制和“工人参与管理”，甚至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同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建立了普遍的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以此来抑制过高收入和过低收入的持续继承性，缓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等等。在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吸收和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通过“自我调节”“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获得了“延缓衰老之术”。

这些新变化有的是资产阶级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吸取、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而产生的，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产进行计划调节，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这是其一；其二，有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的；其三，有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初见端倪，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所论述，但又未深入探讨、详尽论证的，如股份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