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4)

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美学的重要代表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并无专门的美学论著，他的美学观点完全是结合着哲学认识论来谈的。他从以“单子论”为基础的宇宙“前定和谐”论出发，坚决反对洛克的经验主义“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具有天赋的观念，具有先天的理性；他不同意人的认识“仅仅从感觉和经验而来”，仅仅“依赖归纳与例证”，“因为感觉永远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亦即特殊的或个别的真理”，而主张普遍真理的基础在于“心灵原来就包含着一些概念和学说的原则，外界的对象只是靠机缘把这些原则唤醒了”[42]。他进一步把认识分为朦胧的和清晰的两种，朦胧的认识能在许多事物中辨认出某一事物，但说不出其特性，这显然带有感性认识特征；清晰的认识不但能把某物与他物区分开来，且能指出其特性。而清晰的认识又可分为明确的与模糊的两种，明确的是对于一切被定义的事物有清晰的认识并可达到最基本的概念；模糊的是心灵能立刻而直观地领悟某一概念的一切最基本的内容。他认为明确的清晰的认识最为清晰和可知，因而是最高的认识。莱布尼茨把艺术和审美活动定位于清晰的认识中的模糊认识阶段，即带感性因素的理性认识阶段，或者说认识由感性向理性过渡的中间阶段。他指出，艺术家“对于什么好和什么不好，尽管很清楚地意识到，却往往不能替他们的这种审美趣味找出理由”；他还将审美鉴赏力与理解力（理智、理性能力）加以比较，认为“鉴赏力和理解力的差别在于鉴赏力是由一些混乱的感觉组成的，对于这些混乱的感觉我们不能充分说明道理。它和本能很近似”[43]。这就揭示了审美活动兼具感性直观与理性认识的双重特点，为美学确立了认识论基础。

大陆理性主义美学影响深远。法国启蒙主义美学从伏尔泰、卢梭到狄德罗，虽经历了逐渐摆脱新古典主义影响的过程，但总体上依然保持了美学的理性主义认识论方向。德国的启蒙主义美学从高特谢特、温克尔曼、鲍姆加登、莱辛到赫尔德，同样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方向。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学之父”鲍姆加登。

鲍姆加登继承了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但对他们轻视感性认识的偏向有所纠正。莱布尼茨与沃尔夫把感性认识看成低级认识，而把理性认识看成高级认识，进而把感性认识排除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而鲍姆加登则对此有所突破，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包括研究理性认识的逻辑学和研究意志的伦理学，独缺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他提出应建立一门专门研究感性认识的新学科，并创造了“感性学”（即“美学”）一词，为这门新学科命名。他在《美学》一书开头为美学下了如下定义：“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的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44]。他还借用了沃尔夫只用于理性认识的“完善”概念，说美是“感性认识自身的完善”[45]。由此可见，作为一门新学科，美学一产生便被定位于认识论范畴之中。

德国古典美学是认识论美学的完成阶段。

康德哲学集中于认识论。他的三大“批判”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就是专门探讨人的理性认识发生的机制问题，他的主旨是，在认识开始前，首先要弄清人的认识能力（理论理性）本身，弄清认识的界限，亦即对哲学认识所赖以进行的工具进行考察；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着重探讨人的道德意志（实践理性）问题，属伦理学；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转而关注美学问题，他用审美（或审美目的）判断力（人的一种特殊认识能力）作为沟通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必然和自由的桥梁，进而作为其沟通前两大批判即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桥梁。康德把对个别事物表示主观态度的情感方面的认识能力称为判断力，其美学着重研究快与不快的个别情感现象如何通过判断力上升为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美感的心理功能与机制。因此，康德美学基本上仍是认识论美学。

歌德、席勒、费希特、谢林等人的美学虽然侧重点不一，但基本上仍未突破认识论的框架。

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其美学亦如此。“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著名定义既指出了艺术和美是绝对理念、真理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又表明了艺术和美是用感性形式对理念和真理的认识和观照，或者说是绝对精神（心灵）对自己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一种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第二种形式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第三种形式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这三种认识形式相对应的三个领域分别是艺术、宗教、哲学。[46]这样，黑格尔仍然主要从认识论角度来把握和探索艺术和美的本质的。

应当说，德国古典美学基本上完成了认识论美学，并将之推向高峰。其后的19世纪美学大体上仍在认识论范围内研究美学，只是更深入、细致了，且更多地对审美认识作心理学探讨，从而使认识论美学更为细密、成熟和完善。

第三阶段，语言学阶段，20世纪。

如果说17世纪由笛卡儿开始的认识论转向标志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并逐步成为人类追求真理、获取知识的最高主宰，从而使以理性为根基的认识论上升到哲学的中心位置；那么，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原先从属于理性、仅仅充当工具的语言迅速崛起，逐渐取代了理性的地位而上升到哲学的王座之上。这一重大的哲学转折，最初是在1964年由美国学者柏格曼概括出来的，他说道：“所有的语言哲学家都借助精确的叙述语言来表述世界。这是语言学转向，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的在方法方面的基本出发点。”[47]此后，“语言学转向”就被广泛使用于对20世纪西方的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概括。对于这样一种“语言学转向”，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曾说过：“它使传统的‘认识论’问题得到解决。思考表达和陈述的本质，即每一种可能的‘语言’（最广义的）本质，代替了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哲学关注的中心从知识、真理转为意义问题，“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48]。

“语言学转向”虽然主要是就20世纪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或分析哲学而言的，但我们同意国内一些学者的看法，认为这一“转向”实际上也同时体现在大陆人本主义（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解释学等）一脉中[49]，并且一直延伸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在这一“转向”中，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对美学的影响更大。

“语言学转向”首先体现在现代科学主义、主要是逻辑实证（经验）主义或分析哲学一脉中。现代分析哲学的先驱弗雷格首先把数理逻辑引入哲学，主张对思想作逻辑分折。他从语言作为思想的表达和传达的媒介的语言观，建构起哲学史上第一个较严整的语言的形式理论和意义理论。他区分了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分析、揭示了自然语言的表层语法结构与深层逻辑形式结构，并研究通过模仿数学语言来建立人工理想语言的途径；他首次区分了语言的意义（sinn）和指方（bedeutung），为语言的意义理论奠定了基本构架。

罗素是弗雷格思想的阐发者和发展者，也是分析哲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把弗雷格的数理逻辑主义发展、扩大为哲学逻辑主义，从而对语言作出更哲学化的考察。他揭示了语言对人类认识的不透明性及语言问题在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独立地位；他的语言形式理论以语言的形式结构从根本上符合于世界结构为基点，主张通过人工语言的形式结构来把握、表达世界的结构；他独创了摹状词理论和类型理论，极大地发展、推进了意义理论。

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从人工语言哲学到自然语言即日常语言哲学的重大转变，但始终贯穿着“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这样一种“泛语言主义”的基本立场。前期，他一反笛卡儿至康德仅从灵魂、理智、人性、理性等方面寻找人（对世界）的认识的界限的旧传统，而提出“语言（我所理解的那个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50]的主张。据此，他认为要考察认识问题，首先要批判认识的前提——语言。他不赞同罗素关于语言符合于世界的观点，而认为语言就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三者有共同根源，所以语言不只是表达世界的形式，而且有其独立性和能动性，可以成为衡量世界的“尺度”和“量杆”。他提出了图式说、意义理论、证实原则、真理论、对“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区分等一系列语言哲学主张，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即哲学进行语言批判，揭露其语言逻辑的混乱和错误。他甚至声称传统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出自于我们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51]，其目的是要取消形而上学，而把哲学的使命归结为语言的分析和批判活动。

维特根斯坦前期把美学看成与伦理学同样的“神秘的东西”，认为美是不可言说、不可表述的，“不可能有任何可以被描述的这种标志”[52]，因而讨论美的本质是无意义的；后期在转向日常语言哲学之后，他进而否定美有统一的本质，认为当人们说“美”的时候，只不过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情感和态度而已，所以传统美学寻求对统一的美的本质的探讨是陷入了语言的误用。这样，维特根斯坦实际上走上了一条美学取消主义的道路。韦兹、肯尼克等分析美学家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美学取消主义道路。后期分析美学改变了取消主义态度，也对其他流派的美学观点有所吸收，但仍然保持了语言分析和批判的基本立场。

“语言学转向”也体现在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现象学存在主义一脉中。早在20世纪初表现主义哲学、美学的主要代表克罗齐就主张语言就是艺术、美学就是语言学，他的《美学原理》一书的副标题就是“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

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哲学虽然不能归为语言哲学，但意义理论却在其现象学中占有关键地位，而语言研究则是其意义理论的前提，所以胡塞尔十分强调语言研究对哲学逻辑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在《逻辑研究》中指出：“语言研究对于建立纯粹逻辑无疑是哲学上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这种研究应“属于思维体验和纯粹现象学的广泛领域”；他特别指出语言“有其先验基础”，而这“涉及意义的本质形式及其组合和变化的先验法则”[53]。这对于他建立现象学的意义理论，揭示意识体验的意向性结构等，是十分重要的。

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德格尔毕生关注语言问题，尤其关注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是在分析“此在”之“此”的生存论建构时论及语言问题的，他说：“语言这一现象在此在的展开状态这一存在论状态中有其根源。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54]他并明确提出将此纳入哲学研究的重要范围：“归根到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55]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在世”根本上由语言组建起来的；语言决非某种表达或传达思想的单纯工具，相反，“一切显耀、显象、一切销黯，都依栖于起作显示作用指示作用的道说”[56]，即语言；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57]。就海德格尔的根本思想而言，他是反美学的；但我们还是把他有关艺术和诗之思归为其美学思想。他的语言观同样渗透到美学之思中。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诗（艺术）通过语言确立存在。他指出：“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经由语言的本质去理解。”[58]换言之，艺术的本质要借助语言的本质来确定。而语言的本质，如上所述是存在之家，与存在一体，语言言说（谈）并非个人表达自己意见的工具，而是存在之言说（谈）。因此，诗（艺术）乃是本真性的语言，乃是存在借语词（言说）确立自身、彰显自身的方式。由此可见，语言问题在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中几乎居于与存在相近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