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追求圆融（2）

三、学风总是与世风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压力与金钱引诱往往会破坏学术的健康发展。君主专制的暴虐必然造成史学的忌讳乃至作伪，而商品大潮的冲击则诱发学风浮躁，粗制滥造，乃至不惜剽窃以欺世盗名。然而我却认为学风应为世风的先导，学风为社会良心之最后寄托；如果世风坏而学风未坏，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如果学风随世风而俱坏，这个社会就不可救药了，此之谓哀莫大于心死。

因此，现今学风败坏尽管有多种因素促成（包括某些错误政策导向），但一切真正的学者应该站稳脚跟，坚守规范，道德自律，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气概推动良好学风的重建。

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一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史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遭到冷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

史学的冷落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类文明业已生病。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即已断言20世纪实现了全球的技术统一，并且期望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下一阶段，追求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诚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现代物质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与伦理道德而言，人类付出的代价也是极为惨重的。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则至今连绵不绝；由于高科技用于现代战争，造成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远远超过既往任何恐怖时代。在这一百年中，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吸毒与犯罪率的剧增，在规模与危害程度两方面也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与现实都证实了中国学者章太炎在20世纪初呼唤的警世预言“俱分进化”，意即善与恶同时并进！

汤因比痛感西方人长期片面追求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酿成自我中心、物欲横流与精神堕落的恶果。所以，他寄希望于东亚精神文明的复兴，借以弥补现代人类文明的缺失。但是，他却未曾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各国或先或后也走上这条重物质而轻精神的现代化道路。

人类已经处于严重的灾难之中，并且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灾难，直至可能自己毁灭自己。人类不应该继续自相争斗、自相残杀，有良知的人们应该首先联合起来图谋自救，而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纠正重科技轻人文的社会缺失与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诸如东西文化冲突之类的凶险预言，也不必沉溺于东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止无休的争论。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然后在人类文化总宝库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弘扬而又超越，熔铸以求创新，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

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

二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

司马迁《报任安书》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详近略远，很大部分写的是现、当代史，而且在“究”和“通”上下功夫。其用意在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志古所以自镜。

法国当代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更为明确地揭示史学的参与意识。他说：“法语、英语、德语等都以同一个字眼用于历史真实和我们取之于历史真实的知识。histoir、history、geschichte既指人类的变异，又指人们为他们的变异而努力建立的科学。”总之，“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意识的范围》）

大约在此20多年以前，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小儿子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认为：“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文明总是与它的过去密切相关。”为了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他把题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一部书稿遗留给人间。

布洛赫反对以狭隘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历史的“用”。他说：“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对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他所说的利益主要是指超物质利益的精神层面，如求知欲的满足、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经验的汲取、良知与历史使命感的培育等。他说：“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习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战前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

布洛赫认为历史之所以持续存在，就是因为它有“普遍永恒的魅力”。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现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布洛赫选择了史学，并且为此奉献一生，他认为“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布洛赫自我认定的“天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史学的奉献；一是对社会的奉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历史学家，既拿起笔也拿起枪，站在反法西斯斗争的第一线。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书稿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他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并且以鲜血与生命谱写了一曲回荡千古的奉献之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er）不仅是布洛赫史学的志同道合者，而且又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亲密战友。他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让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里说的是史学研究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说是已经进入这个境界的光辉榜样之一。

在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有一批历史学家参与了创造历史，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吴晗、尹达、黎澍、刘大年、胡绳……他们的一生同样体现出史学可贵的参与意识，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演变。所以我好几年以前即曾有感而言：“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的。基于这种认识，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把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并且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现代化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寻求历史与现实的契合》）

三

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因为历史学家的最高天职就是研究人类的历史生活，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历史学家。但前后两种参与含义不尽相同，如果用相近的英语词汇来表达，前者或可用participate，意即参加，亦即亲身实践；后者或可用enter，意即进入，亦即感悟贴近。

陈寅恪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早就说过：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此前，清人崔东壁早已说过类似的话，但却是从反面阐明此义。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指出：“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见于经者是否都那么“纯粹无可议”，这自然不可流于盲从；但不可以今日之己度往昔之人，却是无可动摇的真谛。

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马鲁（Henri-Irenee Marrou）也有类似说法：“文献在向我们呼唤，要我们‘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样’去了解过去的。最机敏的考证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它能够唤起潜在的共鸣。因此，我们更应当感到担心的不是被愚弄，而是不理解。”（《论历史认识》）他所说的理解当然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通过历史文献，特别是通过文献的考证过程来达到这种理解。因此，“理解虽不能构成一种方法，却是方法的灵魂”。（《论历史认识》）

年鉴学派布洛赫所见略同，强调理解重于评判。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过去的偏爱和现在的成见合为一体，人类的现实生活就变成一张黑白分明的图画”。因此他明确指出：“褒贬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得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对国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赞同亨利四世对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这场伟大活剧的内在原因就要困难得多。”（《历史学家的技艺》）

我特别喜欢布洛赫的一句话：“要窥见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按照我的理解，所谓让位，即为古人设身处地，把自己设想成处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借助确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与行为的成因与后果，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其心灵深处的奥秘。这与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寓意大体相同。这与他的本国同行马鲁所主张的“理解‘其他’（古人）即需要我们抛弃个人好恶，以便把其他作为其他”，也是一个意思，尽管他们并非同一学派。

理解的最好方法是与古人对话。其实早在400多年以前明人李贽早就有过这样的体会，而且阐述得比西方史学家更为深切。其《与焦弱侯书》云：“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披阅，得与其人会睹，亦自快乐，非谓有志于博学宏词科也。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记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谪；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为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续焚书》）刘东星为《藏书》作序亦云：“予为左辖时，获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释卷，终日抄写，自批自点，自歌自赞，不肯出以示人。予因异而问焉，先生曰：‘吾镇日无事，只与千古人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处，其心多有不可知处。既已觑破，实不与旧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侯夫千百世之后尔。’”

“与古人为友”“与古人会睹”，以及我们现今常说的“与古人对话”，与其说是一种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一种进入融通领悟的研究层次。朋友与朋友的对话应是平等对待关系，史学家在研究初始阶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员，在相当程度上应持价值中立态势，这样才能作客观冷静的理性探索。真实性是历史的生命，正如马鲁所言：“当历史具有真实性的时候，其真实性是双重的，既包括往事的真实性，又包括历史学家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论历史认识》）而只有让理解融汇于真实性之中，这样才能实现史学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或许也可以借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话来表述：“历史必须由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

四

历史学家不应单纯埋怨社会冷落历史，而首先要问自己是否真正理解历史的价值，自己是否已被历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我们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历史学家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的主要“天职”乃是研究历史而非其他。我们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就需要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

走进历史原生态

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无非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如果说商会史的研究是近二十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亮点的话，那么，这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原生态”的商会资料。我从中产生一些联想，“原生态”的提法切中时下学术界某些论著不重视发掘史料、不重视运用原始资料的浮躁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