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初入官场,不按规矩出牌,一再出局(2)

当时有一个叫赵天泽的四川籍官员以研究《春秋》著名,红遍大江南北,具体情景参照今天以讲三国走红的易中天,人气超高,粉丝如云,被公认为“学术超男”。人说“一生中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为说走就走的旅行”,赵天泽堂堂学术明星,而且早过了为恋爱而冲动的年纪,轻易不会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没人会想到他会为了旅行说走就走,一纸辞职书,背起背包下江南,成了一名驴友。

由于他的人气实在太高,路边社都争先报道他一路的行踪路线,今天才走到这个地方,行踪预告已经到了下一站。一传十,十传百,每当赵天泽刚到一地,当地人都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争着抢着拉他去自己家做客,甚至连行省大臣都亲自出城数里前往迎接,并为他提供免费吃住(名气大就是好,连穷游都有人赞助)。

行省大臣叫来一众同僚朋友为赵天泽接风洗尘,席间觥筹交错,把酒言欢,其乐融融。当他们无意间谈论到江左(江东,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人物谁最厉害时,行省大臣都想听听赵天泽的看法,赵天泽放下酒杯,略加思索,非常肯定地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断言他是“诸葛孔明再世”,预言他将来必然名垂青史。

行省大臣和在座宾客听了无不目瞪口呆,然后交头接耳,纷纷窃笑。他们想不到,一代公知名流赵天泽居然会看重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他的眼光怎么会差到这个地步?

赵天泽说出的那个名字,叫刘伯温。一个在当时刚考上进士的人,无论资历还是名气,分量都远远不够,在人们看来,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因此当人们听到这个名字时,除了惊讶就是不屑:假如刘伯温这样的小辈都能算江左第一号人物,那只能说江左没人了。然而,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赵天泽实在太有先见之明,他对刘伯温的准确预言与东汉末年许劭预言曹操的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样,准得惊天地泣鬼神。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赵天泽连见都没见过刘伯温就能预言他是“诸葛亮再世”,而且偏偏要预言刘伯温是“诸葛亮再世”,而而不是别人再世,其实原因很简单:刘伯温读书如神的事迹声名远播,赵天泽早已有所耳闻,对刘伯温这个神童已经有了判断。

从刘伯温读书的内容来考察,他除了通晓经史子集之外,还精通天文、地理、谶纬、术数、兵法,可谓经天纬地、无所不能,这么牛的人历史上并不多,在此之前,同重量级的人只有诸葛亮一人而已,姜太公、张良、李淳风都只能靠边站(姜太公时代不存在经史子集,张良偶得《太公兵法》,没有研究过经史子集,二人都与经史子集沾不上边,李淳风只精于天文、地理、谶纬,并不通兵法)。

更何况,从刘伯温走的道路(求学、科举、当官)来看,他完全就是在践行儒家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如此赤胆忠心,与诸葛亮力挽狂澜、匡扶汉室毫无二致。这样一个人,在赵天泽看来,绝对有潜力成为“诸葛亮再世”。

是的,像所有先贤一样,自小就信奉儒家之道的刘伯温也是这样希望的,他曾立下宏图大志:报效朝廷,建功立业,名留史册。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包括刘伯温自己也不会想到,他和诸葛亮出道时年纪相当,此后的命运却相差千里:

二十七岁,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打江山,一路顺风顺水,建功立业,名垂千古;二十七岁,刘伯温在元朝出道为官,此后二十年官宦生涯却历经坎坷。

非常坎坷,坎坷到了坑爹的地步。

初入官场很快出局

学而优则仕是无数读书人的梦想,刘伯温也不例外,苦读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当官,干几番大事,实现自己治国的理想,而且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当官的,家里人也都对他寄予厚望,他自然要承担起这份使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步和第二步(此时刘伯温已娶妻成家)都已经实现,现在轮到第三步了——治国。

治国得从当官开始。没有官当,像孔子那样一心想要治国的人,都只能坐着船在海上晃荡(乘桴浮于海),治国只能是空谈。

至元二年(1336年),朝廷任命刘伯温为江西瑞州路高安县县丞。刘伯温的官职有了,治国可以如愿了,于是他带着满腔热情和豪情壮志光荣赴任,正式踏上仕途。

对于刘伯温来说,出任县丞是他通过读书考试考上公务员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他步入官场的第一份官职。然而,刘伯温不知道的是,从他被任命为这一官职那一刻起,他就输了,输在了起跑线上。

县丞是辅助县令的官职,正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主要工作职责是帮助县长处理一些政务杂事。

这个职务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高的官职,要知道一般人考上公务员之后都得从小科员干起,混个十几二十年都未必能当上副县长,但在古代,中了进士的人被下放到外地当副县长,只不过是个八品芝麻官,仅仅比传说中的九品芝麻官大那么一点,所以无数人考上进士之后都想尽办法留在中央,最好能进翰林院,哪怕留在中央候补都行,就是不想外放,因为外放意味着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进不了中央,而如果一开始能留在中央,就能少走弯路,少打拼几十年。纵观古代官场,但凡能在历史上呼风唤雨、影响朝政大势、留下赫赫大名的官员几乎都是在朝廷中央的大员、要员,一般地方官连说话都说不上,与朝政根本沾不上边。

很多人都知道“明代三大才子”(解缙、杨慎、徐渭)中的杨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篇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就是出自他之手。牛吧?他的父亲更牛,叫杨廷和,十九岁中了进士之后留在中央当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历任检讨、皇太子讲读、翰林修撰、东阁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终于坐上首辅的宝座,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当过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权势极为显赫。

中央大员好比神经中枢,地方小官好比神经末梢,两相对比,高下立见。人人考上进士之后都想留在中央,但问题是名额就那么多,没有名额还想留在中央怎么办?答案是:有钱有人脉就行。一千多年前,一个腰缠万贯的商人为了进入秦国政坛大展身手,用钱打通了秦国的一道道关节,然而这些都只够进入秦国的门槛,直到他打通了最大也是最后一道关节——用了一颗十分珍贵的夜明珠贿赂了当时还是太子的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收了他早已物色好的未来太子人选子楚(异人)为嗣子。

打通了这些关节,他以后的路才走得顺风顺水,最后坐上了秦国丞相的宝座,实现了从不入流的商人到国家二把手的惊天逆袭。

这个人叫吕不韦。他用事实证明,一个人就是有再大的本事、再强的能力也是不够的,还得有钱、有人脉,没有打通关节就进入不了权力中心,要走很多冤枉路。

对于很多考上进士之后想要留在中央又有钱的人来说,用钱打点好能帮自己使得上劲儿的人,给自己一个留在中央的名额,不在话下。

刘伯温考上了进士,当然也想留在中央,但元朝向来歧视汉人,把百姓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刘伯温籍贯浙江,属于地位最低等的南人,没戏。加上到了刘伯温父亲这一代,刘家已经没有人在朝中当大官,刘伯温父亲只是一名教书匠,没有万贯家财,没钱打点中央大员。

刘伯温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色目人,要钱没钱,要人脉没人脉,留在中央不可能,只能被打发到外地去当芝麻小官。一进入官场就被下放到最基层,如此低的起步直接导致他以后二十多年都沉沦下僚,很难爬上去。

问题是,官再小都得做,此时才二十七岁的刘伯温是个十足的愣头青,没有想那么多,怀揣着一肚子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只想在任上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干出点政绩来。

然而,他绝对不会想到理想实现起来会无比艰难。刘伯温上任之初,当时的秘书监揭奚斯见到刘伯温第一眼就对旁人说了一句给刘伯温定位非常准确的话:“此人是魏征之流,而英迈之气比魏征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个匡时济世的人才。”

揭奚斯说的没错,刘伯温确实是个匡时济世的人才,只不过这话要到二十多年后才能成为现实。

上任之后,刘伯温就开始满腔激情地开展工作,很快就以正直廉洁、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上司的高度赏识和认可,声名远播,一颗政坛新星冉冉升起。

至元五年(1339年),江西路新昌州发生一宗特大命案,鉴于案情十分复杂棘手,瑞州路总管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刘伯温,有意锻炼他,于是抽调他去复审此案,秉公处理。

锻炼他的机会来了,考验他的时刻也来了。到了新昌州之后,刘伯温马上开始着手调查案情。当地官府呈给他的卷宗显示的案情是:一户百姓与一户蒙古乡绅因地发生纠纷,该百姓家男子与该乡绅的家丁斗殴时被误打致死,依律判决该乡绅对死者妻子予以赔偿。死者妻子因不服判决,托人写好诉状辗转上诉至行省,请求依法重新判决,让凶手偿命。

这起案件看起来十分简单,无非是一起民事纠纷案,原告丈夫与被告因口角而发生斗殴,被告过失杀人,致使原告丈夫死亡,一审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一笔精神赔偿金,原告表示不服,上诉请求二审。

当刘伯温看到案件卷宗时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质疑:一是这起案件前前后后的案情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吗?如果真的只有这么简单,新昌州知州也能处理,瑞州路总管干吗特意派自己来办?二是乡绅家丁真的只是过失杀人吗?恐怕也没这么简单。

刘伯温带着质疑开始走访死者家周围的百姓,从他们零零散散的议论中,得知原来自己在新昌州知州手里看到的案件卷宗里藏着很大的猫腻,案情绝非新昌州知州报告的那么简单,而是有另一番事实:

该乡绅看中该百姓家住的宅地已久,想以低价买来另建一座新房,不料这家人死活不同意,于是乡绅就动用暴力强拆,并派人殴打轰赶他们,这家男子因竭力反抗被乡绅家丁活活打死,其妻也被打成重伤。

经过仔细调查之后,这件事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伯温决定公正处理,还死者一个公道,以抚慰死者家属。

然而,就在这几天里,刘伯温的住所开始有不速之客不断登门拜访:先是家丁杀人的那位蒙古乡绅请他上门吃饭,并送给他一笔银子作为见面礼,刘伯温知道他是想套近乎拉关系,都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后来新昌州知州也登门拜访,建议他维持原判,刘伯温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是非黑白自有公断。

知州听了立马黑脸,警告他不要不识抬举,说完拂袖而去。刘伯温的随从见他这么不给那些人面子、不讲人情,担心他这样会得罪人,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然而刘伯温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纵容乡绅恶霸巧取豪夺、谋财害命,公平正义何存?自己当官的意义何在?说完就让随从去请当时在案发现场的十余位目击者前来做证人。

刘伯温只想坚持做官的原则,坚持正义,坚持公道,不姑息养奸,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上司对自己的信任,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新昌州知州连夜派人来告诉他,自己上面有人,让他好自为之。

刘伯温恍然大悟:乡绅和知州不但相互勾结,而且背后还有很强大的后台,他们抬出后台来,就是为了威胁、干扰他对案件的复审。

刘伯温第一次对官场的黑手感到不寒而栗,对官场的潜规则充满了疑问:我只是想让案情的真相公之于众,只是想还受害人一个公道,只是想秉公执法,有错吗?这个官场到底怎么了?到底谁对谁错?

刘伯温想不通,也想不明白,但他不想屈服于官场黑手,不想就这么放弃已经到手的证据,不甘心让正义就这么断送在自己手里,于是决定抓紧时间办案,不给黑手留下翻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