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秘人的来访
至正二十年（1360年）的一天，一个人来到浙江青田县武阳村，登门拜访正在隐居的刘伯温。
两年前，刘伯温第三次辞官回到老家，从此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他并没有奉行老子的“无为而治”，相反，在青田隐居的日子里，刘伯温身隐心未隐，他静静地观察着外面的一切，开始渐渐沉淀，终于变得清醒，最终想清楚了二十多年来都没想明白的很多道理。
他想清楚的这些道理照今天的我们看来很容易理解，但未必人人能真正懂得其中的真谛：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如果不是自己创业，不是自己当老板，那么，就必然存在一个人人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选择谁来当自己的老板？
跟对人，才能做对事。跟错了人，做对事也是错。对与错，看似一字之差，其实影响每个人的一生，甚至决定每个人的一生。比如陈平，原来在项羽手下混，但混得很不如意，有范增就没他啥事儿，一直被范增所排斥。但当他跳槽跟了刘邦，人生从此改变，最后当上了汉朝的第三任丞相，可谓功德圆满。
归根结底，选对领导、站对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指责刘伯温不该在元朝为官，给人白白打工二十多年，从没受到重用提拔，白白浪费了大半辈子，太蠢，太不值得。乍一听这么说也没错，确实是白白浪费光阴，但仔细想想，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很不厚道。我们作为现代人，应该讲讲历史唯物主义。刘伯温出身官宦世家，从小学的是儒家文化，他的家世和知识信仰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无法逃避“读书—当官”这条路，你非要让他和李善长一样不考试，不当官，那真是太为难他。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说白了就是要站在当事人所处的具体时代、所处的具体背景、所处的具体环境，结合当事人的具体思想、性格，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
刘伯温没法逃避家族的使命和儒家传统，也没法像几百年后的人们这么超脱，所以他只能踏上那条自古皆然的道路。
事实证明，那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浪费了他二十多年人生，但这就是事实，想推倒重来都不行。
推倒重来不行，重新起步行不行？命运向刘伯温抛出了一枝橄榄枝，告诉他：行。
天下大乱，风起云涌，群雄并起。刘伯温虽然身在青田，但时刻不忘暗中观察天下局势，尤其江浙时局的一举一动，他无不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各路反贼都在逐鹿中原，并且为了地盘，已经在江浙一带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和火并。
对于刘伯温而言，这事儿如果放在以前他还在元朝当官的时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原因很简单：朝廷是猫，他们是老鼠；朝廷是警察，他们是贼。猫捉老鼠、警察抓贼都是天经地义，但抓起来实在很困难。可反贼们还没放倒猫和警察，自己却先展开火并，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对于朝廷来说，求之不得。
在刘伯温当官的时候看来，这些人就是一群反贼，烧杀抢掠，胡作非为，好事没有，坏事做尽，不灭掉他们对不起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然而，现在不同了。
现在自己已经不再是朝廷官员，只是一介草民。这么多年来，几次当官，从没有得到重用，希望为国除贼、匡扶社稷的理想一次又一次被扑灭，他已经身心俱疲、彻底绝望。所谓事不过三，做蠢事不能没有底线。他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为元朝廷出力，即使朝廷哪天想起他来想再用他，他也不会干。可是说到底，刘伯温出身进士，在朝廷当过官，为朝廷办过事，虽然对朝廷已经绝望，但还是残留了几分感情，并且在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观念无法割舍。这个观念就是“忠”：忠于国家，忠于皇帝，忠于社稷，忠于百姓。一直以来，刘伯温都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然而，忠的下场就是如今的现状——忠而不得，被弃不用。这种结局让刘伯温陷入极度的悲哀、绝望、愤怒、痛苦之中：难道我还要对这个没落的朝廷继续保持所谓的“忠”吗？我还要继续执迷不悟、浑浑噩噩地走下去吗？
直到当他看到自己眼里曾经的“反贼”已经成了气候，朝廷无力扑灭时，他终于渐渐醒悟：大元气数已尽。
朝廷昏聩黑暗，民不聊生，反民的迅速成长和强大，让他的心里陡然升起了一丝光明，照亮了他的内心——如今自己已经不再是官，起义的百姓还是自己眼里的贼吗？而且是朝廷无道才逼得百姓起来造反，到底谁才是更大的贼？
经过这种拷问，刘伯温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江浙时局动荡之时，既很无奈，又很兴奋——无奈的是朝廷不能用人，才导致反贼猖狂，气焰嚣张；兴奋的是，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刘伯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他改变人生的一次大好机会——像古代所有乱世一样，所有人才都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契机，闪亮登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挥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干，是所谓“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
对于这次机会，必须小心谨慎对待。既然已经放弃了朝廷，那么，今后就要选定一个人作为自己新的领导，一旦选定一个人，就要跟着他干出一番大事业，不虚此生。
对于刘伯温来说，选一个人是不难的，但选准、选定一个人却是很难的——需要看你的观察力、识人能力和判断能力。
如果选对了人，那还好说，要是选错了，那就意味着你不得不重新考虑跳槽。如果这次选错了还要再跳，就会像三国的吕布一样被骂成“三姓家奴”，被后世耻笑，后悔都来不及。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在古代，跳槽不是过家家，是要遭人议论的，尤其是对于读书人来说，“忠”字当头，跳槽事小，失节事大。
既然不想再为元朝服务，打算跳槽到新东家，那么，重新选择人生道路、重新选择领导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今天下，可称得上已成气候的起义军统领，有“三巨头”——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
张士诚虽已降元，但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假象，此时他仍然手握重兵，坐拥杭州，南近绍兴，北逾江淮，直抵徐州，地盘相当之大，徐寿辉和陈友谅看似珠联璧合，实际上貌合神离，那个叫陈友谅的人并不是省油的灯，出身渔民家庭，考了个秀才，当上了公务员，不甘心一辈子庸庸碌碌，毅然投身造反大潮，跑到徐寿辉的元帅倪文俊手下，后来杀了倪文俊，挟持徐寿辉，操控天完国朝政，此人野心勃勃，阴险毒辣，绝非池中之物。实力最差的方国珍，盐贩子出身，海盗起家，闹来闹去没闹出什么名堂，已经被一个叫朱元璋的义军头领收拾了，翻不起多大的浪。
势头最猛的，就是这个朱元璋。朱元璋，安徽临濠人，世代种田，出身贫苦，父母死得早，放过羊，当过和尚，后来投奔红巾军，为濠州郭子兴部效力。由于勇武刚毅、敢作敢为，又有头脑，深得郭子兴赏识，被收为义子。
郭子兴是个老滑头，看到朱元璋头脑灵活、有勇有谋、聪明干练，就打起了算盘，不但要提携他，让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干将，还要收他为义子，让他忠心耿耿、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当自己亲生儿子的挡箭牌。
为了彻底套牢朱元璋，郭子兴决定再出一招——把自己的义女马大脚许配给朱元璋，与他结下姻亲关系，让他当自己的女婿。
郭子兴相信，提拔朱元璋当高级将领，收他当义子，招他当女婿，三管齐下，朱元璋如果不是白眼狼一定会对自己忠心耿耿、誓死效劳。
朱元璋没有让他失望，无论他生前还是死后，朱元璋都对他忠诚有加，大明开国之后还追封他为“滁阳王”，为他建庙，免除他在世时邻居的赋税，让邻居世代为他守墓，也算是仁至义尽。
郭子兴这桩买卖实在太划得来，就靠收义子、嫁养女，换来朱元璋对他的丰厚报酬，可谓一本万利。
只不过讽刺的是，大明开国后郭子兴的亲生女儿也被朱元璋纳为妃子，给他以前的干女儿马大脚做小，估计他要是泉下有知都能气活过来：早知道朱重八你小子能当皇帝，当年老子就把亲生女儿嫁给你了，犯不着现在让亲生女儿受这窝囊气。
更讽刺的是，由于朱元璋这个义子实在太精明能干，而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太窝囊，都不如朱元璋，当郭子兴死了之后，亲生儿子只能靠边站，后来都被朱元璋找了个理由干掉，朱元璋吞并了郭家部队全部人马，加上自己的兵力，实力大为壮大。
郭子兴更没料到的是，朱元璋从他这里也学会了收义子这一招，后来收了二十多个义子为自己卖命。
如果让郭子兴发表一句感想，想必一定是：收义子有风险，慎收。为了掩人耳目，不被元朝廷锁定为重点目标，朱元璋部队以“大宋国”名义行事，尊韩林儿为帝，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六朝古都应天府（南京）已经被他攻占，成了他的地盘，可见其志不在小。而且，他已攻下江浙多处地方，照此形势下去，整个江浙都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但刘伯温知道，那个叫陈友谅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只有他足以成为朱元璋最强大的对手。既然如今是要跳槽，物色新东家，那么，新东家就要能重视人才，与旧东家存在本质区别。
得人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乱世之中一味喊打喊杀的人占多数，能有如此气魄和眼光的人少之又少。素闻陈友谅薄信寡义、阴险狡诈、嗜杀成性，因此不得人心；反观朱元璋，他求贤若渴，每到一处就招贤纳士，足以见得他重视人才的程度，非张士诚、陈友谅之辈所能及。他能做到慧眼识才、知人善任，更说明他是一个懂得用人、善于驾驭人才的主。
刘伯温还没见到朱元璋就已经对他非常看重，然而，他现在并不打算出山投奔朱元璋。
有人看到这里不禁会问：既然刘伯温你这么看重朱元璋，为什么不出去投奔他？你都跟元朝决裂了，还要什么节操？难道是想等朱元璋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一样三顾青田来请你？
刘伯温之所以不出山，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他在等待时机，具体来说是等待两个时机。这两个时机，后面会有详述你。
出乎意料的是，刘伯温不出山去投奔朱元璋，朱元璋却派来一个人来请他。他的名字叫孙炎。孙炎，字子节，时任处州路（治所为丽水县，即今浙江省丽水市），属江浙行省管辖，下辖丽水县、青田县、龙泉县、遂昌县、松阳县、庆元县、缙云县七县总制。
孙炎同志自小熟读经史百家，精通文章，很有才干，后来去应天府投奔了朱元璋之后，很受朱元璋赏识。
朱元璋派常遇春去打杭州，胡大海去攻绍兴，以掎角之势夹击张士诚，然后任命孙炎为处州路总制，并让他设法请青田一个叫刘伯温的高人前来投奔自己，为自己效力。
葛优曾在《天下无贼》里面说过一句话——“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也不全对，因为其实人才在任何世纪、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是最重要的。哪怕在现代出现了机器人，还是人才最重要，因为机器人也是要靠人来制造和操纵的。
一句话：人才的竞争是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永恒竞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才竞争永不休。同样，中国的十四世纪也不例外，尤其是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大乱以后，人才更是比黄金都贵。
如果说乱世斗争就像打牌，那么毫无疑问，到了至正二十年（1360年）这个时候，一定是在激烈地斗地主——张士诚、陈友谅和朱元璋三人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斗地主”大战。至于方国珍、刘福通、元顺帝，那都只有旁观或者自己在旁边玩的份。
虽然有句话说真正的高手不仅能打赢一手好牌，而且哪怕烂牌到他手里，他也能打成一手好牌，但话又说回来，好牌谁都想要，谁都不想为了证明自己是高手宁愿要一手烂牌而不要好牌。
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头脑相当清醒：在这场斗地主中，谁手里的牌好，谁才有更大的胜算。他想把所有好牌都抓到手，这样才能增加自己的筹码。
人才是好牌，优秀的人才是更好的牌，最优秀的人才是王牌。什么样的人称得上人才？高智商的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优秀人才？更高智商的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最优秀的人才？超高智商的人。对于朱元璋而言，无论人才也好，还是优秀人才也好，或者最优秀人才也好，只要是人才，他都想招致麾下，成为自己的智囊团，为自己献计献策，全力击败对手。
自打他进入江浙以来，一直四处打听，让人推荐贤才，凡是他看中的人，他一个都不会放过，所以每到一地，他就大力招贤纳士，唯恐人才落入他人之手，成为自己的劲敌。
朱元璋就像一个猎头四处寻找他的猎物，只要嗅到一丝猎物的气息，哪怕搜山检海也一定要得到，所以当他听胡大海打下处州之后向他推荐大名鼎鼎的“浙东四先生”之时大喜过望，非招致自己麾下不可，如此人才不招过来实在太说不过去。
在朱元璋看来，“浙东四先生”不是四个人，而是四张好牌，谁得到手谁就占上风，尤其其中一个叫刘伯温的，那更是大大的王牌。
传闻此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足智多谋、料事如神，名气那是相当的响，此种人才就像是张良、荀彧，几百年难得一见，谁得到了他就等于已经得到了一半天下，趁现在还没有人下手，必须赶紧行动。如此诱人的猎物，不捕获到手，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