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比起2013年，我认为201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更有实绩。

新闻理论研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关于提升新闻理论的理论性方面提出新的路径分析，虽然新闻学术研究仍然处在弱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几十年后，学界仍然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及中国化，过去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仍是今天的主力，但未见新的力作，泛泛而谈居多；媒介融合研究是今年新闻理论研究最有亮点的部分。总体上讲，新闻理论研究没有大的突破。

2014年是传播学研究收获较多的一年。正如本书所说的：“2014年传播学研究是在一种总体上更为自觉地危机与挑战、反思与重建的意识中展开的。”因此，关于反思与重建是成果最多的《新闻记者》充当了主阵地。学者们意识到传播学研究反思性重建的目标，不是努力推动反思和对缺失的修补，而是要重建传播学。这样的反思反映出对新媒体时代传播学者对现存传播学理论失去信心，也反映出传播学身份认同的危机。有对传统传播学理论的检讨，有提出传播学理论研究两条路径（孙玮），有提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陈卫星），有提出整体转移（黄旦）。其实传播学理论或范式创新一直被提出，传播学理论与范式也一直在创新。从传播学理论发展史看，传播学理论发展与传媒技术发展有逻辑关系，纸质媒体时代，学者们提出了“魔弹论”，电子传媒时代，学者们提出了“有限效果论”，现在进入融合媒体时代，学者们提出了数字化生存。从研究视角看，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时代，高度关注传播的社会效果，与竞选、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目标主要是规范社会行为。互联网时代，虽然媒体仍然是受资本逻辑控制，但至少更人性化，主流社会发生控制危机。严格讲，融合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还在建构，已知的问题还不多。我还认为，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显得过于庞大，更多的显示出是一个平台，至少是一个跨界的学科，亦或跨界的平台。

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发生较大变化，由于媒体的发展，传媒研究的外延不断扩大，传媒发展趋势研究是热门话题，首先是对产业规模的关注，其次是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关注，而互联网时代与逻辑下，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成为研究重点。应该说，文化产业一直被关注，关于文化制度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文化产业园的研究是中心议题。

广播电视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研究体系与学科建构，学术脉络梳理和核心概念更新是年度广电研究中的最突出亮点。全国性的权威调查报告与学术会议已普遍达成重整新传播时代的广电研究这一共识。广电相关媒介形态的描述、定义与概念化将“视听媒介”、“用户”等概念涌入广电研究领域的核心位置。广电思想史、媒介史的研究为学科整体研究范式转换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资源。新受众/用户研究中概念操作化与研究方法的演进进一步推进了学科整体性的提升。②广电制度层面研究曾在2007～2010年间产生井喷式进展，但在随后跨学科的研究者逐渐减少。2014年，此领域研究主要围绕产业探索和行业规制展开。其间反映出处于剧烈变迁的广电组织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重构和从“大公共性”视角对广电业的规范引导。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学者对相关制度的历时性研究越来越贴近中国当代的经验环境，传媒产业规制的学术图谱研究层次也从应用层面转向政治经济学派脉络的理性反思，传媒产业规制的学术图谱也使该领域研究呈现出更系统化的演进。③文化层面的广电相关研究包括文化交流中的视听现象与文化研究脉络中的视听传播两个主要部分。城市传播范式下，影像作为一种中介化的传播媒介，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与工具，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城市传播中的视听传播研究是年度研究中将广电/视听研究与基础传播学理论进行的勾连的代表之作。④操作层面研究主要包括视听语言与电视新闻实践研究、从业者研究、电视节目研究等三个部分，其中视听叙事学的学科体系建构为视听传播机制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精确报道与数字新闻研究则是学界与业界的双重突破，节目模式研究也因其中的历史视角和概念反思而呈现向深度的迈进。

微博、微信和移动传播，以及“新社交工具时期（APP）”的媒介，是这一年新媒体研究特别青睐的“新星”。有研究者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互联网传播领域由博客、微博和微信所引发的三次重大变革，并认为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传播的模式和方法，并将塑造以个人为中心的全新互联网面貌。新媒体研究中的这些“新星”，凸显了新媒体发展的现状：它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并已成为经验研究关注的重点。2014年的研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基础设施（尤其是安全、隐私）的建设、新闻业的重构、新受众的了解、网络群体、国家治理和公众表达这几个亮点。

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