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命，在人心
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在谈到腐败问题时，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
“国之命，在人心”的意思是：国家命运的兴衰荣辱和民心向背是密不可分的。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国家想要繁荣昌盛就必须有人民的支持和无私奉献；反之，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爱戴，国家的命运则前景堪忧。这句话虽然是温总理的即兴之作，但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与民”关系的现代解释。这句话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有异曲同工之妙。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最早见于《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意思是说，天下百姓就像是水，统治者（君王）就如同在水里行驶的船只。如果统治者顺应民心，则船就可以顺水而行一切太平；如果统治者悖逆民心，则水就会掀起巨浪吞噬船只。也就是说，民心向背是衡量统治者统治的一个标准。顺应民心，政权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失去民心，政权很容易被颠覆。因此作为执政者，应该居安思危，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
《荀子·哀公》篇解释了《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中这句话的历史背景。
鲁哀公问政于孔子，感叹自己生长于深宫之中，被妇人养育成人，不知道民间的忧愁、劳苦和危难。孔子于是提出了民心的重要性，建议鲁哀公应该注意民心的向背，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
《荀子·王制》篇在讲到如何兴国富民时，也有类似的言论：“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人君之大节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害怕马车，那么君子就不能安稳地乘车；百姓害怕政事，那么统治者就不能太平地统治。如果马害怕马车，就不如让马平静；百姓害怕政事，就不如给他们一些实惠。选拔贤能的人，推荐恭敬忠厚的人，提倡孝义之道，收养孤寡的人，补助贫困的人，这样做百姓就会安心生活，统治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古籍说：“君王是船，百姓就是水。水能够承载船只的航行，也能够让船只倾覆。”这也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统治者想要百姓安定，那么最好就勤于政事、爱惜人民；想要国家繁荣，就要提倡礼教、敬重士人；想要流芳百世，就要推选贤能的人才。这些就是成为好的统治者的方法。
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皇甫规传》中提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汉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朝廷举荐贤良，皇甫规因在对羌作战中表现突出被举荐。他在此次举荐的应试对策中揭露了朝廷奸臣当道，官员收受贿赂、卖官鬻爵，致使国家内部盗贼猖獗、百姓贫寒、灾害频发的社会现象以及大将军梁冀的不法之举。这句话就出自其应试对策中，皇甫规借用《孔子家语》中的这句话告诫当时的统治者：民心的凝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然而在权臣当道的环境中他的劝谏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引起了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的嫉恨，只封他做了一个小官。皇甫规于是托病不出，回到了乡里。腐败成风且不知改革的东汉王朝终于在不久之后明白了民心的重要。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6年），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声势浩大几乎席卷全国，虽然最后起义被镇压下去，但久病成疴的东汉王朝实际上已经瓦解了。
这句话真正被人们熟知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之后才成为国人尽知的政治理念。《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记载，贞观六年的时候，唐太宗对群臣感慨古代帝王的衰落都是因为闭塞了耳目从而不知道政事的得失。于是他要求群臣做君王的耳目，使得君王能够处于深宫而知天下疾苦。魏征于是进谏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失去国家的君主，都是处在安乐的时候而忘记了危难，处于太平年代而忘记了乱世的艰辛，因此不能够使国家长久。而今天陛下统治的国家太平富有，并且陛下能够留心治理之道，居安思危，因此国家必然能够长久存在。就像《易传》中所说的：“君王是船，百姓是水。水能够使船正常航行，也能够倾覆船。”
后来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再次提到：“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再次强调居安思危、民心向背的重要性。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环境，温总理有着清醒的认识。腐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关系到国之根本——民心的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致使民众的“怨气”逐渐累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腐败问题，究其根源，已经不仅仅是官员的道德素质问题了，它更深刻地反映出我国目前制度和体制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合理因素一直存在，腐败问题就难以从根源上得到解决。腐败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百姓就会逐渐对政府失去信心，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要受到严重影响。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02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忧国不谋身
2011年3月14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问道：“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八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温家宝总理回答道：“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忧国不谋身”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原诗为：“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意思是说，昔日许多有才能的人，多心怀为国献身的勇气和气节。他们一心只考虑国家兴亡，不谋算个人得失和利害。一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正是由于这种只求有利于国家不求个人富贵精神的维系。为国谋利，为民谋福，这是真正的大爱无疆、兼济天下；相反，如果人人只谋身，无人忧国，最终只会无国更无家。
温家宝总理饱读诗书，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在2003年当选总理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他还曾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回答德新社记者关于工作风格的提问。在这里他又一次借诗言志，两句诗一意相通地展示了自己以国家大事为重、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工作态度。这种精神正是古人一直提倡并践行的“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出自《左传·昭公四年》，意思是说：如果做的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生死都可以不计较。这句话和《礼记·儒行》中的“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作品之一，是秦汉时期的学者根据孔子和孟子等几位鸿儒有关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的主张汇集编写而成的一本书，《儒行》篇主要着重讲儒者的品德行为。《礼记·儒行》讲到，鲁哀公问：“敢问儒行？”（儒家都主张一些什么道德品行？）孔子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详细描述了理想中的儒者形象，提到了“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等一系列高贵品质。孔子认为“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即利于国家而不考虑个人富贵的品德是儒者必须具备的。
西晋著名将领王濬在给武帝司马炎上书时也提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根据《晋书·列传十二·王濬》记载，王濬博通典籍，外貌修美，但是由于平日言行不严谨，并不被乡里众人称赞。后来，他树立志向，改变了性格，变得疏通亮达起来。西晋武帝司马炎为了灭掉吴国，统一天下，任命王濬为将军，发动了对吴国的战争。为了争夺战功，王濬的顶头上司王浑在作战中命令王濬暂缓对吴国的进攻，王濬没有听。愤恨的王浑上表朝廷，指责王濬违诏不受节度，用各种罪状对王濬进行诬告。王濬就上书进行了辩解，说明自己不听指挥是因时制宜，表明了自己奋不顾身，“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忠心。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为了国家社稷，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气度，王濬积极进取，吴国很快被攻破，西晋一统天下，结束了三国以来天下长期割据的局面。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精神鼓舞了许多人，明朝张居正直接引用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政治信念。明世宗嘉靖后期，奸相严嵩的把持下，吏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可以说是百弊丛生、危机四伏。平民出身的张居正被历史推上了政治前台，担任内阁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以非凡的魄力决断运筹，积极整顿朝政，加强国防，大力推行富国强民的“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摆脱了贫弱的局面，焕然新生。由于张居正对整饬吏治，官吏们都不得不精神紧绷、认真办事，因此在他们眼中，张居正并不是一位贤臣，而是刻薄有余、仁厚不足的讨厌之人。有人指责他是又一个不体恤民情的王安石，有人中伤他专权恣肆，还有人借他父亲去世而他不依照祖制“丁忧”的事情骂他“忘亲贪位”。面对这些讥诽与责难，张居正在《答福建巡抚耿楚同谈王霸之辨》中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仆比来唯守此二言，虽以此蒙垢致怨，而于国家实为少裨，愿公之自信，而无畏于浮言也。”意思是说：我一直用‘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虽然因此而遭受别人的诟病怨言，但这些诟病与怨言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和益处，希望你能相信自己，不要畏惧这些流言飞语。
张居正不虑个人声名，坚定推行的改革使明朝社会的政治、经济都有了极大好转，海瑞称赞他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忧国不谋身”才能真正为国尽责、为民谋利，才能积极进取，成就个人的一番事业。公务员如果缺乏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局意识和工作责任感，不仅丧失干事创业的激情、碌碌无为，还会因此而影响党和国家的声誉与形象，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长期以往，不但阻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还会动摇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强调工作责任意识，究其根本在于工作作风的培养和转变。工作作风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坚持教育管理和德治、法治双管齐下的基础上，做好职业道德建设，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这样才能树立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工作责任感和意识，才能实现国家的民主和富强。
《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02版《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009年5月3日，温家宝总理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广大师生，并与该校毕业生代表座谈。在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时，温总理说道：“如果你熟悉历史的话，我们许多值得敬仰的历史人物，他们为了祖国的统一、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鸦片战争以后，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林则徐，我曾经引用过他的诗，作为我担任总理的座右铭，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温总理引用的这句诗出自林则徐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全诗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意思是：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算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怎么能因为个人可能因此招致祸患而瞻前顾后。
这首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是林则徐遭贬谪，离别家人时的口占之作，当时他正由西安出发前往流放地新疆伊犁。但是如果我们对林则徐的生平，尤其是他被流放前后的基本史实不了解，就无法深刻而真切地领会这句诗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