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帝王气象(2)

晋阳县令刘文静曾经暗中观察过唐太宗的风度气质,对裴寂说:“李世民真的绝非常人啊,有高祖刘邦的气量,魏武帝曹操的威武神态,年纪虽轻,却是上天放入凡间的英才。”后来,刘文静因为是李密的亲戚,被打入监牢。唐太宗暗中怀有不寻常的志向,去监狱探望。刘文静欣喜异常,也看出太宗有特别的意图,便感慨地说:“天下大乱,尚需汉高祖、光武帝般的英才方能安定。”太宗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您怎么知道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呢?怕是担心一般人看不出来吧。”刘文静高兴地起身说:“我早就知道公子是潜伏水底的蛟龙啊。如今的时势,正是您纵横驰骋的大好时机,您平时就能顺乎民心征兆,现在仍旧有平定天下之才,人们定能找到依附的希望,我刘文静也找到了所应攀附的人。”唐太宗高兴地说:“您有什么谋划吗?”刘文静说:“如今李密长久围困东都洛邑,皇上却在南方淮南一带巡游;大的贼人跨州连郡,小的占据山泽中,其人数数以万计。若有真命天子感召驾驭这些人,天人感应,那只需举旗一呼,就足以平定四海。如今并州一带的百姓,为躲避盗贼都搬入了晋阳城内。我刘文静做了几年县令,认识一些豪杰之士,只要召集他们,马上就可得到几万人马,再加上您父亲所统领的几万军队,一言出口,谁敢不从!我们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便可成就帝王之业。”唐太宗笑着说:“您的话正合我意。”由此他就部署宾客,暗中策划起义。李渊则派刘文静伪造隋炀帝的诏书,以他的名义命令太原、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等几个郡年纪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全部当兵,规定年底在涿郡集结。此时人心惶惶,叛乱造反之众越来越多。后来,又派刘文静和裴寂伪造符录,利用官库内的钱财物品,用作留守军费。再招募聚集军兵而起事,改旗易帜以示正义之举。

另外又派刘文静前去说服突厥结盟,突厥的始毕可汗说:“唐公起义,想做什么呢?”刘文静说:“隋文帝杨坚废掉嫡长子,把帝位传给了后主杨广,招致天下这般大乱。唐公是皇室的亲族,不忍静坐眼看国家衰亡,要废掉不当为王的人。所以希望与可汗您的兵马一同进入京都,事成之后,百姓和土地归属唐公,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全归突厥。”始毕可汗非常高兴,随即调遣兵马跟随刘文静前来,李渊等人军事上威势更加浩大。

【评议】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您没有准备,机会对于您就不是机会,机会就会擦肩而过。因此,与其哀叹命运不眷顾您,与其怨天尤人,不如作好准备,创造机会,并主动地抓住机会。

如何评价帝王将相

【引言】

俱往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他们的功过是非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朝代的更替,历史上的是是非非才越来越清楚,因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引得后人议论纷纷,他们也正是在这种议论中被定位的。唐代的赵蕤著的《长短经》对一些帝王将相作了评论,其中不乏独具慧眼之处,让我们摘引数则。

【事典】

魏文帝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说:“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赵咨回答说:“是一位聪睿、明达、仁爱、智慧、志向高远、富有谋略的君主。”曹丕问他有何具体表现,赵咨回答说:“鲁肃出身贫寒,他能起用,这表明了他的聪睿;吕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拔,这表明了他的明达;抓获了于禁而不加害,这表明了他的仁爱;兵不血刃就攻占了荆州,这表明了他的智慧;占据三州,虎视天下,这表明了他的志向高远;委曲求全,敬奉陛下,这表明了他的谋略。”

孙策中箭后,箭伤发作严重,他把弟弟孙权叫来说:“统率江东的人马,与敌人对阵决战,与天下争雄,你不如我;选拔任用人才,使他们各尽其才,以保全江东,我不如你。”

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人之杰也。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也。”意思是孙权忍辱负重,任用人才,崇尚计谋,像越王勾践一样奇特,是人中的豪杰,所以他才能雄踞江南,成就三国鼎立的基业。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盖世奇才,他们二人谁更高明?虞世南说:“司马懿是读书人出身,参与辅佐建立魏国,能够救助社会的危难,治理好朝政,文才武略,确实有可以称道的地方。然而他喜欢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性情猜疑、残忍,诡计多端。例如他故意说胡话装病,蒙骗李胜,使曹爽放松了警惕,最后消灭了曹爽;他把何晏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株连三族。像这些伤天害理、昧尽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不会做的。用这种虚情假意对待一切事物,假如双方势均力敌,在中原会战,以司马懿的奸谋来对付孔明的指挥若定,恐怕司马懿就不是对手了。”

吴国的张微在《默记》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优劣时说:“汉朝灭亡,天下分崩离析,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在这种形势下相遇,各自投靠了明主。孔明从蜀汉开始发展,只有一个州的地盘,与大国相比,约有它的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步兵,从祁山长驱而出,慷慨激昂,大有饮马黄河、洛水的雄心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于孔明的地方,统率来自各地的大军,占据坚固的城池,拥有精锐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敌人的意图,而只求自保。假如形势像这样发展下去而孔明不过早病死,要不了多久,胜负的形势就可以决定了。比起司马懿来,孔明不是更高明吗?”

后汉衰落混乱,归咎于汉桓帝、汉灵帝二人,那么,他们谁的品德更坏呢?虞世南说:“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为非作歹,盛怒之下,联合宦官密谋将其诛灭,这一举动表现出了他刚毅果断的气概。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被宦官集团以‘党人乱政’的罪名逮捕下狱,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这便是史称的‘党锢之祸’。由此而知,朝政的动乱起源于汉桓帝。古话说:‘民不聊生,天下哀号,这正是新的君王兴起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百姓疲惫不堪,正好便于施行仁政。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国家能重新得到振兴。可是汉灵帝重蹈覆辙,又以‘党锢之祸’诛杀了一批大臣,危害比桓帝时更严重,终于导致国家灭亡。像他这种人没有死于非命,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虞世南说:“王莽是一个生性残酷、奸诈、虚伪的人。没有发达的时候,沽名钓誉;达到目的之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他不听规劝,自高自大,至死不知道悔悟,天下人饱受冤屈迫害,最终被汉光武帝刘秀所推翻。”

虞世南说:“曹操深通谋略,无人能比,所以他能开创基业。他虽然是朝廷的丞相,实际上却具有雄才大略。然而他为人谲秘诡诈,反复无常,心中多猜忌,以至于杀害伏皇后,毒死谋士荀彧,杀了孔融、崔琰。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处死;桓劭已经自首,跪下求饶,最后还是被杀。抛弃仁德,只用刑戮,曹操实在是太暴虐了,但他闲谈时却自比周文王,实际上根本不是周文王那种人。汝南名士许劭说他是说:‘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非常恰当。”

曹操的谋士郭嘉劝曹操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于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您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这是说实行严刑的必要。所以《左传》中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人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政策宽松,老百姓就会散漫,对散漫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太猛烈了,人就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济猛烈,用猛烈来调济宽松,政治因此才能达到和谐。《尚书》中说:“刑罚世轻世重。”刑罚的使用,有时轻有时重。《周礼》中说:“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治理新建的国家刑罚要轻,治理动乱的国家刑罚要重,治理安定的国家刑罚要适中。

由此看来,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夏代的少康、汉代的光武帝刘秀,都是中兴之君,谁更为出色呢?

虞世南说:“这两位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的功业,使帝王的事业发扬光大的人,他们中兴之名相同,实际内容却不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光武帝刘秀利用处乱思治的老百姓,诛灭独夫民贼王莽,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成功比较容易。至于少康,夏氏灭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小时就没有父亲,还在母亲胎中,母亲就怀着他逃亡在外,生在异国他乡。没有受过父亲的教诲,没有强大、亲近的亲人,遭受背井离乡的战乱,流离失所,但是他却能在国破家亡中历尽艰难坎坷,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中兴的帝王,少康应为第一。”

刘备对原益州牧刘璋以礼相待,一切事情听任诸葛亮而从不怀疑,作为君王的品德,这是最美好的表现。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可与辅佐商汤的伊尹和辅佐周武王的吕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鱼得水。只因国小兵弱,偏居西南蜀地一隅,要同时对付魏、吴两方,与大国抗衡,显得力不从心。假如刘备与曹操互换地方,施展他的远大计谋,发挥关羽、张飞的勇武,充分利用诸葛亮的才能,那么他的霸主之业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孙权凭借他哥哥孙策奠定的基业,任用前朝的文臣武将,依靠长江天险,仅仅能做到自保,与曹操、刘备二人相比,应该是力所不及的。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刘备的智谋才干,比不上曹操,所以他开辟的基业地域也比较狭窄。”然而张辅却说:“拨乱反正的君主,应当首先以得到好的将相为根本,仅凭自身一人善于作战是不行的。诸葛亮通晓礼义,善于应变,算得上是具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才能的人才。刘备没有强大的势力,却能让他鞠躬尽瘁;关羽、张飞都是英雄豪杰,心悦诚服地为他效力。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说:聪明的人不会愿意为愚蠢的人所使用,有能力的人不会愿意为平庸的人所使用。曹操虽然很强大,这些人却不愿为他效力,更何况他处在危难之际呢?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朝媲美,怎么会只与曹操齐名,并称二杰呢?”

有人说:“汉宣帝明察政事,难道不是汉光武帝一类的国君吗?”虞世南说:“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知道民间的疾苦,所以处理政务非常认真,提拔重用优秀人才。分析他实行严刑重法的原因,是受法家申不害、韩非子的影响。古人说过:‘追求王业不成,还足以成就霸业;追求霸业不成,将会是什么后果呢?只能身败名裂。’汉光武帝以仁义治国,是追求王业的皇帝。汉宣帝以法治国,是追求霸业的皇帝。将这二人相比较,恐怕他们不属于同一类型。”

汉元帝在做太子时,曾向汉宣帝进谏,认为他执法太严。宣帝变了脸说:“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单纯依靠道德教化而危害政权呢?”虽然就这句话而言,知道汉宣帝的抱负不够远大,但是他实行宽严相济的制度还是有根据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感到很高兴。这是说减轻刑罚的好处。

有人问说:“汉元帝多才多艺,温文尔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虞世南说:“帝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文治武功上。在文的方面,要有经天纬地的非凡治国才能,善于制定政策法令;在武的方面,要能够制止暴乱,平息战争,安抚百姓。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至于鼓瑟吹箫,和诗作曲,这是宫廷中乐官的职责,哪里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呢!”

汉元帝多才多艺,善于弹琴,但这并不是最可贵的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在《中论》中说:“对小事情明白,对大道理却忽略,对眼前的事情清楚,对长远的发展却糊涂,从古到今,没有像这样而不发生动乱的,没有像这样而不亡国的。这里所说的‘小事情明白,眼前的事情清楚’,是指能听出音乐、歌曲是否和谐;能看出书法雕刻是否漂亮;出口成章,能言善辩,对答如流;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擅长射击、驾车、书法、算术。所谓长远的发展、大道理,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恩惠足以抚养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统率万物,权谋足以应付变幻莫测的情况,仁义足以使人民富裕,威望足以遏止坏人为非作歹,勇武足以平定暴乱。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懂得任用官吏。明白兴亡的根源,通晓安危的道理。能做到这些,做皇帝的素质就具备了。”

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诗人写诗讽刺他;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因而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这样说来,做国君的即使视力像离娄一样锐利,听力像师旷一样敏锐,射箭像后羿一样准确,书法像史籀一样高明,只能说是能够胜任负责某方面事务的官职,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