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第一次废太子，其时已言似有鬼物凭之，遂开允祉首告允禔厌胜事。厌胜当亦不诬，但促其首告，或此疑为鬼附之说。要之圣祖之爱憎太子，初无成心，非有移爱他子而致此，则甚可信。祭告文不见《东华录》，王《录》唯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当帝意，自撰此文。翻清书时，又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语改译。再谕以‘不可改，不可以为此系人臣语，人君实更应鞠躬尽瘁’。”云云。据此则祭告文实是亲笔，世疑宫中发见[现]圣祖亲笔文，文字俱甚劣，遂以为御笔尽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对众挥毫，不应尽假，文理亦于讲读谈论中窥见程度。证以此文，及其谕饬撰译之人，决非不能作通顺文字者也。
《传》又云：“太子既废，上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皇八子允禩谋最力，上知之，命执付议政大臣议罪，削贝勒。十月，皇三子允祉发喇嘛巴汉格隆为皇长子允禔厌允礽事，上令侍卫发允礽所居室，得厌胜物十余事。上幸南苑行围，遘疾，还宫，召允礽入见，使居咸安宫。上谕诸近臣曰：‘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魔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廷臣希旨，有请复立允礽为太子者，上不许。左副都御史劳之辨奏上，上斥其奸诡，夺官予杖。既上召诸大臣，命于诸皇子中举孰可继立为太子者，诸大臣举允禩。明日，上召诸大臣入见，谕以太子因魔魅失本性状。诸大臣奏：‘上既灼知太子病源，治疗就痊，请上颁旨宣示。’又明日，召允礽及诸大臣同入见，命释之，且曰：‘览古史册，太子既废，常不得其死，人君靡不悔者。所执允礽，朕日不释于怀，自今召见一次，胸中乃疏快一次。今事已明白，明日为始，朕当霍然矣。’又明日，诸大臣奏请复立允礽为太子，疏留中未下。上疾渐愈。四十八年正月，诸大臣复疏请，上许之。三月辛巳，复立允礽为皇太子，妃复为皇太子妃。”
此为太子废后复立，圣祖顾念其子，疑为鬼物所凭，而又恰有谋太子者适为厌胜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缘厌胜而来，而其乘此疑团，遂认为被厌胜，以图一时之复位。帝虽欲复立，终疑请复立为图见好太子，作异日居功之地，则务谴臣下之言复立者。窥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实不欲复太子，而别举允禩以当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机会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间夺嫡案之一大反复。
自四十八年三月，复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复以旗籍大臣多人为太子结党会饮，所牵涉者有户部书办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员外郎，包揽湖滩河朔事例，额外多索银两，诸大臣皆受贿，为数亦不过数千金。因谓：“允礽求此等人保奏，惟[唯]其不仁不孝，难于进益，徒以言语货财，卖属此辈，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节猥琐，《东华录》甚详，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将传帝位之太子，何求于群小而与为朋比？《史稿》撮叙，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难言之隐矣。诸大臣者，尚书耿额，又指为索额图之家奴，欲为索额图报复，牵连审讯，至明年五月始结，罪至绞监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废，使其觉悟改悔，未尝不留与时机。而太子为人，众臣既盛道其聪明，圣祖亦言其骑射、言词、文学无不及人之处，何以甘入下流，为稍知自爱之子弟所不肯为？此则失教之至，而纵使习染于旗籍昏愦之索额图家，少成若性，岂非溺爱不明于先，而又不能终于愦愦，尽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废再废之举耶？太子过恶，前辈别无记载，故只有疑其冤抑，意为夺嫡之余，世宗朝修圣祖实录多未可信。然世宗于允礽初无图夺之迹，后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为之志，乃别是一事。谓允禩辈夺嫡甚烈，适为世宗驱除，未始不幸获渔翁之利则有之；至《圣祖实录》谓尽出雍正朝伪撰，则于事理为不必然。而其证据，今尤有可举者，录之以存其真相。
《朝鲜实录》：肃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是日书：“皇历责咨官韩重琦赍来清国咨文，清国废其太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赠太子，勿令赍来。其废黜诏制略曰：‘荒淫无度，私用内外帑藏，捶挞大臣以下，欲为索额图（胤礽之外亲名）傍伺朕躬，若不于今日被鸩，即明日遇害云。’”
据此则废太子诏，实是当时原文。
又：三十五年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甲午，是月壬申朔，甲午为二十三日。是日书：“冬至使闵镇厚、金致龙、金始焕等自清国还，引见劳慰，仍问虏中事，镇厚对曰：‘（以下先言朱三太子事，略之）盖闻虏中形止，渐不如前，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而又贪爱财宝，国人皆称爱银皇帝。且太子性本残酷，百姓公传道之曰：“不忠不孝，阴蒸诸妹。”若其诸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云。胡命之不久，此可知矣。’”
朝鲜忠于明，始终对清视为胡虏，乾隆以后稍改，然终不忘明。盖其国见解，自命为箕子之后，而于女真持种族之见甚深，因种族之见，其评清帝本不甚作美辞，自难尽信，但所传清国百姓谈太子之过恶，及诸子之无佳誉，当是得诸闻见。
《史稿·允礽传》：“五十一年十月，复废太子，禁锢咸安宫。”
据《本纪》及《东华录》，书废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笔朱书谕王大臣，故允礽再废在五十一年十月，谕中有云：“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故更无颁诏等事。
《传》又云：“五十二年，赵申乔疏请立太子，上谕曰：‘建储大事，未可轻言。允礽为太子时，服御俱用黄色，仪注上几于朕，实开骄纵之门。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太宗亦未豫[预]立。汉、唐已事，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过者。太子为国本，朕岂不知，立非其人，关系匪轻。允礽仪表、学问、才技，俱有可观，而行事乖谬，不仁不孝，非狂易而何？凡人幼时，犹可教训，及长而诱于党类，便各有所为，不复能拘制矣。立皇太子事，未可轻定。’自是上意不欲更立太子，虽谕大学士、九卿等裁定太子仪仗，卒未用。终清世不复立太子。”
不立太子，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琏，则由追赠。复作《储贰金鉴》，集古来立太子之为祸事迹，垂训后世，亦皆以康熙朝事为炯戒焉。证以《朝鲜实录》，亦载太子之立而复废，略如清《国史》所说。
朝鲜《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二月癸酉（二十四日）：“先是，李枢以彼中事情报各局曰：‘皇帝在热河时，部院重臣相继下狱。回驾后，面谕大臣，放置太子，而姑无颁诏之举云。故详探，则以为太子经变之后，皇帝操切甚严，使不得须臾离侧，而诸弟皆在外般游，故恨自己之拘检，猜诸弟之闲逸，怨恨之言，及于帝躬。而皇帝出往热河，则太子沉酗酒色，常习未悛，分遣私人于十三省富饶之处，勒征货赂，责纳美姝，小不如意，诉谗递罢。皇帝虽知其非，不得已勉从。而近则上自内阁，下至部院，随事请托，必循其私而后已。皇帝自念年迈，而太子无良，其在热河时，部院诸臣，曾受太子请托，屈意循私之人，锁项拘囚，回驾后放置太子于别宫云。其后仍付其礼部咨文，而我国所献太子方物，亦令停止矣。’”
《朝鲜实录》所载，与《东华录》约略相符。益知《圣祖实录》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于太子之废，实无所干预。但神器无所归，乘机取得大位，康熙间极力营谋夺嫡者，至时反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极而多不逊之言行，遂开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别有考，不具录。
夺嫡之狱，允禩为主，度允禩笼络人心，其术必有大过人者。诸兄弟皆为尽力，宗藩贵戚，满汉大臣，亦多有预其谋者。老臣如佟国维、马齐，勋旧如遏必隆之子阿灵阿，佟国纲之子鄂伦岱，明珠之子拨叙，汉文臣如王鸿绪，皆以举允禩为太子被谴。兄弟中如允禔、允囗、允禧、允禵，皆甘推戴，允禔为皇长子，尤身犯大不韪以遂其私，不知何以归心允禩至此。世宗亦专以允禩为大敌。互见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统考》。
《史稿·允禔传》：“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废，允禔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禩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诏斥允禔凶顽愚昧，并戒诸皇子勿纵属下人生事。允禔用喇嘛巴汉格隆魇术，厌废太子，事发，上命监守，寻夺爵幽于第。四月，上将巡塞外，谕：‘允禔镇魇皇太子及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无顾忌，万一祸发，朕在塞外，三日后始闻，何由制止。’下诸王大臣议。于八旗遣护军参领八、护军校八、护军八十，仍于允禔府中监守。上复遣贝勒延寿、贝子苏努、公鄂飞、都统辛泰、护军统领图尔海、陈泰并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监守，仍严谕疏忽当族诛。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
又《允禩传》：“圣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内务府总管事。太子允礽既废，允禩谋代立，诸皇子允禟、允囗、允禵，诸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拨叙、王鸿绪等，皆附允禩，允禔（原作祉当误）言于上，谓：‘相士张明德言允禩（原作禔当误）后必大贵。’上大怒。会内务府总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原作裎当误）颇庇之，上以责允禩，谕曰：‘凌普贪婪巨富，所籍未尽，允禩每妄博虚名，凡朕所施恩泽，俱归功于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誉允禩，必杀无赦。’翌日，召诸皇子入谕曰：‘当废允礽时，朕即谕诸皇子，有钻营为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党羽相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败露，即锁系交议政处审理。’允禟语允禵，入为允禩营救，上怒，出佩刀将诛允禵，允祺跪抱劝止，上怒少解，仍谕诸皇子议政大臣等，毋宽允禩罪。逮相士张明德会鞫，词连顺承郡王布穆巴，公赖士、普奇，顺承郡王长史阿禄。张明德坐凌迟处死，普奇夺公爵，允禩亦夺贝勒为闲散宗室。上复谕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齐布，雅齐布之叔厩长吴达理与御史雍泰同榷关税，不相能，诉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责雍泰。朕闻之，以雅齐布发翁牛特公主处（圣祖第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仓津），允禩因怨朕，与褚英孙苏努相结，败坏国事。允禩又受制于妻（妻为安郡王岳乐甥），嫉妒行恶，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尔曹所知。尔曹当遵朕旨，方是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考终，必将朕躬置乾清宫内，束甲相争耳。’”
圣祖斥责允禩，深刻如此。纵谕诸皇子语，或一时未达外廷，然会鞫张明德，词连多人，又夺允禩贝勒，当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会举为太子一事，终疑太不近情，或斥责允禩之语，不无世宗朝添入。至其被举而为圣祖所责，则固事实。允禩之夺贝勒，则但以闻张明德诞语而不奏闻耳。
《传》又云：“上幸南苑，遘疾还宫，召允禩入见，并召太子使居咸安宫。未几，上命诸大臣于诸皇子中，举可为太子者。阿灵阿等私示意诸大臣举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贱，宜别举。’上释允礽，亦复允禩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诸大臣，问倡举允禩为太子者，诸臣不敢质言，上以大学士马齐先言众欲举允禩，因谴马齐，不复深诘。寻复立允礽为太子。”
以上为允禩夺嫡曲折。后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亲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于夺嫡，且举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后来深罪允禩，不缘夺嫡前案，别见余《三案考实》中《世宗入承大统案》。太子复立后又废，斯时允禩无可希冀，而允禵独为抚远大将军，圣祖拟有付托意。允禵为世宗同母弟，后亦不容于世宗。当时人言藉藉，以为世宗乃夺允禵之位。允禵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谓亲承末命时，以圣祖“传十四皇子”之语，改“十”字为“于”字而夺之也。语见《大义觉迷录》，世宗自述而自辟之。要之圣祖诸子，皆无豫[预]教，唯世宗之治国，则天资独高，好名图治，于国有功，则天之佑清厚，而大业适落此人手，虽于继统事有可疑，亦不失为唐宗之逆取顺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