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陈梦雷《松鹤山房集》，梦雷与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进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请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变，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梦雷从逆，又召外郡缙绅。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谒梦雷尊人。陈氏父子均劝光地勿受叛藩职，光地意未决。时杨文言在耿幕，与梦雷交密，梦雷约文言与光地相见，告以耿必无成，急归谋间道通疏京师，请兵由赣州径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备仙霞关，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闽腹地。朝廷得光地蜡丸书，致前敌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赏。十五年，精忠势蹙乞降，文言遂归。梦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陈，而朝议方以精忠为所属首告，降后仍通逆，召精忠对质治罪，而梦雷以职官从逆论死。光地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请兵时梦雷亦预谋也。故仅得减死戍辽东，时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圣祖东巡，梦雷献诗称旨，召还京，命侍诚亲王邸。王命辑《汇编》一书，分类排纂群籍至三千余卷，校刊未竣而圣祖崩。世宗谕旨中改其名为《古今图书集成》。追论梦雷罪再遣戍，时梦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变时之罪，圣祖早雪免之，且颇蒙恩赉，奖其文学，御书联语赐之，有“松高枝叶茂，鹤老羽毛新”之句。故梦雷以“松鹤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绝交书》行于世，世谓之安溪负友，成一公案。世宗于即位后追理梦雷前罪，实为与允祉为难，非圣祖怜才宥过意也。至杨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变以前，本不为罪。既变被羁，精忠降而脱归，所至不讳其在闽时事。十八年梦雷入都，文言与偕行。梦雷得罪无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绝学，应征入明史馆预修《历志》。清《国史·梅文鼎传》：“康熙间，《明史》开局，《历志》为检讨吴任臣所修，嘉兴徐善、宛平刘献廷、常州杨文言各有增定，最后以属黄宗羲，又以属文鼎。”盖文言之预修《历志》，尚在黄梨洲以前。当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李光地自记其《陛辞问对》，尚言：“文言为耿精忠幕宾，闽乱起，被留为天文生。”圣祖但问：“渠晓《几何原本》否？”李奏：“似乎通晓。”上曰“西洋书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顺，则尽善矣”云云。此见文言之依耿，圣祖时大廷公言不讳。而帝欲以中国文字改述《几何原本》理法，即今《数理精蕴》中之《几何原本》。而《精蕴》为《历律渊源》之一种，《渊源》为诚邸属文言所修，其宗旨盖定于是也。是时文言似尚未入史馆。后既预史事，又为徐乾学引参洞庭山书局。至四十年左右，乃由梦雷引入诚邸，修《历律渊源》。据光地《榕村语录》：“四十一年壬午，南巡至德州。东宫病，驻跸，语光地古尺及天上一度当地上二百五十里等事，云已叫三阿哥自京师细细量来，三阿哥算法极精等语。其时文言入邸未久，而诚邸之精算学，已为圣祖所夸，则亦非初无所解，尽倚办于文言，但或得文言指授而益可称许耳。
文言，字道声，《松鹤山房集》中皆称道声，而光地《集》中虽亦称道声，亦或作道生，唯戴铎启本及雍邸批辞[词] 作道升。当康熙季年，世宗已极注意道升之归诚邸。道声在闽，原无为耿丞相之说，世宗追诬之，以归罪于诚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诬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钟于诚邸，不过忌陈、杨修书之能为诚邸博圣祖之欢心而已。自此诚邸若口无间言，当亦可保其躯命，以其究无挤其储位之实迹也。然卒不能免者，则必以诚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辞色之间，既不竭诚输服，将有发其隐覆之嫌。观其坐罪之词。多不成罪状，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诸王大臣加以描画，归结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为拘禁终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诚邸罪名，唯见《上谕旗务议覆》中。《东华录》无之，想已为《实录》所削。兹录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诚亲王允祉，自幼即为皇考之所厌贱，养育于外，年至六岁，尚不能言，每见皇考，辄惊怖啼哭。”
诚邸为世宗兄，诚幼时事，岂世宗所能置议？且此事岂论罪所当牵涉？
“及年岁渐长，则性情乖张，行事残刻。于皇考之前，则不义不孝；于其母妃，则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屡降谕旨，将其心术不端之处宣示于众。此举朝所共知者。”
诚邸生母荣妃，忤逆之说无考。唯于怡邸母敏妃之丧，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满百日薙发，为圣祖所责，允祉自怨自艾，作《责躬集》。陈梦雷《集》中有《责躬集序文》：
“其接待诸兄弟，皆刻薄寡恩，诸兄弟皆深知其人而鄙弃之。”
诚邸拥护废太子，明见圣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见本谕旨中怡邸丧事。诚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镇魇太子，为诚邸所发；二阿哥即太子，诸兄弟中唯诚邸救护之，为圣祖所赏。其余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诚邸。若谓诚邸刻薄，诚邸无权，只有情谊之不浃，并无危害之相加。诸弟若果鄙弃其兄，即诸弟亦负不恭之罪，与不友等耳。此亦非论罪所当及。
“其待朝臣，则倨傲无礼；其待所属，则需索无厌。此亦中外所共知者。”
此为诸皇子所同然，世宗在潜邸时亦然。观戴铎启本即可见。
“从前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私谓庄亲王曰：‘东宫一位，非我即尔。’其狂诞怪妄如此。”
在储位未定前，有此私语，但储位定后即不复觊觎，亦不当论罪。至独与庄亲王语此，则知世宗所深忌者杨文言代修《律历渊源》一书，当时必深契圣祖之意。庄邸在诸皇子中，亦习天算之学，圣祖甚重此学，故有此揣度。当世宗发此谕之先，庄邸正弹劾诚邸，以引起种种罪状，则前此私语，亦庄邸媚帝而举发之耳。
“皇考圣躬违和之时，朕侍奉汤药，五内焦劳，而允祉不但无忧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尽泯，一至于此！”
自夸其孝，责兄不孝，并无违忤实迹，只想象于辞意之间，此不足以罪人，徒见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东宫仪仗礼服，从前定制太过，特命廷臣纠正。允祉见廷臣所议，忿然谩骂，且云：‘如此则何乐乎为皇太子耶？’”
此本是为太子不平，不过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贵太子，后觉贬损太过，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议罪，则描画之云：“当二阿哥废黜之后，允祉居然以储君自命，见廷臣更正东宫仪仗，辄忿然谩骂，此其妄乱之罪一也。”更引申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谓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龙驭上宾，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务。乃允祉私自出外，与阿其那密语多时，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夺允祉之魄，自行陈奏于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总理事务，阿其那则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为党助，共图扰乱国政之明验也。”
大事之夜，兄弟间何以竟不可通一语。既自行陈奏，可知原无避忌。阿其那方任为总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当时被保奏为罪，则当时任彼为总理者，罪名岂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时，侵帑婪赃，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后，家计未能充裕，两次共赐银十五万两，俾其饶足。而允祉每以该旗该部催追数百两数千两之处，琐屑渎奏，怨忿不平。朕皆宽宥之。”
逋欠是康熙间诸王常态。及世宗令该旗该部催追，特自发内帑赡给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诸王之能事。诚邸不知风色，尚忿催追而诉于帝前，此实长厚太过。既称宽宥之，即不当论罪。而王大臣论之曰：“贪黩负恩之罪，法所难宥者一也。”则前之宽宥。乃为之并计加罪地也。
“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囗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囗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囗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囗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禵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伊子弘晟，冥顽放纵，举动非法，乃不可容于人世之人。朕宽恩但令禁锢，而允祉以此衔恨于心。盖允祉溺此下愚之子，至尊君亲上之义，亦所不顾也。”
弘晟之不可容于人世，亦无事实。唯二年十一月庚戌，宗人府议奏：“世子弘晟，屡次获罪，俱蒙恩宥。今又讹诈银两，请革世子为闲散宗室，令伊父诚亲王允祉严加约束。”从之。六年六月己亥，又议奏拏[拿]交宗人府严行锁锢。如此而已。至衔恨于心，又无事实，特未能大义灭亲耳。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未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未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恰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