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岁廓尔喀之听沙玛尔巴之语，劫掠藏地，已其明验。虽兴兵进剿，彼即畏罪请降，藏地以安。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
（自注：上年廓尔喀侵掠后藏时，仲巴呼土克图既先期逃避，而大喇嘛济仲、札苍等遂托占词，为不可守，以致众喇嘛纷纷逃散。于是贼匪始敢肆行抢掠。因即令将为首之济仲拏[拿]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其余札苍及仲巴呼土克图等俱拏[拿]解至京，治罪安插。较元朝之于喇嘛，方且崇奉之不暇，致使妨害国政，况敢执之以法乎？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试问自帕克巴创教以来，历元明至今五百年，几见有将大喇嘛剥黄正法及治罪者。天下后世，岂能以予过兴黄教为讥议乎？）
元朝曾有是乎？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其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克，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期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于敬益在兹矣。
自顺治初，达赖喇嘛来京，要帝出迎，满臣赞之，汉臣谏阻，卒从汉臣，时已绝非蒙古信喇嘛之故习矣。世祖学佛乃学流行中国之佛，视喇嘛纯为作用。世宗学佛，意更在语录等书，明明学中国佛学，而偏戴章嘉佛为师，宗派不同，强合为一。舍雍邸故宅为雍和宫，为章嘉佛诵经之所。己称居士，自谓得教外别传，厕身于诸禅师之列。己则立地成佛，而不许天下攀附宗门，其为别有取义，显然可见。高宗嗣位，视世宗掩饰之行为，皆知其无益有损，故于雍正一朝之佛学，绝不表章[彰]。此与杀曾静、张熙，毁《大义觉迷录》，同一干蛊之事。《大义觉迷录》一案，别见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不赘。至乾隆末作《喇嘛说》，更不为世宗得道于喇嘛稍留余地。盖世宗之英明，又犹欲以口舌胜人、术数驭世；高宗之英明，则知无所事此，其见解为更进矣。
第九节 雍乾之学术文化（下）——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唯末学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唯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张迪。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寮[僚]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论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唯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唯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逢[逄]、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唯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摩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枝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辨，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豫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侍书院之山长。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此亦世运隆替之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