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然也，故象山之学，极为“简易直截”（此阳明称之之语）。其言曰：“道遍满天下，无些小空阙。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但是人自有病，与他相隔了。”此言人心之本善也。又曰：“此理充塞宇宙。所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舍此而别有商量，别有趋向，别有规模，别有形迹，别有行业，别有事功，则与道不相干；则是异端，则是利欲；谓之陷溺，谓之臼窠；说只是邪说，见只是邪见。”此言欲做工夫，惟有从事于一心也。又曰：“涓涓之流，积成江河。泉源方勋，虽只有涓涓之微，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不舍昼夜，如今虽未盈科，将来自盈科；如今虽未放乎四海，将来自放乎四海。然学者不能自信，见夫标末之盛者，便自慌忙，舍其涓涓而趋之。却自坏了。曾不知我之涓涓，虽微，却是真；彼之标末，虽多，却是伪。恰似担水来，其涸可立而待也。”此言从事于此一途者之大可恃也。象山尝曰：“余于践履，未能纯一。然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又语学者：“念虑之不正者，顷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虑之正者，顷刻而失之，即可不正。”又谓：“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则百正。”诚不愧简易直截矣。
象山之学，实阳明所自出，放其言有极相似者。如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居象山，多告学者曰：“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皆与阳明如出一口。
象山之学，以先立乎其大者为主。故于傍人门户，无所自得者，深鄙视之。于包藏祸心，作伪于外者，尤所痛绝。其言曰：“志于声色货利者，固是小。剿摸人之言语者，与他一般是小。”又曰：“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借寇兵，资盗粮。”象山非谓不当读书，亦非谓不当在事上磨炼。特如吾侪今日之居心，则自象山视之。皆不足读书，亦不足磨炼者耳。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
象山与阳明，学皆以心为主，故有心学之称。凡从事于心学者，其于外务必较疏，自省之功则较切；其能发觉心之病痛，亦较常人为深。故其言多足发人深省。象山策励人之语曰：“要当轩昂奋发，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处。”又云：“彘鸡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须是一刀两断。何故营营如此？营营底讨个什么？”此等语，真是暮鼓晨钟，令吾辈日在世情路上讨生活者，悚然汗下矣。陆子之访朱子于南昌也，朱子请登白鹿洞讲席，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后刻其文于石。其言曰：“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辞旨晓白。然读之者苟不切己观省，恐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读此，不无所感。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诚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为小人之归，其于利欲之习，但焉为之痛心疾首；专志乎义，而日勉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是而进于场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学，胸中之蕴，而不诡于圣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此文滑口读过，亦只平平。细思之，真乃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宜乎朱子谓其“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而能令听者悚然动心，至于泣下也。夫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流俗不察，或曰：是地位为之，遭际为之。斯固然也。然人即至贫至贱，必有可以自奋之途。何以并此而不能为？解之者或曰：“人固有智愚贤不肖之不同，天限之也。斯固然也。然尚论古人，纵观并世，或则立德，或则立功，或则立言，其天资高于我者固多，才智仅与我等者亦自不乏，而何以彼有成而我无成？解者将曰：彼学焉，我未尝学。彼学，我何以不学？流俗或又将曰：地位为之，遭际为之。然则我之地位，我之遭际，果所成就者，必止于我之今日；而我之所以自靖者，已毫发无遗憾乎？无论何人，不敢应曰然也。推论至此，则图穷而匕首见矣。志为之也。天下尽有在同一境地中，彼之所见，此则不见；彼之所闻，此则不闻者。否则同在一学校中，所读之书同也，所师所友亦相同，因天资之高下，学业成就，有浅深大小可也；而何以或为圣贤，或为豪杰，或为中庸，或且入于下流哉？无他。初则好恶不同，因好而趋之，因恶而去之。久之，则所趋者以习焉而愈觉其便安，虽明知其非，而不能去；甚或入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恶者以不习焉而日益荆棘，虽明知其善，亦无由自奋以趋之；甚或并不知其善矣。此则陆子所谓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者也。人徒见两方向相反之线，引而愈远，而恶知其始之发自一点哉？吾侪今日所志，果何如乎？诚有如陆子所谓先立必为圣贤之志者乎？抑亦如陆子所谓从事圣贤之书，而志之所向，则与圣贤背驰者乎？由前之说，则即陆子所谓才自警策，便与天地相似者，何善如之？由后之说，则岂徒不能上进为圣贤，诚恐如陆子所云：更历愈多，讲习愈熟，所喻愈深，而去圣贤且益远也。可不惧哉？”
工夫既惟在一心，则从事于学者，首须将“田地打扫洁净”。然此事最难。陆子曰：“人心只爱去泊着事。教他弃事时，如猢狲失了树，更无住处。”又曰：“内无所累，外无所累，自然自在。才有一些子意，便沉重了。”（恒人所好，不越声色货利名位之私。终日泊着事，则将如彘鸡之终日营营，无超然之意矣。凡事根株尽绝最难。世非无自谓能超然于利欲之外者。然试一自检勘，果能无一些子意，而免于陆子所谓沉重之患者乎？不可不深自省也）谓此义也。然此自谓不可牵累于物欲。至于心地澄澈，然后去理会事物，则非徒无害，抑且有益。所谓“大纲提掇来，细细理会去”也（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也）。又人之所知，固由其最初意之所向。然所知愈多，所志亦愈大，故知识亦不可以已。陆子曰：“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今千百年，无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个甚底？须是有智识，然后有志愿。”又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诋陆王之学者，每谓其尽弃万事，专主一心，其实殊不然也（《朱子语录》：“子静只是拗。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笃好。子静必要云好后方喻。看来人之于义利，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晓，又安能好。然好之则喻矣。毕竟伊川说占得多。”案喻而后好，好而后谕，自常识言之。两说皆通，莫能相破。必深论之，则好之与喻，原系一事，不过分为两语耳。此亦见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之确也）。
朱陆异同，始于淳熙三年乙未鹅湖之会，而成于乙巳丙午之间。乙未之岁，朱子年四十六，象山年三十七。东莱以二家讲学有异同，欲和会之，约会于信州之鹅湖寺。朱子及复斋、象山皆会。《象山语录》：“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是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方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辨于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卷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所谓议论数十折者，悉已不可得闻。惟《象山年谱》，谓“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子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而已。《朱子年谱》曰：“其后子寿颇悔其非，而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案子寿以五年戊戌，访朱子于铅山。是岁，朱子与吕伯恭书曰：“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日偏见之说。不知果如何？”庚子，东莱与朱子书曰：“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幡然以鹅湖所见为非。甚欲着实看书讲论。心平气下，相识中甚难得也。”是岁，九月，子寿卒。朱子祭之以文，有曰：“别未岁时，兄以书来。审前说之定，曰子言之可怀。逮予辞官而未获，停骖道左之僧斋。兄乃枉车而来教，相与极论而无猜。自是以还，道合志同”云云。此所谓子寿颇悔其非者也。象山则庚子朱子答吕伯恭书曰：“其徒曹立之者来访。持得子静答渠书与刘淳叟书。却说人须是读书讲论。然则自觉其前说之误矣。但不肯翻然说破今是昨非之意，依旧遮前掩后，巧为词说。”又一书云：“子静似犹有旧来意思。闻其门人说：子寿言其虽已转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势久之亦必自转。回思鹅湖讲论时，是甚气势？今何止十去七八邪？”案陆子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非谓不必读书讲论。则朱子谓其自觉前说之误，实属亿度之辞。在陆子，初未尝改。故辛丑朱子答吕伯恭书，谓“子静近日讲论，此旧亦不同。但终有未尽合处”。又一书云：“子静旧日规模终在。”此则所谓子静终身守其说不变者也。朱子癸卯答项平父书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截长，集思广益，庶几不堕一边耳。”又答陈肤仲书：“陆学固有似禅处。然鄙意近觉婺州朋友，专事见闻，而于自己身心，全无功夫。所以每劝学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静，方于义理知所抉择。吾道之衰，正坐学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众善，所以终有不明不行之弊。”丙午答陆子静书：“道理虽极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见闻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别求玄妙于意虑之表，亦已误矣。迩来日用功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虽仍各持一说，议论颇极持平。循是以往，未必不可折衷和会。然癸卯岁，朱子撰《曹立之墓表》，陆子之徒，谓攻其短，颇为不平。丙午，朱子答程正思书，又谓“去年因其徒来此，狂妄凶狠，手足尽露，乃始显然鸣鼓攻之”。而辟陆学之语又多矣。然及淳熙十五年戊申，无极太极之辩，词气虽少愤戾，究仍以辨析学术之意为多。盖朱陆两家，学问途辙，虽或不同，其辩论亦止于是。至于入主出奴，叫嚣狂悖，甚有非君子之词者，则其门下士意气用事者之失；及后世姝姝暖暖者，推波助澜之为之也。
朱子之学，所以与陆子异者？在陆子以心为至善，而朱子则谓心杂形气之私，必理乃可谓之至善。故《语录》谓“陆子静之学，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的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也。其所以一认心为至善，一以心为非至善者？则以陆子谓理具于心，朱子谓理在心外。陆子曰：“天理人欲之言，亦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天人不同矣。此其源盖出于老氏。《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人欲之言，盖出于此？《乐记》之言，亦根于老氏。”排天理人欲之说，即谓理出于心也。朱子曰：“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识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答方宾王书》）则明谓理在心外矣。然二家谓理在心之内外虽异，而其谓理之当顺则同。陆子与朱济道书曰：“此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焉耳。人与天地并立为三极，安得自私而不顺此理哉？”其说与朱子初无以异。此其所以途辙虽殊，究为一种学问中之两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