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论文，很多精到的话。他的《文学总略》（《国故论衡》中）推翻古来一切狭陋的“文”论，说“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他承认文是起于应用的，是一种代言的工具；一切无句读的表谱簿录，和一切有句读的文辞，并无根本的区别。至于“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和“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别，更不能成立了。这种见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实很有关系。有许多人只为打不破这种种因袭的区别，故有“应用文”与“美文”的分别；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章炳麟说：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以是为主，故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修辞立诚，其首也。
又说：
不得以感人者为文辞，不感者为学说。……学说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饮食移味，居处缊愉者，闻劳人之歌，心犹怕然。大愚不灵，无所愤悱者，睹妙论则以为恒言也。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隨之矣。心有疑滞，睹辨析之论，则悦怿随之矣。
他是能实行不分文辞与学说的人，故他讲学说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学的价值。他并不反对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汉微言》有一段说：
问桐城义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为有用。何者？明末猥杂佻侻之文雾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后，异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风复作，报章小说，人奉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纲纪，学者守此，不至堕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谛言之，文足达意，远于鄙倍，可也。有物有则，雅驯近古，是亦足矣。派别安足论？（页六八）
但他自己论文，却主张回到魏、晋。他说：
魏、晋之文，大体皆卑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国故论衡》中，《论式》，页九四）
为什么呢？因为：
老庄形名之学，逮魏复作，故其言不牵章句；单篇持论，亦优汉世。（页九二）
故他以为：
持诵《文选》，不如取《三国志》，《晋书》，《宋书》，《弘明集》，《通典》，观之。纵不能上窥九流，犹胜于滑泽者。（页九三）
他又说：
夫雅而不核，近于诵数，汉人之短也。廉而不节，近于强钳；肆而不制，近于流荡；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过也。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页九五）
又说：
效唐、宋之持论者，利其齿牙。效汉之持论者，多其记诵。斯已给矣。
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同页）
“必先豫之以学”六个字，谈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为他模仿魏、晋，只是因为他有学问做底子，有论理做骨格。《国故论衡》里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见》《原道》《明解故上》《语言缘起》说，……皆有文学的意味，是古文学里上品的文章。《检论》里也有许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难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个复古的文家。他的复古主义虽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种反背时势的运动。他论文辞，知道文辞始于表谱簿录，是应用的；但他的文章应用的成绩比较最少。他对于同时的文人都有点薄鄙的意思（看《文录》二，《与邓实书》及《与人论文书》）。他自命“将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认“王闿运能尽雅”。有人问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闿运做文章的法子来教人。什么法子呢？原来是先把意思写成平常的文章，然后把虚字尽量删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欢用古字来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说：
六书本义，废置已夙；经籍仍用，通借为多。舍借用真，兹为复始。（《检论》五，《正名杂义》，页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约定俗成谓之宜”的话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这种“复始”的工夫虽然增加了古气古色，同时便减少了应用的程度。他自己著书，本来有句读，还可以帮助一般读者的了解。后来他的门人校刻他的全书，以为圈读不古，删去句读，就更难读了。他知道文辞以“存质”为本，他曾说：“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他痛恨那班：
庸妄宾僚，谬施涂塈，案一事也，不云“纤悉毕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难也，不云“祸胎可绝”，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杂义》页一四）
但他那篇《订文》（《正名杂义》乃《订文》的附录）中有句云：“后之林烝，知孟晋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晋”代求进步，还说得过去；“林烝”二字，比他举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章炳麟论韵文，也是一个极端的复古派。他说古今韵文的变迁，颇有历史的眼光。他说：
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魏文侯听今乐则不知倦，古乐则卧。故知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国故论衡》中，《辩诗》，页九九）
这是很不错的历史见解。根据于这个“数极而迁”的观念，他指出《三百篇》为四言诗的极盛时期；到了汉以下，“四言之势尽矣”，故束晳等的四言诗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势又尽，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乐（词）”。他论近代的诗，也很不错：
今词又失其声律，而诗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说一事，则纪之五言，陈数首尾，比于马医歌括。及曾国藩自以为功，诵法江西诸家，矜其奇诡。天下骛逐，古诗多诘屈不可诵，近体乃与杯珓谶辞相等。江湖之士绝而称之，以为至美。盖自《商颂》以来，歌诗失纪，未有如今日者也。
这种议论的自然结果应该是一种很激烈的文学革命了。谁知他下文一转便道：
物极则变，今宜取近体一切断之（自注：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诵），古诗断自简文以上，唐有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删取其要，足以继风雅，尽正变矣。
这种极端的复古论，和他的文学史观，实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诗之势已尽于汉末而五言诗之势已尽于唐初，如果诗之势已尽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说的“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了，难道他们还能复兴于今日吗？那“数极而迁”的文学，难道还可以恢复吗？
但他不顾这个矛盾，还想恢复那“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的诗体。他的韵文（《文录》二，页八六以下）全是复古的文学。内中也有几首可读的，如《东夷诗》的第三四首：
客从海西来，上堂结罗袜，长跪箸席上，对语忘时日。仰见玉衡移，握手言离别。下堂寻革鞮，革鞮忽已失。回头问主人，主人甫惊绝。乞君一两靴，便向笼间掇。笼间何所有？四顾吐长舌。
甲第夫如何？绳蔑相钩带，虎落穿方空，空小门不大。按项出门去，恣情逐岩濑。三步复五步，京市亦迢遰。时复得町畦，云中闻犬吠。策杖寻其声，耆献方高会。“陛下千万岁！世世从台隶！”
这种诗的剪裁力确是比黄遵宪的《番客篇》等诗高的多，又加上一种刻画的嘲讽意味，故创造的部分还可以勉强抵销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张》，如《董逃歌》，若没有那篇长序，便真是“与杯珓谶辞相等”了。最恶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与《上留田》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来方才敢猜这诗大概是为刘师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无远，谗夫既丧。何以漱浣？其痍其壮。越畹望之，度畦乡之。不见广陵，蓬莱障之。
擭之囗矣，不宿乾鹊。民之睪矣，如狙如獲。知我之好，匪伊朝夕。尔虽我刲，我心则怿。
这种诗使我们联想到《易林》，《易林》是汉朝的一种“杯珓谶辞”。其实一千几百年前的“杯珓谶辞”未必就远胜一千几百年后的“杯珓谶辞”。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绩与失败，都给我们一个教训。他的成绩使我们知道古文学须有学问与论理做底子，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改革须向前进，不可回头去；他的失败使我们知道文学“数极而迁，虽才士弗能以为美”。使我们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08
当日俄战争（1904—1905）以后，中国革命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增加势力。同时的君主立宪运动也渐渐的成为一种正式的运动。这两党的主张时常发生冲突。《新民丛报》那时已变成君主立宪的机关了，故时时同革命的《民报》做很激烈的笔战。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很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自1905年到1915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严复还是用古文译书，章士钊就有点倾向“欧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欧化，只在把古文变精密了；变繁复了；使古文能勉强直接译西洋书而不消用原意来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达繁复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剥的外国文法。
章士钊的文章，散见各报；但他办《甲寅》时（1914—1915）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们只引这个时代的文章来做例。他先著《学理上之联邦论》，中有云：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绝对者也。而政理只为相对。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准者也。政理则因时因地容有变迁。二者为境迥殊，不易并论。例如十乌于此，吾见九乌皆黑；余一乌也，而亦黑之，谓非黑则于物理有远，可也。若十国于此，吾见九国立君；余一国也，而亦君之，谓非立君则于政理有违，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纵宜于九国，而未必即宜于此一国也。或曰，“自培根以来，学者无不采经验论”。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科学之验，在夫发现真理之通象；政学之验，在夫改良政制之进程；故前者可以定当然于已然之中，后者甚且排已然而别创当然之例。不然，当十五六世纪时，君主专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论者所言，是十七世纪后之立宪政治不当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说“联邦之理，果其充满，初不恃例以为护符”。后来有人驳他，说他的方法是极端的演绎法。章士钊作论答他（《联邦论·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称为绝对，究其极而言之，非能真绝对也。何也？无论何物，人盖不能举其全体现在方来之量之数，一一试验以尽，始定其理之无讹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归纳之业直无时而可成，而外籀演绎之事，亦终古无从说起。……是故范为定理，不得不有赖于“希卜梯西”（Hypothesis）焉。希卜梯西者，犹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经试验，历人既多，为时亦久，而可信其理为如是如是者，皆得设为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为演绎，历人既多，为时亦久，而无例焉与之相反，则可谥以绝对之称矣。故“绝对”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甲寅》，一，七）
第二次答复（《甲寅》一，一九）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