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边缘的战斗

在人们的记忆中，各个部落间首次实现了和平——瓦科马吉人和泰扎里人、德坎泰人和卢基人、凯雷尼人和卡诺纳凯人——所有能拿得起武器的男人都赶往格劳庇乌山。酋长们认为，那将是罗马人出现的地方。在这里，在这个能俯瞰冰冷的北海的高地，喀里多尼亚人将进行一场在歌谣中被永久传唱的战斗。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那些长发飘飘的凯尔特诗人为那天参战的英雄们究竟谱写了怎样的赞美诗篇。他们的所有史诗都早已被遗忘了。关于那天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唯一流传到今天的，是由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塔西陀做的。塔西陀并没有跟随军队来到格劳庇乌山，不过他娶了那天参战的将军的女儿。如果将塔西陀对战斗的描述与考古发现及其他罗马人的记录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两件事：我们不仅可以好好了解一下近2 000年前两军交战时的场景，还可以发现本书试图要解决的那个问题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北方的子民们！”

卡加库斯用尽全力喊道，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在一片嘈杂中能被听到：战士们的喊叫、铜质号角的响声以及下面的谷地中双轮马车的响动声。在他的前方，30 000人挤挤攘攘，毫无纪律可言，从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北方野蛮人聚集在一起。他扬起手臂，希望人们能安静下来，但没有如愿。

“兄弟们，听我说！”有那么一会儿，喧哗声变得更大了，因为人们开始呼喊卡加库斯的名字。接着，喧哗声低了下去，显示出人们对他的尊敬。卡加库斯是一位伟大的战士，也是喀里多尼亚几十位酋长中最为勇武的一位。

“北方的子民们！这是不列颠的自由之黎明！我们所有人都将并肩作战。这是属于英雄的一天，哪怕你是一个懦夫，今天也只有战斗这一条路可走！”霎时，苍白的阳光穿透了铅灰色的北国天空，人们的欢呼声再度打断了卡加库斯。他仰起头，高声怒吼。

“听我说！我们生活在世界的尽头，我们是大地上最后的自由人。我们身后再也没有人了，只剩下岩石和波涛；而就算是在岩石之上、波涛之中，也到处是罗马人。没人能躲开罗马人。他们已经劫掠了这个世界。现在，他们已经窃取了陆地上的一切，因此又开始劫掠海洋。如果他们认为你有钱，他们会出于贪念攻击你；如果他们认为你一无所有，他们会傲慢自大地攻击你。他们已经抢夺了西方和东方的一切，但是仍然不知满足。在大地之上，只有他们会不分贫富地一概抢夺。他们打着那诓骗成性的政府的旗号，去偷盗、杀戮、奸淫！他们把大地变为不毛之地，然后称之为和平！”

声嘶力竭的喊叫声、跺脚声、刀剑击打盾牌声共同组成的浪潮淹没了卡加库斯后面的话。不等任何人下达命令，人群就开始向前涌动。有的是上百人跟在一名酋长的身后前进，其他一些人则自顾自地向前冲锋，兴奋地手舞足蹈。卡加库斯披上了一件铠甲，跑着追赶他的部下。战斗打响了。

半英里之外，罗马人在等待。他们的将军阿古利可拉为这场战斗已经等候了6年。每个夏天，他都不断率军向北推进，烧毁不列颠人的房屋和作物，迫使他们迎战。现在，当83年的秋天临近时，他终于得偿所愿：一场战斗。尽管他的部队以寡敌众，远离自己的堡垒，补给能力已经接近极限，但这毕竟是一场战斗。这令他很满意。

阿古利可拉命令他的士兵排成两行。尽管地面坑坑洼洼，但是他们的队伍如尺子一般笔直。在阵列的第一行是辅助兵，他们参加战斗是为了得到金钱（这是好东西）和劫掠的机会（这个更好），并且在服役满25年之后，他们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参加这场战斗的大部分辅助兵是在莱茵河沿岸招募的日耳曼人。他们有些是掩护阵线两翼的骑兵，更多的则是步兵。他们可不是挥舞着大砍刀的部落勇士；他们几乎肩并肩地站着，手持标枪和锋利的刀剑，装备着30磅重的铠甲、铁制头盔和盾牌（见图1–1）。

阵列的第二行由精锐的军团士兵组成，他们的装备更加精良，成员全都是罗马公民，是世界上最棒的士兵。掌旗官们站在他们的前方。阿古利可拉差人把他的坐骑牵走后，站在掌旗官们中间。

正如阿古利可拉预料的那样，这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很久。喀里多尼亚人冲进谷地，尽可能地靠近罗马人，然后投掷他们的长矛，再挤回安全的位置。阿古利可拉的一些士兵倒下了，有的是没有防护的大腿受伤，有的则当场送命。但是将军仍然在等待。很快，众多敌人涌进了谷地，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机动的能力。直到这时，将军才命令辅助兵们前进。

有一些喀里多尼亚人转身逃走了；有的则没有逃走，而是试图找到可以双手大弧度挥舞大砍刀的位置，这些大砍刀可以穿透盔甲、皮肉、骨头，把人剁成两半。但披着金属重甲的辅助兵们稳步向前，一排又一排地向前推进，靠近分散的高地人，使得他们无法使用笨重的武器。当靠得足够近时，罗马士兵就用镶着铁边的盾牌击碎了敌人的鼻子和牙齿，用短剑刺穿敌人的肋部和咽喉，再从倒在湿润的草丛中的敌人身上践踏而过。喷溅而出的血液在他们的铠甲和头盔上凝结了厚厚的一层，但他们仍然向前推进，把昏厥和受伤的敌人留给后面的战友解决。

人们常说，没有任何作战计划能在与敌人相遇后还有效的。当罗马辅助兵向山上推进时，他们一直以来不可阻挡的整齐阵列开始瓦解了。辅助兵们累坏了，身上浸透了汗水和血水。他们先是放慢了速度，接着停了下来。三三两两的喀里多尼亚战士转过身来，在巨石和树丛间站定。在那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们对着罗马士兵叫骂着，并朝他们投掷石块和剩余的长矛。接着，随着他们的阵线越发坚实，胆子大的人就开始靠近入侵者了。越来越多的人转身跑下山坡，鼓起勇气，开始骚扰罗马士兵的侧翼。辅助兵的进攻停了下来。喀里多尼亚人认为形势已经逆转，他们的骑手骑着满身泥点的小马开始冲击日耳曼人的后方，用长矛刺敌人的腿，严严实实地将敌人包围起来，使敌人无力反击。

在谷地的另一边，阿古利可拉仍然没有动，但是他发出了一个信号，随即军号发布了一个新的命令。他的辅助兵骑手们开始叮当作响地前进了。就像在进行阅兵似的，他们的纵队整齐地展开为一条横线。军号再度吹响，骑手们放低了他们的长矛。军号第三次吹响了，骑手们开始让他们的战马飞奔起来。他们用膝盖紧紧夹着马肚子（5个世纪之后马镫才被发明出来），俯身飞驰，马蹄踏过地上的鲜血，奔驰声响如雷霆炸响；骑手们发出了怒吼。

当发觉罗马骑手们出现在身后时，喀里多尼亚人立刻转过身来与他们作战。罗马骑手们冲过阵前，一时间刀光剑影，长矛对刺。有的地方，马匹直接撞在了一起，骑手和马匹都叫喊着砸在了地上，摔断了腿和脊背。但是在更多的地方，北方人开始逃跑，令人丧失理智的恐惧让他们打消了其他念头，只知道逃跑。仅有的一些坚持战斗的人发现身边的人逐渐消失，他们胸中的怒火也开始消退，最终也丢下武器，开始逃跑。

转瞬间，军队化为乌合之众。剩下的喀里多尼亚人仍然多得足以淹没罗马人，但是一旦丧失了秩序，希望也就化为了泡影。罗马骑兵穿过野花和溪流，纵横在格劳庇乌山的山坡上，他们用长矛刺杀一切在奔跑的东西，用马蹄践踏不再移动的物体。在有树丛遮掩的地方，喀里多尼亚人聚集在树荫下，希望能避其锋芒。但罗马骑兵在一片混乱中依然有条不紊地翻身下马，将敌人驱赶回空地之中，再继续他们的追逐。

罗马人的杀戮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他们估计，约有10 000名喀里多尼亚人被杀。卡加库斯很有可能也在阵亡者之中，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从文献资料中看到过他的名字。与之相反，阿古利可拉毫发无损。在罗马方面，只有360名辅助兵丧生，连一个军团士兵都没有损失。

历史学家塔西陀告诉我们，在黑暗中，“不列颠人分崩离析，男人女人一同号哭着搬运伤者，或是呼喊着幸存者。有些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甚至在慌乱中放火焚毁了自己的家园。其他人则背井离乡，找地方躲了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开始制订复仇计划，但最终还是停了下来，他们的会议中断了。有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亲人，不禁悲从中来；更多的时候他们则怒火中烧。我们曾经发现的证据表明，有些人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种怜悯”。

塔西陀接着写道，当太阳再度升起时，“四处一片可怕的沉寂。山野之中空无一人，房屋冒出的浓烟在远处就能看得到，我们的侦察兵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卡加库斯是对的：罗马人把大地变为不毛之地，然后称之为和平。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冬季即将来临。阿古利可拉的敌人已经崩溃，而他的士兵们也已经非常疲惫。因此，阿古利可拉率领他的部队返回基地，任由喀里多尼亚人自生自灭。

他们越向南深入罗马已经控制了几十载的领土，所经之处就越不像是不毛之地。这里没有被焚毁的废墟，没有饥肠辘辘的逃难者。相反，罗马人看到的是精心打理的田地或者熙熙攘攘的城镇，以及热情地向他们兜售商品的商人。富裕的农民端着精致的进口杯子喝着意大利葡萄酒，曾经野蛮的不列颠军阀们也不再栖身于山丘堡垒之中，而是住进了奢华的别墅。他们炫耀着身上遮盖了文身的托加。他们还把儿子送去学拉丁文。

如果卡加库斯能活着看到这一切，他或许会为这种矛盾的现象感到困惑。但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罗马边境的人民来说，罗马帝国为什么并非不毛之地，其原因再清楚不过了。一个半世纪之前，演说家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曾经在给弟弟昆图斯的一封信中完美地表述过这一点。当时，昆图斯在希腊人居住的富庶的亚细亚行省（大体上位于今天的土耳其西部）担任总督。这是一个甚为理想的职位，但昆图斯性情暴躁，因此他统治下的民众怨声载道。

西塞罗先是给了昆图斯几页大哥式的严肃建议，随后口气一转，表示并非都是昆图斯的错。希腊人需要面对现实。西塞罗指出：“让亚细亚好好想想这个问题吧，如果不是在我们的政府统治之下，这个地区难免会遭遇内忧外患。只要有政府，就必然要有税收。所以亚细亚应当乐于献上一点物产，换得永久的和平。”

在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西塞罗对于战争的产物明确地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战争究竟会带来不毛之地，还是人间仙境？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将贯穿本书始终。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我们可以用数字说话，解决这场辩论。如果罗马人的征服带来了暴力死亡率的下降和繁荣程度的上升，我们就可以说西塞罗是正确的，战争确有其好处；如果一切相反，那么显然卡加库斯对当时情况的理解更为准确，战争只会带来不毛之地。而在本书的第二至五章，我们也可以重复这样的测试，考察后来的历史时期，并最终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战争到底有没有好处，又有什么好处。

但现实世界很少能这样遂人愿。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过，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建立数据库已经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分支，但是如果时间前移到1500年，我们基本找不到什么可靠的数据，即便在欧洲也是如此。只有一种证据，有可能覆盖各个时期，并且能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起源——那就是人类的遗骸，上面通常会留下暴力致命的痕迹。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从这一源头上获得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是当前的问题是，并没有多少学者对这种情况复杂，在技术层面上充满挑战的材料上做过大规模的研究。即便以后会有人完成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会太明确。

例如，在对特拉维夫大学搜集的颅骨进行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的结果于2012年公布）中，人们发现在过去6 000年中，暴力的手法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而，2013年对来自秘鲁的骨骼分析却发现，当更大型的国家处于形成过程中时（大体上为公元前400~公元100年，以及1000~1400年），暴力程度会达到一个高峰，这与本书的观点大体一致。除非我们能发现比现在多得多的证据，我们对于1500年以前的时期（在有些地方，连21世纪的数据都很缺乏）的情况，只能在偶尔出现的一些真实数字之外，再混杂以考古学发现、文学记载和人类学比较研究进行考察。

这本来就是一项繁杂的工作，而罗马帝国辽阔的疆域使其变得更加繁杂。在卡加库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的疆域面积相当于今天美国本土的一半，在那里生活着6 000万人。其中，约有4 000万人（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及人）生活在帝国东半部复杂的城市社会之中，而剩下的2 000万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生活在西部较简单的乡村和部落社会之中。

对于希腊人生活的亚细亚地区在被罗马征服前的暴力情况，我们已经听到了西塞罗的观点。而在其他一些作家的笔下，那些西方的蛮族（Barbarian，罗马人就是这样轻蔑地称呼他们的）听上去更糟糕。罗马人说，打架、劫掠、战斗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每个村子都有防御工事。对一个罗马绅士来说，如果没穿托加，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穿得太单薄；而对一个日耳曼人来说，如果他没带着他的盾牌和长矛，他会觉得仿佛赤身裸体。罗马人坚称，那些蛮族崇拜砍下来的人头。他们喜欢把人头挂在正门外，涂上柏油以防止发臭。他们为他们愤怒的诸神献上活人当祭品，有时甚至把人放到枝条编成的神像里活活烧死。塔西陀说得很直白：“日耳曼人对和平不感兴趣。”

因此，难怪西塞罗和他的同侪们会认为，罗马征服它的邻邦，其实是在帮它们一个大忙。我们也无须奇怪一些历史学家会说，当现代古典学术在18世纪形成时，大多数顶尖的智者都认同罗马人的看法。欧洲人也乐意认为，他们征服世界是在帮这个世界一个大忙。因此，罗马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再合理不过了。

但在欧洲帝国于20世纪后期衰退之后，古典主义者们开始质疑罗马人对于被征服者的血淋淋的描绘。有的学者认为，也许古代的帝国主义者就像现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热衷于把他们手下的受害者描绘得未开化而腐朽，需要被征服。西塞罗想要为压榨希腊人找到借口，恺撒要让对高卢（大体上是现代的法国）的进攻看起来有必要，而塔西陀想要赞美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如果你完全相信恺撒说的“高卢人需要被征服”，那么这可能就像完全相信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那句著名的“统治刚被抓到、闷闷不乐的人是白人的负担”（我将在第四章再谈这个问题）一样不明智。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并非必须相信罗马人的话，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声音流传到了今天。

在地中海东岸，有文化的上层希腊人写下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有时会对罗马征服者百般阿谀，有时候则变成激进的反帝国主义者。不过，奇怪的是，他们也会把未被征服的世界描绘成一幅满是失败的国家、邪恶的海盗和土匪、没完没了的战争、充满暴动和叛乱的灰暗图景。

比如，有一段碑文刻在一尊雕像的底座上。这尊竖立于公元前58年的雕像使得帕加马的菲利普为世人所知。（帕加马位于亚细亚行省境内，而公元前58年刚好是昆图斯·西塞罗结束其亚细亚行省总督任期后一年，因此，昆图斯和菲利普应该彼此认识。）在菲利普各类善举之中，碑文告诉我们，他曾经写过一部历史，试图“讲述最近发生的事件——在我们时代的亚洲、欧洲、利比亚的部落之中和岛民的城市之中发生的苦难和相互屠杀”。显然，菲利普认同西塞罗兄弟关于“没有罗马，亚细亚将变得一团糟”的说法。

在西部，被征服者中能够写字的人不多，也确实没有他们的任何想法流传到今天。不过，考古学发现表明，罗马人并没有乱讲。在罗马人征服他们之前，这里的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确实居住在有围墙和壕沟的堡垒中。尽管我们发掘出来的东西无法证明他们都是习惯性地持有武器，但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经常在埋葬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时把武器一同埋掉（有时候埋盾牌、铠甲甚至整驾马车）。他们希望人们记住，自己曾是一名战士。

最令人惊讶的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神灵确实喜欢人类祭品。数以百万计的游览过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游客都看到过那个最著名的例子，一具有着2 000年历史、于1984年从英国柴郡的沼泽里捞出来的保存完好的尸体（他很快就被起了“皮特·沼泽”的绰号）。在3月或4月的一天，大约在罗马人抵达不列颠10~20年之前，这个不幸的人头上挨了两下，胸部被捅，又被绞喉，最后被沉入沼泽以确保他死掉。在他被水浸泡的内脏里发现了槲寄生，由此我们得知他大约在什么月份丧命（不过年份就比较难以确定了）。槲寄生是德鲁伊教的神圣植物。据塔西陀和恺撒说，德鲁伊教徒专门从事人祭。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皮特·沼泽是某种杀人仪式的牺牲品。

一共有几十具看起来像是祭品的沼泽沉尸被发掘出来，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人们崇拜颅骨的遗迹。2009年，考古学家有了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在丹麦阿尔肯恩格的一处沼泽地里发现了200具尸体。很多尸体被砍成数段，他们的骨骸中夹杂着斧头、长矛、刀剑和盾牌。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杀的，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当作祭品杀死的。

当然，也许我们对这些发现的解读也有误。武器与死者同葬和在沼泽中进行人祭并不一定意味着四处战火不断。这些被发掘出的遗骸或许意味着，暴力已经只会出现在仪式当中了。而那些围墙和壕沟可能也并非出于防御目的，也许它们只是一种表示地位的方式，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人士喜欢在他们的乡间庄园仿制一些可怕的城堡似的。

但这些说法都不十分令人信服。人们花费几千个小时的时间挖掘壕沟、修筑城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生存依赖于此。挖掘出来的最完好的堡垒在英格兰南部的丹伯里。那里的木质大门和村庄的一部分被烧毁过两次。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生的第二次大火之后，大约100具带着金属武器留下的伤痕的尸体被丢进了坑里。

在丹伯里发生的事情并非孤例，人们不断有可怕的新发现。2011年，英国考古学家在德比郡的芬科发现了一处屠杀现场，他们在一小段壕沟里找到了9具尸体（其中还有一个孕妇）。这些尸体都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被同时埋葬的，上面还压着芬科堡倒塌的围墙。发掘者猜测，大概还有几十甚至上百具遇害者的遗体没有被发现。

西塞罗显然是对的，罗马人到来前的世界是可怕的。卡加库斯大概也不会反驳这一点，因为他的观点是，被罗马人征服后的世界更糟糕了。

没人知道在罗马的扩张战争中到底死了多少人。这场扩张从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从意大利开始，在公元前3世纪扩散至西地中海地区，在公元前2世纪来到东地中海，又在公元前1世纪影响西北欧。罗马人并没有记录这一数字（见图1–2），但是死亡总数大概超过500万人。更多的人沦为奴隶。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卡加库斯的观点。

根据罗马的内部政治情况和遇到的抵抗激烈程度不同，暴力的水平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罗马军队会彻底破坏敌人的领土，导致其后几十年内都没有人能在该地生存，就像公元前283年在一个叫作赛诺尼斯的意大利部落发生的那样。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本人就曾在战败后被作为战俘押往罗马。据他说，当公元前3世纪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结束时，人们对这样的场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他们会杀掉他们遇到的一切生命，人畜不留……因此，在罗马人攻占一座城市之后，你或许不仅会看到人类的尸体，还能看到被砍成两半的狗，以及其他动物的零散肢体。”

那些未做太多抵抗就投降的人的待遇会好得多，但罗马人最痛恨那些投降之后又出尔反尔的人。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例如，恺撒在公元前58~前56年，未遇到太多抵抗就征服了高卢的大部分地区，但又不得不再花6年时间镇压他们的叛乱。古代的作家们声称，恺撒最后杀掉了300万高卢青壮男子中的100万，并且将另外100万人贩卖为奴。

在罗马人眼中，最可恶的冒犯者是犹太人。约瑟夫斯曾是一名犹太将军，他在66~73年发生的犹太人大起义的早期投降了罗马。据他记载，罗马人不仅烧毁了耶路撒冷的神庙，窃取了神圣的宝物，还杀死了超过100万犹太人，并奴役了几十万犹太人。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132年，当犹太人再度起义时，罗马人就真的变得恶狠狠了。一份犹太人的记载称，罗马人“不停地杀人，直到鲜血没过了他们胯下战马的鼻子才住手”。这种说法显然是夸张的，但是确实又有50万人死于非命。犹太行省被更名为巴勒斯坦，这一名称来自古代居住在这里的非利士人。幸存的犹太人被驱逐出耶路撒冷，每年仅有一天被允许回去。流亡的犹太人遍布欧洲和中东地区。

西塞罗与卡加库斯观点相左的地方，在于征服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处于优势地位的罗马统治阶层，西塞罗可以看到，在罗马军团离开、反叛之火被血水浇灭之后，和平降临了，战士的坟墓和嗜血的众神消失了。古代城市那些已经没有存在必要的围墙日渐破败，终于倒塌。新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却完全没有防御工事。

西塞罗可能会接受卡加库斯的这个观点：罗马时常会制造出一些不毛之地。尽管他对罗马的文明化使命十分热衷，但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明白，无论是对征服者来说，还是对被征服者来说，征服的过程都并不美好。战争的胜利者可以进行空前的劫掠。在公元前80~前30年左右，罗马的政府机构不断地因为争夺战利品的内战而崩溃。有些时候，头脑正常的商人都不会在没有武装保卫的情况下在意大利的大路上旅行。曾经接连几个月，暴徒们控制了罗马的街头，吓得连人们选举出的执政官都躲在他们（布置了防御工事的）宅邸里瑟瑟发抖，不敢到室外去。

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贵族也十分易怒，动辄就想用暴力去报复任何轻慢行为（不过倒也并非像莎士比亚那些以罗马为背景的戏剧中那样没来由地动粗）。在被一位将军的手下杀害而英年早逝之前，西塞罗因为指控一群恶棍而声名远播。被害之后，西塞罗的头和双手都被砍了下来，钉在集会广场之上，用来警示那些胆敢对实权人物发表反对意见的人。

据说，在那一时期前后，西塞罗众多的敌人之一——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养不起自己的军队，他就算不上什么富人。”在公元前30年左右，一个人出现了，他告诉我们这个逻辑会走向何方。这个人就是恺撒的甥孙——屋大维。通过战争，屋大维摆脱了那些令人厌烦的贵族，使自己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他十分明智地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以此消除了人们对他的反对。不过，他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普通人，而且还恰好完全掌控着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屋大维接受的唯一荣誉是一个新的名字——奥古斯都，意为“最受尊崇的人”。不过，大多数贵族立刻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塔西陀说：“人们发现，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他们既然从革命得到了好处，也就宁愿在当前的新秩序之下苟且偷安，不去留恋那会带来危险的旧制度了。”贵族们不再像克拉苏那样说话。他们意识到，既然现在只有奥古斯都才能使用致命的暴力，他们只得找到更安静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利维坦拔掉了贵族的尖牙。

埃利亚斯在他的《文明的进程》中说，欧洲的暴力程度在大约1500年之后下降了，因为争吵不休的贵族们逐渐不再把杀戮作为解决争端的方法。埃利亚斯在他的论述过程中几次提及了罗马，但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罗马人早在1500年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后的前两个世纪之中，富有的罗马人为自己重新塑造出和平的形象，并将这一时期称作“罗马和平”。

整个帝国似乎都如释重负般地长舒了一口气。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欣喜地写道：“公牛徜徉在平安的田野，刻瑞斯（农业女神）和繁荣滋养着大地；水手飞驰在平静的海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们对这个时代的奇妙罕见地表现出一致态度。曾经做过奴隶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称赞罗马“为我们带来了伟大的和平，不再有战争、打斗、巨寇或是海盗；从日出到日落，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随意出行”。

要堆砌类似这样的文字实在是太容易了。18世纪70年代，当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开始着手写作后世首部关于罗马的历史书时说道：“如果有人被要求在世界历史中找到一个人类最幸福、最繁荣的时期，他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在图密善去世到康茂德继位之间的这段时间（即96~180年）。”

吉本虽这样说，但他也知道生活在罗马帝国并不容易。公元头两个世纪是角斗士们的黄金岁月，潮水般的人群聚集起来观看人们互相残杀（单是罗马斗兽场就能容纳50 000人）。暴力也并非局限在竞技场里。例如，59年，庞贝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角斗士表演，相距不远的纽塞利亚人也来看热闹。“像往常一样，这些粗鲁的乡村小镇人就开始互相辱骂，”温文尔雅的塔西陀写道，“辱骂随后演变成丢掷石块，然后刀剑就拔了出来。”对于野蛮的喀里多尼亚来说，这或许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感到惊讶。纽塞利亚人并没有直接进行报复，而是选择向皇帝申诉。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并提交了报告。庞贝城的节日主办者遭到了放逐，而该城在10年内不准再举办角斗士表演（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因为在20年之后，庞贝就在维苏威火山的爆发中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事情到此结束。

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爆发了种族暴力冲突，而一个克罗地亚人早在南斯拉夫解体前就洞见到了这一点：“我们生活在和平与和谐之中，因为每隔100米就有一个警察，他的作用是确保我们相亲相爱。”而在1世纪的庞贝并没有这样的警察力量维持和平；实际上，在伦敦于1828年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之前，这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事物存在。那么，为什么杀戮就到此为止了呢？

原因或许是，罗马的统治者成功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只有政府有权力使用暴力。如果在59年，庞贝人继续杀害纽塞利亚人的话，皇帝将收到更多报告，而他拥有30个军团，可以用来对付那些未经许可就诉诸暴力、杀害可能的纳税人的惹是生非之徒。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暴力那充满矛盾的逻辑：由于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能够（而且在被逼无奈时会）出动军团，所以他几乎从未真正有必要这样做。

在前言部分，我曾经提到，霍布斯将国家分成“以力取得的国家”，即用武力迫使人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和“按约建立的国家”，即利用信任让人们遵从规矩的国家。不过，在现实中，这两种方式并行不悖。在59年，庞贝人放下了他们的武器，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已经塑造出一个强大的利维坦，人们相信这个利维坦可以威服其子民。吉本指出，罗马帝国用法律取代了战争。在公元头两个世纪，用武力解决分歧的方式，就算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至少也是非常不明智的。

当然，政府和法律也有它们的问题。塔西陀笔下的一个人物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受犯罪之苦，现在，我们受法律之苦。”帝国的臣民们意识到，如果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消除犯罪，那么它自身也可以犯下更大的罪。

一些罗马官员将这点利用到了极致。当然，像罗马历史上常见的那样，最坏的犯罪也发生在公元前1世纪，适逢中央政府最弱小之时。盖乌斯·维尔列斯（Gaius Verres）在公元前73~前71年曾统治西西里。他曾开玩笑说，他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干三年：第一年非法敛财让自己变成富人，第二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请得起好的律师，第三年非法敛财让自己能贿赂法官和陪审团。维尔列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对那些不愿意给他钱财的人进行殴打、监禁，甚至将他们钉上十字架。

但这一切终归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西塞罗在对维尔列斯的指控中出名。维尔列斯最终流亡海外，才逃脱了审判。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指控腐败官员成了年轻律师迅速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虽然经常有一些门路较硬的恶棍能够逃脱处罚，但新的法律逐渐让暴力敲诈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罗马的战争创造出来的帝国并非乌托邦，但很多流传至今的书面资料（罗马人和行省人民的记载兼有）确实表明，罗马使得它的臣民过上了更安全的生活。而且很显然，罗马也让他们变得更富裕。随着海盗和土匪纷纷被镇压，贸易蓬勃发展起来。为了能够调动军队和舰队，政府修建了最高水准的道路和港口，而商人也可以利用这些设施。反过来，罗马向这些商人征税，并把征到的大部分钱花在武装力量上。

军队集中布置在边境行省，这些行省大多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不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军人总数大约为35万）。因此，军队在购买粮饷上花费巨大。商人将这些食物从生产能力强大的地中海沿岸省份运送到这些生产能力相对落后的边疆省份。这一运输过程为贸易商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政府可以对此征税，从而获得更多金钱充作军费，再由此产生更多商业利润，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税收和贸易的滚动前所未有地将地中海经济捆绑成一个整体。每个地区都可以生产对它来说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再把产品销往卖得上高价的地方。市场和货币遍及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

由于有了更大的市场，更大的船只变得有利可图；由于有了更大的船只，运输费用得以下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前往大城市。在那里，政府投入了扣除军费之外的大部分钱财。在公元头两个世纪，有100万人生活在罗马城，这一数字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而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各生活着50万人。

这些城市是世界的奇迹，它们热闹非凡，散发着异味，沸反盈天，但也充满了盛大的场面与仪式，以及发光的大理石。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食物，更多的砖头、铁钉、盆盆罐罐和葡萄酒，而这些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更多的贸易和更快的经济增长。

一点一点地，热闹的活动增加了流通中商品的数量。据估算，在公元头两个世纪中，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地区，其人均消费量通常会增加约50%。这一过程给富人带来的好处更多，使得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但考古学家发现的证据——包括房屋的规模、宴会吃剩下的动物骨头、钱币、人类骨架的高度——证明，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人也从中得到了好处（见图1–3）。

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他最出名的事就是在观察维苏威火山爆发时靠得太近而身故）曾在格劳庇乌山之战爆发前4年，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还有谁不知道，托罗马帝国皇帝之福，世界的各个角落才得以彼此沟通？人们的生活水平才得以实现巨大的进步？人们依靠着贸易才普遍享受着和平之福？”罗马帝国，并非不毛之地。

坐寇

在吉本看来，帝国幸福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罗马有幸拥有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过当的报酬，这里有他们的成就所必然带来的无边赞颂；还有他们为自己的善德真诚地感到的骄傲，以及看到自己给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生活而感到的由衷喜悦”。

这种“依靠几个好人”的理论自然是有其吸引力的，首先就是它把事情简单化了。如果罗马成功的因素真的就是一系列伟大的领导者，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得出“在古代，战争是有好处的”这一令人不快的结论了。这种理论似乎是在说，一个组织只要有足够好的领导者，那么它就可以渡过任何难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古代世界是因为战争才变得更安全、更富庶，而应该说尽管有战争的纷扰，古代世界依然变得更安全、更富庶了。

但吉本的观点也是有弱点的。首先，古代皇帝的真正影响力是有限的。罗马确实曾经出现过一些精力旺盛的统治者，他们夙夜不懈地工作，答复信件、听取案件情况、做出决策。但如果想把事情做成，他们必须与一层又一层的官僚、律师、学者们一同发挥作用，而这些人是各有打算的。即便是精力最为充沛的皇帝——像奥古斯都这样的人——也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有所作为。

其次，罗马帝国不仅有奥古斯都这样的明君，也有卡里古拉和尼禄这样的暴君。他们取乐的方式与常人不同，要在罗马城燃起大火时奏乐、与自己的姐妹乱伦或是任命马做执政官才行。据那些写下这些历史的人（官僚、律师和学者们）说，在1世纪，罗马在暴君统治下的时间要比在贤君统治下的时间更长——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和图密善都留下了恶名，而他们一共统治了罗马56年。但就在这几百年中，人们却看到和平与繁荣事业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

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并不能把大批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安全、更富裕这件事归功于“贤明的牧羊人”。在大多数时候，罗马的统治精英们所追求的无外乎他们自身的利益。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他们却也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这个世界的奥古斯都们靠打败对手获得统治权，并且凭借手中握有比其他人都重的兵权维持统治。但要获得这样的武力，是要花钱的。统治者可以掠夺他的臣民养活他的军队（不毛之地的模式），但如此一来终将有一天会再无东西可以掠夺。而且，就像罗马最糟糕的那些统治者经常发现的那样，那些生活悲惨的人们会一直反叛下去，直到统治者所拥有的一切被掠夺一空。

从长期来看，只有当统治者懂得在何时停止劫掠，甚至学会有所回馈时，政府才能够维持下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巧妙地将统治者与土匪做了比较。奥尔森说，通常的匪徒都是流寇，他们会闯进一个社区，尽可能地偷盗他们能拿走的东西，然后再逃走。他们不在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唯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偷盗，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

奥尔森意识到，统治者也从他们的臣民身上偷盗。但利维坦与烧杀掳掠的匪徒有着巨大的区别，那就是统治者们是坐寇。他们并不会疯狂地偷盗然后再逃之夭夭，而是留在一地。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要避免犯下竭泽而渔的错误，还要尽他们所能地让臣民变得更富裕，从而使统治者可以在未来有更大收获。

通常来说，统治者有必要花上一些时间和金钱清除其他流寇，因为流寇的偷盗所得就是统治者的税收损失。如此，在社区之内镇压暴力也就变得有意义，因为被杀害的臣民就没法再在军队中服役或是纳税了，而在村庄冲突中荒废的田地也无法出产作物。统治者甚至会把皇家或贵族的收入花在道路、港口和其他福利之上，只要这些投资能在可以接受的时间之内回馈以更高的收益。

利维坦也是一个犯罪集团，但可能是所有犯罪集团里面最不坏的那个。统治者使用武力保障和平，再为此向其臣民收取费用。统治者的效率越高，他们能取得的利润就越多。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竞争压力推动罗马政府变得越来越高效。包税人横征暴敛，导致那些受害者第二年无力再继续纳税，这样就损害了罗马的利益，因此罗马把这一制度取消了。让有生产潜力的城市居民饿死对罗马更有害，因此罗马建设了港口，甚至免费发放食物。自私自利带来了良好的副作用，使得整个帝国的臣民都更安全、更富裕。战争的矛盾性充分发挥了作用。长于暴力的人可以打造出王国，但要经营好这些王国，他们必须变成经理人。

尤里乌斯·恺撒再次成了经典的例子。他曾经写道，“Veni，vidi，vici”，即“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不过，如果他说的是“Veni，vidi，vici，administravi”（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我管理了）就更好了，因为他确实在来了、见了、征服了之后，又进行了出色的管理。他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就包括2 000年后仍在使用的儒略历。七月（July）也以恺撒的名字（Julius）命名。

古代皇帝并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会坐在那里算计着每在维持和平上投入一个塞斯特提乌斯就能在税收上获得两个塞斯特提乌斯的回报。不过，很多古代帝王都是冷峻而聪明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利维坦与其臣民之间的处事原则，还懂得要让所有人看到他们是理解人民的感受的。公元前2360年左右留下的一段文字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段文字是目前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政治性文告之一。拉格什（今伊拉克南部）的国王乌鲁卡基那（统治时间约为公元前2380~前2360年）在文告中宣称，他已经“将拉格什的居民从高利贷、严苛的控制、饥饿、盗窃、凶杀和掠夺中解救了出来。他实现了自由。孤儿寡妇不再需要强者的垂怜：乌鲁卡基那正是为了他们而与宁吉尔苏女神订立了誓约”。就算是奥古斯都也没法说得更好了。

乌鲁卡基那的形象几乎在时间缥缈的迷雾中消失了，但根据这份文告，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清楚投入的价值。政府统治之道非凡的一部分就是信任。如果人民怀疑他们的统治者发了狂、腐败或者是个白痴，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违抗统治者的命令；而如果政府的管理看起来技术娴熟、公正，甚至受到众神的青睐，那么人们密谋反对这一统治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不过，根据事物的平均规律，我们知道古代世界一定也有疯狂、腐败或无能的统治者。故事的真正主角，也就是那些让利维坦发挥作用的人，是官僚、律师和他们的随从们。那些文书办公人员和精于算计的人经常掣肘奥古斯都，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经常掣肘卡里古拉。

在流传至今的材料中满是这样的故事：罗马皇帝因那些专门妨碍议案通过的元老和操纵法庭事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奴隶生气。大体来看，在这样的事件中，那些臣僚都不会有好结果。但在这些留下鲜明印记的案例的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的没那么出彩的人。从不列颠到叙利亚，在到处可见的墓碑上，人们骄傲地铭刻着自己的官职，以及他们在委员会供职、征税、在底层官场攀爬中所取得的荣誉。“我，就连我这样的人，”一个早年务农的北非人吹嘘道，“也成了城市议员，又被他们推选坐在了厅堂之上……多年以来，我以我在工作中的成绩而变得非同寻常，也从未有任何的指控中伤我……因此，当我死去时，我就像活着时一样光明磊落。”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罗马帝国的中层管理者们可以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自私自利。他们塞满了自己的腰包，不失时机地提拔自己的亲属。但同样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更多的中层管理者充满热忱、刻苦而勤奋。他们确保了引水渠的修建、道路的维护以及信函的送达。他们推动着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继续前行。

毁灭性的大错也可能发生，罗马也曾度过那些危机接二连三出现的危险阶段。但从长期来看，他们面对的压力是不变的。战士们征服了更小的国家，从而不得不变成管理者。良好的管理可以让国家更高效、更安全、更富有，这样的国家可以让管理者有能力与敌对的国家竞争。而在这样的竞争中，管理者又不得不变回战士，用暴力消灭掉他们的敌人。

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

1992年4月的一天，在洛杉矶城外的西米谷，一个陪审团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他们先是看了一盘录像带，上面显示，一个叫罗德尼·金的人在因超速驾驶被截停后，遭到了警察的殴打。警察一共用警棍打了他56下，还踢了他6脚。随后，医生告诉陪审团，金的面部和脚踝都受了伤。然后，有护士做证说，当警察把金送到医院时，他们还拿金挨打一事开玩笑。但陪审团最后宣布三名被告无罪，而对第四名被告没能达成判决意见。

当天晚上，洛杉矶就发生了一场暴乱。这场暴乱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美国。在暴乱中，共有53人丧生，2 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在暴力事件发生的第三天，金出现在电视上，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大伙儿，我只想说，你们知道，我们能不能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安然相处？我们能不能别、别让事情变得这么糟糕？”

这是一个好问题。古时候的人们肯定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他们能否不选择那条充满暴力、化一切为不毛之地的战争之路，而是一起坐下来，协商建立一个更大的组织，制定出规则，再自觉地纳税，然后安然相处？

显然不能。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吵吵总比打打好。”但在古代历史的记载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表明人们自愿组成一个更大的社会，而不是被实际或潜在的暴力迫使就范。

就拿帕加马的菲利普的例子来说吧。我在前文曾提到过他关于公元前1世纪希腊世界是如何被战争、海盗和匪徒毁掉的看法。“靠着我勤勉的双手，我将这部历史传递给希腊人，”他解释道，“如此……通过观察他人的痛苦，希腊人或许会选择以正确的方式生活。”但希腊人不为所动，继续互相杀伐。他们最终停了下来，但不是因为菲利普的“吵吵”，而是因为罗马人的“打打”。

公元前67年，罗马元老院派格奈乌斯·庞培（出于某些原因，他被称为“伟大的”庞培）消灭侵扰希腊水域的海盗。像通常一样，他们这么做并非大发善心，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时，海盗活动十分猖獗，以至于在公元前77年，年轻的尤里乌斯·恺撒都被绑架了。（他当时对绑架者说，等他被赎回去，他会再回来把绑架者全部钉上十字架。当然，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公元前70年之后，一些海盗甚至开始袭击意大利的海港。

希腊人完全无力镇压海盗活动，但庞培带去了罗马式的组织方式和具有令人惊异的现代特征的策略。2006年，深受伊拉克武装袭击之苦的美军采取了一种新策略，他们将这种策略称作“清剿、坚守、建设”。美军不再把歼灭或擒获袭击者作为首要目标，而变为在某一个地区赶走袭击者，固守这个地区，再重建这个地区。随后，再有条不紊地前进到下一个地区。到2009年，死于暴力袭击的人数下降了超过80%。而在2 000多年前，庞培想出了同样的策略。庞培将地中海划分为13个区域，然后在一个夏天的时间里逐一清理这些区域，同样遵循“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见图1–4）。在围捕了20 000名海盗之后，庞培并没有钉死他们，而是赐予他们和平的生活。在关于庞培的传记中写道：“野兽，通常在臣服于更高贵优雅的存在时，就会丧失其凶狠和野蛮。因此，庞培决定把这些海盗从海洋迁移到陆地，让他们习惯在城市里居住，习惯在田间耕作，从而让他们品尝到文明生活的好处。”

在海洋平静之后，庞培的目光转向了陆地。他率领罗马军队，打了5次漂亮的战役，穿过叙利亚的城市、高加索的要塞和埃及的边界，一路上击溃了异邦的国王、反叛的将军和放肆的犹太人。他又一次采取了“清剿、坚守、建设”的策略，制定法律，安置罗马守备队，整顿财政。在清除腐败和敲诈勒索的同时，庞培下调了税率，提高了罗马人的收入。和平降临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几个希腊城市称颂庞培是下凡的神明。

庞培之所以诉诸武力，并不是因为罗马人缺乏“吵吵”的技巧——这座城市里挤满了西塞罗这样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像许多罗马人一样，清楚“吵吵”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是在“打打”之后。比如，塔西陀记载道，阿古利可拉把他在不列颠的第一个夏天（77年）花在了恫吓当地原住民人上——塔西陀称他们为“孤陋寡闻、无知蒙昧，因此才热衷于打架的人”。随后，阿古利可拉在冬天“为当地人提供生活便利设施，让他们能够适应和平而静谧的生活。不论是私下里还是公开场合，阿古利可拉都鼓励并支持当地人兴建神庙、广场和设施良好的住房”。

不列颠人很高兴。塔西陀说道：“结果，他们非但没有厌恶拉丁语，反而变得希望可以说好拉丁语。同样，我们的民族服装也成了他们喜欢的东西，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穿着托加。”政治学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把这种方式称作“软实力”，即“利用制度、思想、价值观、文化和政策的合法性等无形的因素”赢得人心，与之相对的是战争和经济等具有强迫性的硬实力。

塔西陀明白软实力的诱惑：“人们逐渐开始倾心于那些消磨意志的诱惑——游乐、洗浴、奢侈的宴会，这些毫无戒心的不列颠人把这些新奇的事物视作‘文明’，但其实这些只是他们被奴役的一部分。”不过，他也知道，软实力必须在硬实力发挥作用后才能奏效。在19个世纪之后，在越南的美国人则这样形容：“先抓住他们的要害，然后就能赢得他们的心和头脑了。”罗马人在不列颠的成就要远大于美国人在越南的作为。罗马人赢得了当地人的心和头脑，因为他们已经剥夺了不列颠人反击的自由。当阿古利可拉还要对付卡加库斯这种还能反击的不列颠人时，还没轮到托加出场呢。

考古学发现大体印证了这点。罗马的产品，特别是葡萄酒（放在与众不同的包装里运来的），即便在罗马边境以外很远的地方都很抢手。有传闻说，高卢人的酋长为了换取一大罐葡萄酒，甘愿把一个人当作奴隶卖掉。而罗马的作家们则异口同声地表示，那些习惯于罗马生活方式、靠近边境地区的蛮族人，打起仗来都不如那些远离罗马、依旧野蛮的蛮族人凶猛。

最具诱惑力的软实力是知识。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里，罗马人完善了一系列的思想体系。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二者在起源时都并非罗马帝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两种信仰的创始人都对世界的现状持批评态度。一个是身无分文的希腊哲学家，一个是犹太人木匠，两个人都依靠真理从社会的边缘和帝国地理的边缘发迹。经过许多代人之后，当时帝国的冷峻而聪明的统治者做了他们这样的人经常会做的事：他们颠覆了这些反主流文化。他们并没有抗拒这些文化，而是把其中表现得最优秀的、最聪明的年轻人吸收进统治阶层中。他们在这些思想中挑挑拣拣。在曾经的极端分子中，他们奖励那些懂得讨好统治阶层的人，无视那些不谙此道的人。逐渐地，他们把对帝国的批评转变成了对帝国的辩解。耶稣对虔诚的基督徒们说：“恺撒的归给恺撒。”而圣保罗补充道：“因为所有权力都是来自上帝的，掌权者都是上帝所立的。”

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使帝国的臣民们确信，未经授权的暴力是罪恶的。这对利维坦来说是件好事。于是，帝国开始大力向其邻邦输送这些价值观。不过，尽管这些新的思想十分具有感染力，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劝诱任何人加入帝国。只有战争或是对战争的恐惧能做到这一点。在那之后，软实力发挥作用的时机来了，它把被征服者融为一体，让帝国实现某种程度的统一。

像很多事情一样，对于战争先行原则来说，那些看上去的例外反而可以证明这一原则。例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们有很多理由摒弃它们之间的分歧，结合成一个更大的社会体。在城邦内部，希腊人大体上可以很好地维持和平：到了公元前500年，人们每天出门就不需要携带武器了；而到了公元前430年，雅典有一位上层人士甚至抱怨说，他再也不能在街上殴打奴隶了（事实上，这已经是违法的行为了）。当城邦之间也处于和平时，希腊的暴力死亡率必然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低点。然而，对大多数城邦来说，三年之中往往就有两年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据柏拉图说：“大多数人口中说的‘和平’只是一种想象，实际上，每个城邦都在与其他所有城邦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

随后，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在公元前477年，几十个吵吵嚷嚷的希腊城邦同意把大部分主权让渡给雅典。他们此举并非出于对和平的热爱或是对雅典的推崇，而完全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依然各自为政，就很有可能会被波斯帝国逐一吞并。波斯帝国在公元前480年曾试图征服希腊。到了公元前5世纪40年代左右，在波斯人的威胁衰减之后，几个城邦就不再愿意向雅典臣服，转而决定各行其是，但很快被雅典人用武力制止了。

到了公元前3~前2世纪，新的一轮城邦合并潮流席卷了希腊。这一次，城邦们纷纷联合起来，组成了同盟（字面的意思是“社群”，但通常翻译为“同盟”）。它们建立起代表同盟的政府，将安全防御和财政管理统一起来。但它们的主要动机依然是担心自己无法独立赢得战争——起初是对抗亚历山大大帝那些强大的马其顿继任者，随后是对抗入侵的罗马人。

最特别的故事发生在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胖家伙”）和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身上。托勒密八世先是在公元前163年被他的兄长（另一个托勒密）赶出了埃及。公元前155年，被驱逐的托勒密立下遗嘱，一旦他死后无嗣，他的新王国昔兰尼加就将交给罗马人。阿塔罗斯三世则更为过分。他在公元前133年死去时无嗣，随后他的臣民们惊讶地发现，自己也被赠送给了罗马帝国。

我们不知道罗马人对托勒密八世的遗嘱有何看法，因为这位体重超重的君主实际上又活了40年，并且在勾引了自己的继女之后，生下了一大堆继承人。不过，我们知道，对于阿塔罗斯三世的馈赠，罗马人与帕加马人一样感到惊讶。而出于私心，元老院中的各派系对阿塔罗斯三世是否有权馈赠他的城市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罗马的热爱，而是因为比起罗马，他们更害怕战争。在没有后嗣的情况下，两人都十分惧怕内战的爆发。早在“胖家伙”设立遗嘱之前，托勒密兄弟就曾相残过。阿塔罗斯三世的情况更糟糕。一个自称是他同父异母弟弟的人觊觎王位，煽动穷人造反（差点在阿塔罗斯死前就酿成内战），而另外4个邻国的国王则等待时机瓜分帕加马。因此，对于托勒密八世和阿塔罗斯三世来说，他们把国家和平地移交给罗马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世界对罗德尼·金的经典回答：不，我们没办法安然相处。唯一能说服人们放弃杀戮和掠夺的力量就是暴力，或者对即将来临的暴力的恐惧。

要想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放眼世界的另一端。

我们就是怪兽

在南海的一座岛屿上，一个名叫西蒙的男孩站在丛林中的一块空地上，他正跟插在棍子上的一颗死猪头争论。

“你可别以为你们能猎杀那头怪兽！”猪头说。

西蒙没有回答。他口干舌燥，脑袋里一跳一跳的。他的癫痫要发作了。

在海滩上，他的同伴们载歌载舞。当这些男孩刚发觉自己流落到这座岛屿时，一切都很有趣，仿佛是游戏一样：他们游泳，吹海螺，在星空下入眠。但在不知不觉间，他们和谐的小社会就分崩离析了。一个阴影潜藏在他们之间，像一个邪恶的怪兽一样让森林变得可怕。

直到今天。今天，一群十几岁的猎人刺中了一头正在哺育幼崽的母猪。男孩们兴奋地大喊大叫，互相涂抹着鲜血，准备享用一顿大餐。但他们的“首领”认为，需要先做一件事：他把那面露微笑的猪头砍了下来，并把它插在那根刺死母猪的尖木棍上。“这颗猪头是献给怪兽的，”他对着森林喊道，“这是一个礼物。”

随后，男孩们开始跑着把肉带到海滩上去。只有西蒙没有去，他一个人蹲在空地那斑斑驳驳、看起来不真实的光影之中。

猪头说：“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儿！事情办不成是我的责任吗？为什么事情搞成这副样子呢？”

西蒙知道了。他的身体僵硬地弯了下去。他的癫痫发作了。他先是跌倒，再向前，向前，朝着那头猪咧开的大嘴。牙齿之间的血液已经发黑了，周围环绕着苍蝇。那里面是漆黑的，黑暗还在逐渐扩大。西蒙知道了：怪兽是杀不掉的。我们就是怪兽。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他令人难忘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这样写道。流落在太平洋上、远离学校和规矩的一群男孩懂得了黑暗的事实：人类杀戮成癖，我们的心灵准备好了使用暴力。我们就是怪兽，只有一层脆弱的文明加以控制。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儿机会，怪兽就会逃脱。戈尔丁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事情办不成。这就是为什么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没法商谈，只能开战。

不过，是这样吗？在南海的另一座岛屿，或许就在距离戈尔丁的岛屿不远的地方，似乎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就像小说家戈尔丁一样，想要成为人类学家的年轻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怀疑，在这个暖风吹拂、棕榈叶亲吻着海浪的纯朴环境里，她可能会看到人性这根曲木被剥去文明的粉饰。但与从来没去过太平洋的戈尔丁不同（不过在“二战”结束时，他原本要负责指挥登陆艇参加太平洋战事的），米德在1925年逃离了纽约城，来到了萨摩亚。

“当拂晓来临时，”米德在她的人类学经典《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中写道，“恋人们就离开幽会地点——棕榈树下或是停放在岸上的独木舟旁——溜回家中。天亮时分，他们都会在自己应当睡着的位置出现了。”

猪头在萨摩亚可没什么可怕的。“太阳越升越高，茅草屋顶投下的影子也越来越浓……今天要烹饪的家庭都在辛勤劳作；人们从内陆带回来了芋头、白薯和香蕉；孩子们四处跑来跑去，弄来海水，或是弄来树叶喂猪。”晚上，一家人会在平静和满足中分享食物。“有时，直到午夜过后许久人们才会入睡。最后，就只剩下了海浪轻打礁石的柔和声响和恋人们的低语，整个村庄都休息了，直到破晓……”

“萨摩亚，”米德总结道，“在这里，没人会下大的赌注，没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没人会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苦，也没人为特殊的目的而进行决斗。”在萨摩亚，怪兽不知所踪。

戈尔丁和米德都把暴力视作一种病态，却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在戈尔丁看来，暴力是存在于基因之中的，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文明是唯一的解药，但即便是文明也只能控制其症状，而不能除去病根。而米德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在她看来，“南海的例子”证明暴力是传染来的，而文明正是它的源头，而非它的解药。2 000年前卡加库斯和阿古利可拉相互厮杀，是他们各自所属的好战的文化使然。而在20世纪还在继续厮杀的人们，也是因为好战的文化让他们如此行事。

1940年，当法国沦陷于希特勒的铁蹄，伦敦被雨点般洒落的炸弹袭击，波兰犹太人的尸体堆满壕沟时，米德发现了一个新的比喻：“战争不过是一种发明。”当然，她承认，战争是“一种大多数人类社会都知晓的发明”，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为战争似乎是大多数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而感到绝望，我们也应当从中得到些许慰藉：糟糕的发明总会被更好的发明所取代”。

米德并非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过她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1969年，当米德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退休时，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令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们感到满意的是，她已经证明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是和平的。受到舆论的影响，一个又一个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之后报告说，他们的人民也是和平的（人类学家喜欢把自己考察的人群称为“我的人民”）。那是一个属于歌曲《战争》、谈情说爱的集会和宣称要颠覆五角大楼的反战示威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只可能看到卢梭终于赢得了他与霍布斯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辩论。

在某种程度上，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就曾是这么想的。1964年，他暂停了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的生涯，转而去了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雨林地区。他打算研究那里的亚诺玛米人的婚姻状况。他满心期望亚诺玛米人过着一种他称之为“单纯的人类的生活”。他说：“这种生活图景早在我进行实地考察前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一种‘卢梭式’的想法。”但对此，亚诺玛米人却持有不同的想法。

“当我像鸭子一样蹒跚地走过低矮的通道（边界地带出于防御目的的通道），走进村落中央的空地，第一次见到亚诺玛米人时，我简直兴奋得难以自持。”沙尼翁写道。沙尼翁浑身是黏糊糊的汗，手上和脸上更是因为虫子叮咬而肿了起来。

（我）向上看去，结果倒抽了一口气。我看到一打健壮、赤裸、满身是汗的可怕男子正挽弓搭箭，瞄准我们！……他们的鼻孔滴着暗绿色的黏液，那黏液甚至挂到了他们的胸肌上，或是沿着下巴向下淌。我们抵达村落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些人往鼻子里吹一种迷幻药剂……我的下一个发现是，有差不多一打饥肠辘辘的猛犬包围了我，对着我的腿把牙咬得咯咯直响，仿佛我将是它们的下一顿大餐。我站在那儿，无助而可悲地拿着我的笔记本。接着，一股腐烂的蔬菜和秽物的臭气袭来，我差点吐了……

在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前一天，有7个女人被邻近的村落劫走了。就在那天早上，这个村落的男人和他们请来的帮手与劫掠者经历了一场野蛮的棍棒大战，救回5个被劫的女人……我承认，如果有什么外交渠道能让我逃走的话，我当时就会终止我的实地考察，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羞愧。

但他留了下来，并且在其后的30年里又来访了至少25次。他发现，亚诺玛米人的世界与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并不一样。他观察说：“有很多事件，既体现了个人的恶毒，又展现了集体的好斗……这些事件包括最普通的打老婆、打胸膛，以及决斗（见图1–5）。”

凭借几十年来的数据，沙尼翁发现大约有1/4的亚诺玛米男子会死于暴力，而2/5的男子曾经参与过至少一次杀人事件。更糟糕的是，他发现使用暴力是有“报偿”的。平均而言，杀过人的男子比没杀过人的男子生下的孩子多两倍。怪兽就在奥里诺科河的上游活蹦乱跳着。

与霍布斯和卢梭不同，沙尼翁从来没有被驱逐过（实际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圣巴巴拉教书，对于一个教授来说，那可是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不过，他在学术上的对头们对他的质疑也是不遗余力的。首先，他们质疑他是如何搜集收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沙尼翁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更愿意坦承在实地考察中遭遇的困难。沙尼翁承认，他一抵达比萨西特里村就遇到了麻烦：他发现，亚诺玛米人认为，大声说出别人的名字是非常无礼的（无礼到可以动粗的程度）。这样一来，他原本计划的族谱研究就变得特别困难。沙尼翁不屈不挠地继续着他的努力。亚诺玛米人被他的粗鲁冒犯了，于是为了报复，他们就开始编造出一些名字，而且越傻越好。而这个愚蠢的外乡人居然把这些名字都记录了下来，这让大家都感到很有趣。

沙尼翁一直到5个月之后才得知真相。当时，他走访了另一个村落，说出了一个比萨西特里村人告诉他的名字。“霎时间一片寂静，紧接着整个村落都陷入了一片无法抑制的狂笑声、笑得喘不上气声、抽气声和喊叫声。在他们看来，我认为比萨西特里村的头人名叫‘长屌’，而他的弟弟名叫‘鹰屎’；头人的儿子名叫‘混蛋’，女儿名叫‘放屁’。”

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最好有个后备方案。现在，既然沙尼翁的计划已经告吹，他就拿出了他的后备方案。亚诺玛米人或许不愿意说出他们亲属的名字，但是他们很愿意说出他们敌人的亲属的名字。沙尼翁发现，用一点儿小恩小惠或者小敲诈手段，总能帮他弄到需要的信息。

后备方案奏效了。不过，这个方案可不是一个教人与其他文化互动的好例子。实际上，美国人类学会的执行委员会在2002年正式通过了对沙尼翁的实地考察方法的谴责，这在学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直到2005年，在一次全体投票之后才撤销了这一谴责，而这在学会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人们群情激愤。有些人类学家问道，如果沙尼翁能如此不诚实地对待“他的人民”，那么学者们还能相信他说的话吗？一些曾经在亚诺玛米人居住地工作过的人干脆拒绝相信他，坚称亚诺玛米人一点儿也不热衷于暴力。他们说，沙尼翁伪造数据，只是为了吸引眼球。

接下来，事情就真的变得很难堪了。一些批评人士指责沙尼翁参与了巴西人的密谋，将亚诺玛米人居住地分割成小块的保留地，使淘金者可以恐吓各个部落，从而更方便地攫取资源。2012年，委内瑞拉活动家指责淘金者杀害了80名亚诺玛米人，但政府派去的调查团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一名批评人士甚至宣称，沙尼翁助长了麻疹的传播，导致数百名亚诺玛米人的死亡。

这在学术史上算不得光彩的一笔。但世界总是平衡的。就在针对沙尼翁和他的蝇王式的研究结论的批评日渐高涨时，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也开始“享受”同样的待遇。1983年，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萨摩亚工作的新西兰人类学家德雷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出版了一本书，指责米德完全误读了这个地方。

弗里曼从米德未发表的记录中发现，米德远没有像她自己描述的那样“讲着他们的语言，吃着他们的食物，光着脚、盘着腿坐在满是卵石的地上”。实际上，米德对当地人的语言仅仅略知皮毛，她仅在萨摩亚待了几个月，她在身份问题上也没有说实话。她和一名美国药剂师及其家人住在一间小别墅里，还曾经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共进晚餐。弗里曼总结道，由于米德在萨摩亚过着殖民者一般的生活，她没有注意到20世纪20年代萨摩亚警察记录上就清清楚楚记载着的事实：萨摩亚岛上的暴力死亡率要高于美国（在阿尔·卡彭的时代，那可不是个小数字）。

更糟糕的是，在1987年的一次采访中，法阿普阿·法阿木（当时她已经是一位曾祖母，但在1926年时，她是米德的一位重要线人）承认，她和她的朋友福福阿都觉得米德十分可笑，就像亚诺玛米人对沙尼翁的看法一样。不过，其中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米德始终没有意识到当地人在跟她开玩笑。米德对于性的问题十分感兴趣，这让法阿木感到十分难堪。法阿木说：“我们就撒些小谎来骗她。”《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着那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性方面的荒诞故事。

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人类学家们彼此之间的指责、揭短行为愈演愈烈，实在让人有种人类学在霍布斯和卢梭之后就再无进步的感觉。有些人类学家甚至开始庆祝，声称他们所从事的这一领域根本没有什么结论可得出。新一代的学者声称，实地考察根本就不是一种搜集数据的方法，而更像是一种编故事似的艺术表演。那些寄希望于实地考察能得出什么“事实”的人根本就是大错特错了。

幸运的是，这些说法都是错的。在恶意中伤和口水战的背后，人们往往不会注意到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家们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有条不紊地做着真正的工作。他们慢慢地将小规模社群的暴力情况搜集起来，建立起一个信息量惊人的数据库。从非洲到北极，人们在世界各地耐心进行的研究最终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发现：在小规模社群中的暴力死亡率通常高得惊人。

在20世纪，工业化世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种族灭绝事件。自理查德森的《致命争吵的统计数字》之后（我曾在前言部分中提及过），人们整理出丰富的数据库，从而使我们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在这100年中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大约100亿人中，大约有1亿~2亿人死于战争、世代仇杀和凶杀等暴力事件，这一死亡人数大体是总人口的1%~2%。而在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进行研究的小规模社群中，平均的暴力死亡率则要达到10%~20%，是前者的10倍。

这并不意味着亚诺玛米人和萨摩亚人像19世纪典型的野蛮人那样整日随意杀人、伤人。人类学家还发现，即便是最凶狠的族群，也懂得通过亲属圈子、交换礼物和饮宴等渠道和方式为大部分冲突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他们选择用血说话的概率高得惊人。2008年，生物学家、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的高原进行实地考察。那个被戴蒙德描述为“欢快、热情、善于交际的”司机在闲谈中对他说，自己曾经参与过一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仇杀，该仇杀共夺去了30条性命。戴蒙德对此感到十分吃惊。（更让他吃惊的是，由于他在书中讲了这个故事，这名司机起诉了他，要求索赔1 000万美元。这个案件最终没有被受理。）

人类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他们的人民”的行为方式经常如《蝇王》中的人物一般。他们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人类学家用于观察的时间往往不够长。例如，在她十几岁到20岁之前，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与她的人类学家双亲一道，在喀拉哈里沙漠与桑族的打猎采集部落生活在一起［如今她以其著作《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闻名］。她用敏感的笔触描写了那些被她称为“无害的人”的桑族人的生活。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桑族人相互残杀的频率甚至高于高纯度可卡因流行高峰期的底特律市中心的凶杀频率。

托马斯之所以为她的书取名《无害的人》（The Harmless People），并不是因为她不善于观察。如果在某一个打猎采集的社群中暴力死亡率为10%，那么在由大约一打人组成的小团体中，大约每25年才有一个人被杀害。很少有人类学家会有足够的资金和毅力在某一个地点考察25个月，更不要说25年了。要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将遭遇不幸的劫数，人类学家需要经常回访，并且最好能兼顾多个社群（就像沙尼翁在亚诺玛米人中间做的那样）。

现在，暴力频繁的证据很确凿了，但想要解读它就是件更复杂的事情了。如果像《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中提出的那样，战争是由文明传染而来的话，那么桑族人频繁的暴力行径就是从西方人那里传染而来的。这一想法给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喜剧《上帝也疯狂》（The Gods Must Be Crazy）带来了灵感。而一些批评沙尼翁的人说得更过分，他们指责说，沙尼翁通过用钢制斧头换取信息的方式把战争的恶习（以及麻疹）传染给了亚诺玛米人。

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显而易见的方式是回顾历史。那些小规模的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是否就早已经战争频发（《蝇王》中提出的观点）？还是直到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后，它们才知道战争为何物（《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出的观点）？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困境：大多数小规模社群在接触到更复杂的社会之前，完全没有文字记载。

玛格丽特·米德的最爱之地——萨摩亚，就是个好例子。关于这个群岛的最早的详细记载，来自英国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他在1830年抵达此地，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着火的阿纳村。威廉姆斯写道：“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怒火燃烧了将近9个月。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受害者，每一天都会出现死者和伤者。”这场战争制造了一片不毛之地：“阿纳的所有区域都没有人居住了。沿着美丽的海岸线行驶上10英里或12英里，你也看不到一个居民。”

就算阿纳村发生的事情不能说服威廉姆斯，让他相信萨摩亚人不是好惹的，后来发生的事也能达到这个效果。萨摩亚人的酋长们向他展示了经过防腐处理的人头，这些人头都是他们的祖先的战利品。酋长们还给威廉姆斯讲了过去的战争和屠杀故事。有一个村子，每打一次仗就会在一个篮子里放一块石头。威廉姆斯数了数，有197块。

但还有一个问题。虽然威廉姆斯是第一个详细记载萨摩亚的欧洲人，但他并非第一个抵达萨摩亚的欧洲人。1722年，荷兰探险家雅可布·罗赫芬（Jakob Roggeveen）就曾来到萨摩亚。在随后的100年中，又不断有人追随他的足迹而来。我们可以认为，威廉姆斯看到的每一颗人头、石头，听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1722年之后积累下来的，都是文明传染的产物。

不过，考古学发现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在萨摩亚的内陆，满是史前时代留下的山中堡垒。有一些是1722年之后修建的，但碳–14定年法显示，其中的一些堡垒有着600~1 000年的历史。远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萨摩亚人就曾经建筑堡垒，而且很可能是出于战争目的。萨摩亚的传统文化中描绘了大约800年前对抗汤加入侵者的大战，而这样的故事为堡垒的修建提供了说得通的解释。当欧洲人来到萨摩亚时，当地人使用的木质棍棒和作战用的独木舟的样式，正是源自那个时代汤加人使用的样式。这说明，萨摩亚人一直保留着使用致命武力的传统。

看来，即便在萨摩亚，《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出的理论也不是很站得住脚。但对于考古学的发现，总是有着多种解读方式。考古学是一个年轻的领域，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也还没有太多的考古学项目培训未来的考古学教授们。那些挖掘历史的人，往往是从其他领域转到这个行当来的，其中有很多人曾经是军人。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奇怪，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他们发掘的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战争和破坏。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新一代来到了这个领域，这些在大学的人类学系和考古学系接受教育的男男女女，往往对史前时代抱有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中一样的观点。因此，同样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往往在任何地点都看不到战争和破坏的影子。

要让一个中年人回首年轻时做下的蠢事，是很痛苦的。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差不多是《萨摩亚人的成年》中那种理论的极盛时期），我在考考纳里斯做了几个夏天的挖掘工作。那是一处非凡的希腊史前遗迹，坐落于如童话般美丽的帕罗斯岛。我们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负责人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约在公元前1125年的一次暴力袭击中被摧毁了：防御工事被铲平，房屋被烧毁；守军在墙上堆了些石弹；在卫城的窄巷里还发现了几头驴的骸骨——它们没能逃脱最后的劫难。但我（我必须强调，我的同学们也跟我一样）就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东西是战争的证据。一旦我们认定没有战争，那么剩下来的任何一种解释方式，不管它有多么不现实，都是正确的。

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得那么多的考古学家，即便在面对非常明显的证据时，还要坚持说本章前面提到过的那些西欧的前罗马时代的山中堡垒是举行仪式的地方，是一种标识地位的方式或者任何别的东西，唯独不会是军事基地。但就像人类学家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那些证据没法再被硬塞进《萨摩亚人的成年》中提及的那种理论模式中去了。

新的科学方法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作用。1991年，登山者在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发现了著名的“冰人”——一具来自公元前3300年的被冰封的尸体。起初，考古学家推断他死于一场暴风雪。2001年，通过扫描发现，他的左侧腋窝处有一枚箭头。但即便如此，一些考古学家仍然猜测这是一种葬礼仪式，人们把他的遗体运到山中安葬。不过，在2008年，新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显示，“冰人”至少被袭击了两次：第一次袭击重伤了他的右手；在几天之后的第二次袭击中，他被钝器击打了后背，又被箭射中，伤及了动脉。2012年，纳米扫描原子力显微镜发现了完整的红细胞，这证明，他是在中箭后的几个小时内失血过多身亡的。

如果不是“冰人”保存得这么完好，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不过，对大量骨骼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也同样能得出骇人听闻的结果。例如，大约在1325年，至少有486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乌鸦溪被杀，并被抛进沟中。超过90%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受害者都被剥了头皮，他们的眼睛被挖了出来，舌头被切了下来，牙齿都打掉了，还被割了喉；有一些人被砍掉了头。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剥头皮或是被射中了：他们的骨头上留下了部分痊愈的旧伤。

乌鸦溪的挖掘开始于1978年。从那以后，关于美洲原住民遭受大屠杀的证据就层出不穷。最近的一次发现是在科罗拉多州圣脊。大约在800年，那儿的一个村庄被烧毁了，至少有35名男人、女人和儿童被虐杀。他们的敌人用钝器（棍棒或者就是石头）砸烂了他们的脚和脸。凶手剥了每个人的头皮，割掉了耳朵，又把一些尸体剁成了几十块。就如同波利比乌斯笔下1 000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他们甚至杀掉了村里的狗。

实际上，在乌鸦溪、圣脊或萨摩亚发生的事情，并不会让罗马人感到惊奇。西塞罗和塔西陀，就像霍布斯和戈尔丁一样，清楚地知道怪兽很近，很近，很近，而只有利维坦这个更可怕的怪兽才能制服它。

怎样才能变成罗马

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敏锐的问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通往丹麦？

福山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怎样买一张去丹麦的机票。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丹麦是一个（用福山的话说）“传说中的地方，它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它稳定、民主、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程度极低。每个人都会想，怎样才能把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变成‘丹麦’呢？”

如果在2 000年前有政治学家的话，他们会问，怎样才能成为罗马。罗马帝国虽不是很民主，但无疑是和平的。按照今天的标准，罗马也很稳定、繁荣和包容（腐败程度比较难以判断）。而与罗马帝国不同的生活方式，则不仅与今天的索马里、海地、尼日利亚、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生活有很多相似点，而且还要危险得多。

在这一章中，我提出要解释罗马人如何塑造了罗马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利维坦镇压了暴力，因此罗马人（今天的丹麦人）压制了暴力；而在另一方面，暴力又是锻造利维坦的先决条件。总而言之，战争看起来还是有好处的。但并非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战争被证明是通向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但是在很多地方情况并非如此。考古学家在波罗的海沿岸、澳大利亚的沙漠中、中非的森林中都曾发现过无休止的战争的痕迹，但是这些地区都没有产生属于它们的罗马帝国。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怪兽不能在所有地方都变成坐寇？看起来，战争只是在有些时候是有好处的。我们需要知道，导致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