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六十年岁月的烟尘，回首曙光初映康藏高原的那一瞬间，一个行将让人遗忘的地名——西康，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一个被称之为“情歌故乡——康定”的地名，顿时也让人倍感亲切。
西康，作为一个地名，最早出现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代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丰拟请建立西康省的奏折上。他在奏折上陈述说：“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名曰‘西康’”。“康”，是藏语里古称“喀木”地方的转音，本意为距离佛教中心地遥远的地方。
虽说这里一直被视为“边地”，这里却是一片山川壮丽，气象万千的土地，是一个各民族、各民族文化交汇、积淀深厚的地方。据有关史料记载：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于边外设都尉，建沈黎郡”（今泸定、汉源、九龙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地属蜀郡、益州；唐时设“羁縻”，开始实行土司制；宋、元、明、清，沿袭土司制，直至清末推行“改土归流”。
1939年1月1日，民国政府正式成立西康省，其疆界东起四川雅安，南邻云南，北接青海，由于本属西康省行政区域内的、昌都地方共有13个县被藏军占据，便与西藏隔金沙江相望。西康省实际所管辖的地盘主要是康属（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宁属（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雅属（四川今雅安地区）三大块。解放以后，西康省的建制依然存在，并且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全国最大的藏族自治州：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随着岁月的变迁，很长以后一段时间后，才更名为“甘孜州藏族自治州”。康定，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
1939年西康省建立时，西康省的省会就设在康定。
康定这地方，地势狭窄，而且“三山挟持，二水分流”，虽说一直是人类活动、迁徙的咽喉通道，直到宋、元时期才开始有人定居。又过了许久，慢慢才有了“打箭炉”这个名称。
据《四川通志.舆地.形势》对“打箭炉厅”的记载描述：“层峦峻岭，削壁悬崖，中隔泸河，蕃藏要道。连山接野，鸟路泪空，通西藏西海之要区。雪嶂重开，严四川之门户；悬崖陡岭，作西域之咽喉。三山鼎峙云中，二水夹流城内，树木稀疏，风雪弥漫。一带崇山峻岭，四时瘴雨峦烟。砌石为城，汉番杂处。天使驻藏，轺传必经，番夷互市，商贾辐辏。当卫藏之孔道，诚巴蜀之要区也”。
清雍正8年（公元1730年），设“打箭炉厅”，隶属雅州府（今雅安）。清光绪34年（公元1908年），设“康定府”，隶属“川边安康道”，康定，作为地名才正式见诸文字与口头。
康定虽是边陲小城，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山川环境，一直被看成是“康藏交通之锁钥”，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更成为内卫川滇，外控西藏的唯一重镇，因而军旅杂处，人流频繁，户口日增，在未成“康定府”之前，就设有重兵驻防。
作为川边、藏族地方的商贸中心，早在明洪武年间就有“当打箭炉孔道，茶盐商贾，往来络绎不绝于道”的记载。清朝光绪年间江南人吴崇光所著《川藏哲印水陆记异之成都至打箭炉程途》，文中说康定“即口外各种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
正是由于茶马贸易的发展，让康定赫然成为一个市井繁华的川边都市。历史不仅让康定成为川、康、藏来往货物集散地，中转中心，贸易中心，在西康省建省后，这个小城又成为了中国西部当年一个大省的省会所在地。
西康、康定，作为地名见证了一段历史，西康、康定这个地方也曾是一些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舞台，就在1949年底到解放军进驻康定这段时间里，各色不同信仰、不同追求的人，围绕西康的和平起义、解放进行了一场悲喜交加、庄严与荒唐交织的即兴表演，在这些人中首先不得不提到的人物就是刘文辉。
西康省主席刘主辉，字自乾，四川大邑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刘文辉少年得志，年龄三十出头便曾拥兵百团，占据四川大部富庶之地。他本有“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的大志向，采取“蜀为基地，控制西南，问鼎中原”策略，正想大展宏图之时，1932年至1933年间，四川军阀邓锡候、田颂尧、刘湘三人联手向他进攻。在这一场波及全四川、史称“安川”之役或“靖川之役”的军阀混战中，刘文辉不敌，兵退雅安、汉源一带。
从此以后，实力大减的刘文辉无力与刘湘等军阀争锋，转而开始经营西康地方，数年后，通过托关系、花金钱种种办法，想方设法谋求到了“西康省建省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想的就是借西康之地栖息发展，慢慢恢复元气，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这期间，刘文辉先是秘密参加了张澜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了民盟的一名特殊盟员。稍后又以化名杨宗文参加了“民革”，刘文辉心思之缜密也由此可见一斑。1942年，受中共南方局派遣，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等人携带电台来到雅安，被刘文辉安置、保护起来，从此以后，只要收到重要文章，王少春都会抄写一份送到刘文辉手上，刘文辉由此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慢慢有了深刻了解。
从1934年2月，国民政府颁发《西康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起一直到1939年1月1日，筹建数年之久，经过诸多曲折，西康省政府才正式宣告成立。刘文辉却深知，如果自己身陷偏僻、而且不通公路的康定，信息不灵，与各方联系也要受到限制，不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他选定相对交通方便、距离成都更近的雅安为自己的长住地，而把西康省政府机关的公务交由张为炯代行处理。
张为炯，字少扬，西康德昌人。早年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是刘文辉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他长期追随刘文辉，虽然他的年龄稍长刘文辉，却心甘情愿在刘文辉手下做事，为刘文辉在四川崛起屡有功劳。刘文辉任二十四军军长，即任用张为炯担任二十四军参谋长；刘文辉担任西康省省主席，再三动员已经定居在成都的张为炯出山，张为炯抹不过情面，到底答应了担任西康省省政府秘书长。
稍后，刘文辉又任命他为西康省民政厅长，而且以秘书长代行西康省主席。从此以后，除二十四军军长之职外，只要在雅安的刘文辉有一个兼职，在康定的张为炯就有一个代职，比如，刘文辉是西康省保安司令，张为炯就是代司令；刘文辉兼职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委员长，张为炯就是代委员长。
归隐复又出山的张为炯，在政治上早已经没有追求，更无野心，人称“多宝道人”的刘文辉看中的就是这点。再加上张为炯知进退、明轻重，忠于职守，为人谦逊，不事张扬。不仅待人接物极有分寸，而且通晓官场规矩。他深知自己作为“代主席”，仅是代理而已，代刘文辉处理西康省政府公务十年间，凡要事、大事都先行请示，刘文辉复电同意方才办理。刘文辉也十分相信张为炯，一般来说，只要张为炯同意的事，刘文辉也会表态赞成。
1949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兵东、北两路进军四川。11月30日，重庆解放。惊惶失措的蒋介石飞到成都，煞费苦心地布置所谓的“川西决战”。但是历史的车轮，决不是蒋介石一伙的螳臂所能阻挡得了的，由北而来的人民解放迅速占领绵阳，自东而来的人民解放军一举拿下泸州等地，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
12月10日，蒋介石从成都飞向台湾。就是他离开成都的前一天的12月9日，四川、西康两省的实权人物，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三人在四川彭县通电宣布西康、四川和平起义。
12月10夜间，刘文辉朝康定发来了他与邓锡候、潘文华起义通电全文的同时，给张为炯也发来电报。电报说：“康定、张代主席少扬兄、并转省府全体同仁暨全省军民公鉴：本主席业于佳日通电，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竭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特闻。”
张为炯把刘、邓、潘三人的“佳电”电文从头到尾细细看了一遍后，不由舒了一口长气。收到这样内容的电报，要发生的这件事，其实都在他的预料之中，不确定的是在什么时候。
现在终于一切都清楚了，张为炯想到的头一点，就是，这件事得按刘自乾公的指示去做，但是怎么做，得有步骤，须一步一步来。
一抬头，才发现送电报来的省政府电台台长李次良、译电室主任铁德良二人还站在屋当中。他没有招呼二人坐下，现在不是讲那么多客套的时候。他一边思索问题，一边用手指了一下电话机，对李次良说道：次良，唐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