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

元谋人

元谋人，学名元谋直立人，或称元谋猿人。根据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左右，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有争议，或认为约60万年到50万年前左右），是迄今所知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直立人化石。“直立人”是指已能直立行走，并懂得制造石器的人类。1965年5月，考古队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边缘沉积层中发现了元谋人化石，包括两枚上内侧门齿，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门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个体。后来又发现了石器。考古学家将元谋人所处时期定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在元谋人化石地层中还发现大量炭屑和两小块烧骨，是当时人类用火的遗迹。此后，在这个县的蝴蝶梁子和豹子洞中发现了160多颗猿人牙齿，经测定，其中“东方人”的牙齿已有250万年，这使得我国人类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80万年。

蓝田人

蓝田人，曾泛指中国陕西省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化石。但不少学者主张，这一名称应专用于公王岭的直立人化石，而把陈家窝的直立人化石另称为“陈家窝人”更为恰当。公王岭地点的地质时代为中更新世早期，根据古地磁方法测定，一是距今约一百万年，一是距今约八十万至七十五万年；陈家窝地点的地质时代亦属中更新世，根据古地磁方法测定，一是距今约六十五万年，一是距今约五十万年。在公王岭，与人类化石同层，还出土了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石器，并发现了用火遗迹。公王岭的蓝田人化石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和三颗臼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人，可能是女性。头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考古研究表明，蓝田人比后来的北京人大脑容量要小一些，大约有780毫升。但是他们已经能完全直立行走，是已发现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公王岭动物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具有强烈的南方色彩，如其中的大熊猫、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貘、毛冠鹿和秦岭苏门羚等，都是华南及南亚更新世动物群的主要成员。陈家窝与公王岭两个地点的直线距离只有22公里，却缺少带有强烈南方色彩的哺乳动物，动物群存在巨大的差别，这一事实也印证了时代的不一致。

北京人

又称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距今约70到20万年。1921年发现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1927年起进行发掘，1929年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此后又发现大量的石制品、骨角制品和用火遗迹。这些发现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在北京人住过的山洞里有很厚的灰烬层，表明北京人已经会使用火和保存火种。烧焦的朴树籽在洞内成层地发现。研究发现，北京人通常几十人结成一群。寿命很短，大多数人在十四岁前就夭亡了。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已会制造骨角器。除狩猎外，可食的野果、嫩叶、块根，以及昆虫、鸟、蛙、蛇等小动物也是日常的食物来源。鹿、羚羊，也许还有野猪、水牛等大动物，偶尔也会成为北京人的猎物，它们的骨头常常在洞内出现，上面往往有清楚的砍切痕迹。科学家根据出土的动物和植物化石，推定昔日周口店一带森林茂密、水草丰盛，气候比今日华北温暖。北京人的发现证明了直立人的存在，明确了人类发展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意义重大。1987年，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山顶洞人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属晚期智人。1930年发现于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地质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山顶洞人的时代根据放射性碳测定约为1.1到1.8万年前。同时还出土了石器、骨角器和穿孔饰物，并发现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山顶洞的人类化石共代表八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由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看，其中五个是成年人，包括壮年男女和年逾六十的老人，一个是少年，一个是五岁的小孩，一个为婴儿。山顶洞人的体质已很进步。男性身高约为1.74米，女性约为1.59米。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他们仍使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会人工取火，靠采集、狩猎为生，还会捕鱼。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山顶洞人骨周围散布着红色的赤铁矿粉末，这是古人类有意识埋葬死者的标志。它的出现，表明人类思想意识上的一个进步。学者们推测，山顶洞人认为血液是生命的必要条件，在死者遗物上加上与血液同色的物质，其目的可能是希望提高死者的活力，有利于死者在另一世界中的活动。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还发现了一些有孔的兽牙、海蚶壳和磨光的石珠，大概是他们佩戴的装饰品。山顶洞中还发现了四十八种哺乳动物化石，有落入天然陷阱的熊和虎的骨架，还有现在生活在炎热地带的猎豹和鸵鸟，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气候相当温暖。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1973年夏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所以被称为河姆渡文化。它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群岛。经科学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精心磨制而成的器物，一些器物上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的耒耜。稻穗纹陶盆上印有弯弯的稻穗图案，表明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栽培水稻。1987年，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总量达到一百五十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经分析，确认为七千前的稻米。遗址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米仁、菌类与藻类等。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漆器。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并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水井遗迹。在村落遗址中发现有大量房屋建筑基址。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出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此外，从河姆渡发现的鲸、鲨等海生动物骨骸分析表明，这些东临大海的河姆渡人至迟在七千年前已能借助于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开始从事海洋捕捞活动了，从而为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居民迁居舟山群岛准备了条件。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1921年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所以被称为仰韶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兆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已发掘出近百处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统一的文化特征。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反映出当时有较严密的氏族公社制度。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骨器也相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农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也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这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所以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后来又在濮阳西水坡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这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排列有序。除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外，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几无差别。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公元前4000至公元前3000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多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统称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木仑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始于公元前43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公元前2500年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因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产生了私有制，并已出现贫富分化。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灰、黑和白陶四类。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象牙梳、雕刻骨珠、骨梳、牙雕饰、穿孔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此外，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手中放置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现象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特别重视的是，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龙山文化

1928年春，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大量色泽乌黑、表面光滑的陶片。考古学家最初称其为黑陶文化。后来，考古学家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在城子崖之前，中国出土的古陶器大都是含沙量极高的彩陶和红陶，而城子崖出土的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可以说是四千多年前东夷民族所独有的创造。城子崖出土的黑陶艺术品蛋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被珍视为黑陶中的极品。自龙山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通称之为龙山时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在山东地区，除城子崖龙山城址之外，还有寿光边线王城址等。其他地区则有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等。龙山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已有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因此，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殷墟甲骨

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发现契刻符号，由此发现了三千多年前中原人民使用的古文字。经过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罗振玉的查访，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罗振玉辨认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号，确认这些甲骨是商王室遗物。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证明了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王国维根据卜辞中受祭帝王有康丁、武乙、文丁，确认帝乙之世仍建都于此。经过深入研究，学者们找到了武丁至帝辛的各王祭祀卜辞，据此，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为可信。殷王室占卜记事用的甲骨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发现，迄今为止，殷墟仍是中国文明社会初创时期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都城。

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纪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在殷墟，已陆续发掘出了殷代的宫殿、宗庙、王陵，贵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作坊等遗址，以及用青铜、玉石、骨蚌等制作的礼器和生产、生活、作战用具等遗物。所有这些都为研究殷商社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殷墟甲骨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受到中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新兴学科──甲骨学。

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而铸造的。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该鼎形制雄伟，重达八百三十多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一千公斤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 %、锡11.64 %、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司母戊鼎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鼎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独具匠心，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侯马盟书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侯马盟书”，发掘时间为同年11月至次年5月。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年—前489年）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多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四百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放数件。用作祭祀的玉币雕琢纤细，颇为精美。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以及晋国历史均有重大意义。

曾侯乙墓

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年发掘。整个墓葬分作东、西、中、北四室。东室放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西室置殉葬人木棺十三具。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墓中共出土随葬品一万五千多件，其中有一套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乐曲。曾侯乙编钟共六十四枚，八组，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载，总重量达三千五百千克，其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极其罕见。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两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纠正了“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这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 之一。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二百二十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郭店楚简

中国湖北省荆门市纪山镇郭店一号战国楚墓内的竹简，称郭店楚简，又称郭店楚墓竹简，1993年10月出土。经考证，郭店楚简抄写成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原装书。

郭店楚简共八百零四枚，经整理，有字竹简共七百零三枚，另残简二十七枚，总字数计一万三千多。竹简内容包括《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等十六篇道家及儒家著作。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焚毁了大量先秦典籍，郭店楚简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尤为珍贵。郭店楚简所载内容与传世儒道经典颇有不同，比如今本《道德经》第十九章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竹简《老子》甲却是：“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为弃作，民复孝慈。”从文字到思想，差异巨大，以致于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说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三星堆遗址

距离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由此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发现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三星堆文明的来源成为一个谜。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像不归属于已知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十分奇特。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三星堆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世界最早的金杖，价值连城。在坑中出土了五千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还有六十多根象牙，引起了学者们关于“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三星堆遗址证明，古代巴蜀地区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五千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兵马俑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嬴政从十三岁即位时就开始营建陵园，直到他五十岁死去，修筑时间长达三十八年，开创历代统治者奢侈厚葬之先例。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1974年3月，在陵东的西杨村村民抗旱打井时，在陵墓以东三里的下和村和五垃村之间，发现规模宏大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经考古发掘，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达两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八千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二乘。这组彩绘铜车马，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最完整和系驾最逼真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五米左右的坑底，每隔三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这支队伍阵容齐整，装备完备，威风凛凛，气势宏壮，是秦始皇当年浩荡大军的艺术再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961年，国务院将秦始皇陵定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87年，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按死者等级分为金缕、银镂、铜缕，是汉代皇帝和贵族规格最高的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玉衣也叫“玉匣”、“玉押”。据《西京杂志》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汉代人认为玉是“山岳精英”，将金玉置于人身九窍，人的精气不会外泄，尸骨不腐，可求来世再生。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缀玉面幕”、“缀玉衣服”，到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下诏禁用玉衣，共流行了四百年。迄今为止，我国共发现玉衣二十余件。1968年，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是其中年代最早、做工最精美的。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二千四百九十八片，金丝重一千一百克，其妻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二千一百六十片，金丝重七百克，玉片成衣后排列整齐，对缝严密，表面平整，颜色协调，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外观上看“玉衣”的形状和人体几乎一模一样。头部脸盖上刻制出眼、鼻和嘴的形象。鼻子是用五块长条瓦状玉片合拢而成，惟妙惟肖。在“玉衣”的头部，有眼盖、鼻塞、耳塞和口琀，下腹部有罩生殖器用的小盒和肛门塞，都是玉制品。周缘以红色织物锁边，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使其加固成型。从长沙出土的金缕玉衣残片来看，它不仅只是简单磨成玉片而已，上面还雕有花纹。

马王堆汉墓

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软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1972年至1974年，先后在长沙市区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乡挖掘出土。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尸体长154厘米，外形完整，全身润泽柔软，部分毛发尚存，部分关节可以弯动，许多软组织丰满柔润而有弹性。古尸内脏器官保持了完整的外形，相对位置基本正常。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是防腐学上的奇迹，震惊世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珍贵文物三千多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其中五百多件各种漆器，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一号墓的彩绘漆棺，色泽如新，棺面漆绘的流云漫卷，形态诡谲的动物和神怪，体态生动，活灵活现，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一号墓还有大量丝织品，保存完好，品种众多，有绢、绮、罗、纱、锦等。其中有一件素纱禅衣，轻若烟雾，薄如蝉翼，长1.28米，重量仅49克，技巧高超，巧夺天工。一号墓发现的帛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大型作品。三号汉墓发现的大批帛书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其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医学和科学技术许多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12万多字。其中，《五十二病方》经考证可能比《黄帝内经》还早，书中提到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另外还有几册图籍，绝大多数是古佚书。二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其绘制技术及其所标示的位置与现代地图大体近似。一号墓出土有二十五弦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汉初期瑟。三号墓除出土瑟、竽外，又有七弦琴和六孔箫，这些都是首次发现的西汉实物。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研究西汉初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敦煌藏经洞

藏经洞是位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第17窟的俗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篆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藏经洞。藏经洞封闭的原因与时间，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主要有避难说、废弃说和书库改造说三种。藏经洞封存了四至十一世纪初的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约计五万件，五千余种；其中90%是宗教文书，非宗教文书占10%。后者的内容包罗万象，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水经、地志、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熬糖、棋经等一应俱全，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借贷典当、账簿、户籍、信札等。文书除汉语写本外，还有古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龟兹文等写本。此外还有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作品。这些来自丝绸之路的中世纪珍宝，与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明清档案，被誉为中国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但由于最初发现时的原貌没有一份详细而科学的记录和目录，藏经洞珍宝的确切数量至今众说不一。目前，敦煌学已经形成为一门具有世界意义的学科。

居延汉简

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一万余枚，称为“居延汉简”。1972年，发掘汉简两万余枚，称为“居延新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绵延三百公里，先秦时称“弱水流沙”（匈奴语），秦汉以后称“居延”。西汉武帝时，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于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沿弱水（今额济纳河流域）两岸修筑了屯戍要塞，后因缺水而废弃。如今，这里又因雨水奇缺，气候干燥，使大量文物得以幸存，包括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大多发掘于金塔县境内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居延汉简多是汉代边塞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数量之多，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居延汉简多为木简，少数为竹简，书体为隶书章草。居延汉简纪年简最早者是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是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