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伊城的毁灭
荷马是古希腊著名的盲诗人,我们现在所谈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是他根据当时民间和宫廷歌谣重新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这两部史诗记述的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一些逸事。读过《荷马史诗》的人一定会为故事中映射出来的远古希腊文明的光芒所深深打动,而始终环绕故事中心的特洛伊古城也必定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特洛伊城在经历了10年的特洛伊之战后最终毁灭。人们在回味希腊部落史诗般的事迹的同时,也不能不为特洛伊感到惋惜。《荷马史诗》作为一部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对欧洲文明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而它作为一部史诗也一直深深地吸引着人们去探寻它的真实性。特洛伊城在哪里?它真的存在过吗?特洛伊宝藏下落如何?
特洛伊城宝藏之谜
众所周知,《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文化的瑰宝,它宏大的叙事、磅礴的激情以及塑造得栩栩如生的形象不仅是希腊古典文化的高峰,更是欧洲文学的源泉。但人们一般都把它当作神话传说,很少有人会对其中所描写的财富信以为真,并孜孜以求。但恰恰就有这么个人,将荷马笔下的特洛伊城当作他的精神故乡,并终生都在兀兀以穷年地不倦追寻。
亨利·谢里曼1822年生于德国北部的梅克伦堡。父亲是贫穷的乡村牧师。在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谢里曼最喜欢特洛伊的故事,并立下宏愿,长大了要去寻求伟大的特洛伊城。但他知道这需要一大笔钱。由于家境贫寒,14岁时谢里曼不得不辍学当了学徒,但他时刻都没有忘记少年的梦想,没有忘记辉煌一时的特洛伊城,在业余时间他开始学习希腊语。这位年轻的学徒怀揣着梦想默默地并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进发。
特洛伊城的发掘者——业余考古家谢里曼和工人们在一起,他们身后的简易小屋就是他和他妻子索菲亚的居所,其条件之艰苦可见一斑。在谢里曼左后的是谢里曼的助手多朴菲尔德,其余的人则是一些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谢里曼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他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希腊语,并先后掌握了德语、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俄语、瑞典语、波兰语、拉丁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18种语言。同时,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19岁时他到南美一艘轮船上做勤杂工。22岁时经人介绍在一家大公司谋得一份通讯员和薄记员的工作,并很快崭露了出众的商业头脑。1850年,谢里曼搭上开往美洲的轮船,加入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的队伍,他赚到了一大笔钱。接着,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与美国南北战争中,谢里曼又投资军火生意,获得巨额利润。谢里曼终于成为了百万富翁,这时他已过了不惑之年。他觉得离梦想的实现已经指日可待了,便决定退休,来到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隅。因为,据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的描写,他认为那就是特洛伊古城的原址。这已是1869年,距荷马所描写的那场伟大的战争已过了两千多年。
说起来,谢里曼是个十足的浪漫主义者,对希腊的迷恋使他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时也极富想象力。在和第一个俄罗斯妻子离婚后,他便托朋友在希腊寻觅伴侣,他心目中的女神自是海伦无疑。因此,提出的择偶条件是:希腊籍,出身寒微,貌若天仙,最最重要的是“她必须对荷马史诗充满热情”。也许是他对梦想的执著感动了上苍,居然真的让他找着了这样一位姑娘——16岁的索菲亚·英格斯托门罗斯。他们婚后生了两个孩子,取的名字都是《荷马史诗》中的人名:安卓米奇和阿伽门农。
1870年4月,谢里曼从土耳其政府申请到了发掘的许可证,雇佣了100多名当地的工人,在土耳其西北部的希萨里克山丘破土动工,开始了他寻梦的传奇经历。在当时,除了西沙里克外,还有一个名叫布纳巴西的村落也被认为与特洛伊遗址有关。谢里曼根据他的“向导”荷马的描述,认定西沙里克更有可能是特洛伊的原址。挖掘工作断断续续持续了三年,炎热的天气、工人的情绪以及疾病、土耳其政府的干预等困难层出不穷,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从小就扎根于心的梦想,那颗种子早已萌芽、生长,成为一棵难以摇动的大树。
谢里曼夫人索菲亚旧照
此相片摄于1875年,谢里曼发掘了特洛伊古城后,发现了大批的古希腊珍宝,图中的金冠、项链和胸饰均是出自特洛伊古城的藏宝。
不断的发现也支撑着谢里曼的信心。开始是一段石墙,他立刻断定这是特洛伊的城墙。接着是一大片的城市废墟,一层叠着一层。谢里曼热情高涨,夜以继日地工作。可惜的是,他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考古学训练,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逐层小心翼翼地寻找文物,而是鲁莽地命人挖开一道130英尺长的壕沟坑,一下子就直达废墟的第六层。因为他认为,特洛伊城肯定应该在最下面。为此,他毁坏了上面几层的文物,这是十分可惜的。逐渐地,城市的路面、陶罐,更重要的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终于露出地面。谢里曼认定,这就是特洛伊的最后一位国王,那位带领他的人民坚守10年保卫自己国家的普里阿摩斯的王宫遗址。
1873年6月15日,一个同以往一样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早晨,大约9点多钟,谢里曼看着工人们干活,突然发现在墙角的旧青铜器后面,有东西在闪闪发光。这无疑是格外激动人心的时刻。谢里曼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瞬间,因为追求一生的梦想就在那一瞬间实现了!
为了不被人察觉,谢里曼立刻叫妻子去让工人们停工回去,他们二人开始拼命地在泥土中挖掘。据说,索菲亚当时解下肩上的红色披肩,把谢里曼从土中找到的宝物一件一件包裹起来。这些东西包括3件头饰、60只耳环、6只手镯、近9000颗黄金珠子以及其他珠宝饰物和银、铜花瓶等等。谢里曼先后还发现了另外3处宝藏,难以计数的金银珠宝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最珍贵的就是那些头饰。最大的那顶纯金头带,由16353块金片金箔打造而成,底下是一长串的项链,长长短短以心形金片组成的流苏垂在佩带者的前额和双肩。谢里曼断定,这一定是海伦的遗物,只有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才有资格佩带这么精美绝伦的饰品。他把这个头带戴在索菲亚头上,流光溢彩的头带衬托出索菲亚美丽的脸庞,使谢里曼恍惚间见到了梦中的女神。后来,索菲亚的画像中就戴着那个美丽的头饰,使后人有幸一睹其芳容。
和当时绝大多数欧洲人一样,谢里曼极端蔑视他考古所在的国家,认为只有他们这些文明世界来的人才懂得保护文物。土耳其政府有所风闻,派人来检查,但谢里曼早已将这些珍贵财宝送往附近港口,装船运往希腊的岳父家。
后来,谢里曼掩饰不住他的得意,向全世界公布了他的发现。这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被正统考古学家所瞧不起的业余考古爱好者终于名扬天下。虽然大多数人将信将疑,但他的考古发掘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谢里曼认为,特洛伊城就在那些遗址的倒数第二层,发现宝藏的地方就是普里阿摩斯王宫的大门。但是,以后的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谢里曼的判断是错误的。从年代上推断,谢里曼所发掘的废墟的倒数第二层,即谢里曼认定的特洛伊古城,其实是比特洛伊要早上千年的另一座古城。只有第三层的年代才和特洛伊相差不远,也就是说,谢里曼已经直接穿透了特洛伊城。后来,在倒数第二层和第三层两个假说以后,又有学者提出第六层、第七层是特洛伊的两个假说。那么特洛伊究竟是传说还是真实?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古老的繁荣的城市吗?真的生活着那样一批英雄吗?因为,没有直接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谢里曼所发掘的遗址就是特洛伊城,《荷马史诗》中的宝藏真的就是谢里曼发掘出的那些金银珠宝吗?
1890年,谢里曼逝世,终年68岁。他被安葬在自己钟情的国家——希腊,受到了国葬的待遇。但在他临死前,他也不得不承认,他所发掘的不一定是特洛伊城。即便如此,他的伟大发现和执著顽强、孜孜以求的精神仍然令后世的人充满景仰与敬佩。
至于这批被人们称为“谢里曼黄金”的财宝,它的下落也颇富戏剧性。起初,谢里曼觉得希腊政府接受它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迫于土耳其政府的压力,希腊政府最终没敢接收。谢里曼又打算将它们送往英国大英博物馆,并希望英国能为他加封晋爵,可惜他的愿望又落了空。于是,谢里曼和自己的祖国德国谈判。这里需要插叙一点的是,因为当时美国人比德国人更容易获得土耳其政府的信任,谢里曼早在动手发掘之前就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德国政府许诺授予他封号和勋章,因此,1880年谢里曼把这批宝藏送到了柏林。德国政府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德皇亲自接见了谢里曼。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美梦成真,恐怕这些词都不足以概括谢里曼当时的兴奋心情。而德国政府也因此大出了一把风头。他们把这批财宝展出,轰动世界。为了安抚土耳其政府,谢里曼到底还是赔偿了他们2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大笔钱。
二战后,这批财宝不知下落。一说是在战火中毁掉了;一说是被当时的前苏联红军运回了前苏联,藏在克里姆林宫的某个角落里。1991年,这批财宝终于又在世间传出消息。原来,两个学艺术的学生在普希金博物馆帮忙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尘封的材料,上面记录着二战后从柏林运来的谢里曼黄金的线索。1996年,这批珍贵的财宝终于在莫斯科展出。
至于它们的归属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悬而未决。德国政府坚决认为谢里曼是德国人,而且他早已将这批财宝捐赠给了柏林博物馆,理应归还德国;希腊政府以索菲亚的名义要求拥有,因为它们本是从希腊运出去的;而土耳其政府当然也有充足的理由要求占有它们;甚至英国政府也来凑热闹,他们忘了100多年前早已失去了把这批宝藏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机会,只是声称二战胜利后柏林博物馆是他们的管辖范围,“谢里曼黄金”自然也应属他们管辖。
特洛伊城遗址俯瞰
特洛伊古城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希萨里克山丘下,紧临碧波万顷的达达尼尔海峡,隔海与巴尔干半岛相望。
无论如何,这笔宝藏不仅意味着财富,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昭示着3000多年来人们曾走过的足迹。希望它能得到妥善保管。
古代特洛伊战争的遗址之谜
著名的荷马史诗第一部《伊利亚特》叙述了这样一场战争:英俊潇洒的特洛伊王子到各国游历,到了斯巴达王国,国王不在,受到年轻漂亮的王后海伦的热情款待,这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了爱河,结果特洛伊王子将海伦带走了。这自然引起斯巴达国王的强烈不满,于是他纠集了希腊各国大军,围攻特洛伊城,但整整围攻了三年,也毫无所获。这时希腊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首先造了一个大木马,将一支突击部队藏在木马里,然后在两军对垒之时,假装撤退,而让特洛伊人俘获了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木马的机关,还以为是希腊军队的新式武器,于是很高兴地抬回去研究。谁知到了晚上,当特洛伊人张灯结彩举办庆功酒宴之时,希腊的这支突击部队从木马中钻出来,打开了城门,之后与城外的部队里应外合进攻特洛伊城,刹那间昔日美丽壮观的特洛伊城变为一座废墟。
特洛伊城历史变迁示意图
从考古看来,特洛伊城前后延续时间较长,城市是在不断发展、扩大的。对它的一层又一层的发掘考证,我们可以得知它的每一层都是属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居民区,一代代的人在这里生活过,一座座城市在这里繁华过。
这场激烈残酷的战争真的发生过吗?特洛伊城的遗址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1871年,德国考古学家亨利·谢里曼在小亚细亚北部的希萨里克,大约距达达尼尔海峡5千米附近的山丘上进行考古发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特洛伊遗址的第一和第二文化层。之后他又在当地挖掘第三文化层时,挖出了许多古代的黄金酒杯、王冠、银瓶、手镯等贵重物品,并且发现了有火灾的痕迹。他在进行一番考察与分析后,宣布自己找到了特洛伊城的遗址。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谢里曼的朋友、他的合作者建筑学家多朴菲尔德根据自己的考证否决了他的这一观点。多朴菲尔德认为,特洛伊城自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到公元后几个世纪,一直有人居住,因而先后应该形成了九个文化层,而不止三个。他在第六文化层里发现了许多尸骨以及大量被烧毁的房屋,这明显是战争的遗迹。据此他指出,特洛伊战争遗址不是在第三文化层,而应该在第六文化层。
多朴菲尔德的观点一时为人们所接受,直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人提出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考古学家卡尔·布勒根。他根据自己发现的新材料指出,多朴菲尔德在第六文化层发现的大量被毁坏的房屋和许多尸骨,是由于地震造成的,而非战争所为,因此是不能作为特洛伊战争遗址的。布列在第七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遭受火烧和抢劫的房屋,而且各家各户都备有埋在地下的大瓮,瓮口仅露出地面,这表明当时特洛伊城正在遭受围困,并且不久就毁灭于战火之中。因此布勒根认为真正的特洛伊战场遗址在第七文化层。
无论是谢里曼还是多朴菲尔德还是布勒根,他们尽管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却存在着共同的认识基础:认为希萨里克附近的山丘就是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假如古代特洛伊城的遗址不在那里,那么他们的推论就完全变成了空中楼阁。事实上,不断有人对古特洛伊城遗址的方位提出新的见解,例如多年从事荷马史诗研究的墨西哥语言学家罗伯特·萨利纳斯最近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特洛伊城的遗址并不在小亚细亚,而应该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加贝拉镇,该镇位于奈雷特瓦河流入亚得里亚海入口处,这个地形与《伊利亚特》中的环境描述是接近的,并且“入口处”的位置也为希腊大军的停泊船只提供了证明。奥德修斯设计的“特洛伊木马”也不是用木料制作的“马”,而是奈雷特瓦河上常见的一种前部雕饰马头形象的船。特洛伊人误以为是自己的船只,就放行了,造成了丢城灭国的悲惨结局。萨利纳斯的观点未能为学术界所接受,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特洛伊木马计中的“马”,是木制的马还是船,至今仍在激烈的纷争之中。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地质系的约翰·克拉夫特率领一些土耳其和美国的地质学家,对古特洛伊周围的沉积层进行了考察,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希腊人可能是沿着爱琴海前进,并且在特洛伊以西的贝西卡港湾登陆,然后折向东方,经由位于特洛伊城东南的平原向该城进攻的。在特洛伊城西北8千米处的贝西卡港湾有深水且深入内地,可以说是希腊军队船只理想的停泊之处。因此,有些专家强调说,特洛伊战场应该在特洛伊城以西的地方。
但是约翰·克拉夫特的说法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可。所以特洛伊战争的遗址究竟在哪里,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
特洛伊战争是真是假
在《荷马史诗》的滋养下,当代艺术家通过电影再现的火爆的“特洛伊战争”,令考古学家倍感压力。特洛伊战争到底有无其事?多少年来人们争论不息。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来自近20个国家的35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了一项对特洛伊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这一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北部,其文明活动从公元前3000年早期青铜时代开始,直到拜占庭定居者于公元1350年放弃了它。按照这一项目的现任负责人曼弗雷德·科夫曼的说法,确定荷马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成了这一考察活动的主要任务。
表现特洛伊战争的想象图
希腊军队采用了奥德修斯的计策,军士们藏在巨大的木马之中,特洛伊人把木马拖进城,希腊人破马而出,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长达10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结束。
科夫曼说,根据考古遗迹推论,大致可断定特洛伊城大约是在公元前1180年被摧毁的,可能是因为这座城市输掉了一场战争。考古人员在遗址处发现了大量相关证据,如火灾残迹、骨骼以及大量散置的投石器弹丸。
按照常理,在战争结束后,保卫战的胜利者会把那些用于投掷的石块等武器重新收集起来以便应付敌人再次入侵;而若是征服者取胜,他们是不会做这种善后工作的。当然,这些遗迹所反映的那次冲突并不意味着就是《荷马史诗》中所讲的那场特洛伊战争。考古证据还表明,在该城此次被打败的几十年后,一批来自巴尔干半岛或黑海西北地区的新移民定居到了那个很可能已相当凋敝的城市。
在考古学界,传统的主流看法认为,这些遗迹与《荷马史诗》中提到的那个伟大城市毫无关系;作为今天考古对象的那座古城,在青铜时代晚期已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因而不可能是一场伟大战争的“主角”。
而科夫曼就此反驳说,对欧洲东南部地区新的考古研究将纠正这些看法。
科夫曼指出,特洛伊城以当时那一地区的标准来看,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甚至具有超地域的战略重要性。它是连接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以及连接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的战略中枢。在当时的东南欧地区,特洛伊城的这一战略中枢位置是无与伦比的。特洛伊城显然因此遭受了反复的攻击,它不得不一再进行防卫,以及一再修复、扩大和加强其工事。这在留存到今天的遗址上,还有明显的表现。最近的挖掘还表明,特洛伊城比先前一般认为的规模要大15倍,今天遗址覆盖面积就有75英亩。
科夫曼推断,当年荷马必是想当然地认为他的听众们知道特洛伊战争,所以这位游吟诗人才会浓墨重彩地刻画阿基利斯的愤怒及其后果。荷马把这座城市和这场战争搭建成一个诗意的舞台,上演了一场伟大的人神冲突。然而,在考古学家看来,《荷马史诗》还可以在一种完全不同的、世俗的意义上得到证实:荷马和那些向荷马提供“诗料”的人,应该在公元前8世纪末“见证”过特洛伊城及那片区域,这个时期正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荷马史诗》的形成年代。
科夫曼认为,尽管在荷马生活的那个时期,特洛伊城可能已成为废墟,但是留存到今天的这一伟大之城的废墟也足以给人深刻印象。生活在当时或稍后时期的《荷马史诗》的听众,如站在彼地某一高处俯瞰,应当能一一辨认出史诗中所描写的建筑物或战场的遗迹。
尽管特洛伊位于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的旧称),但两位特洛伊考古活动的先驱(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71年发现了古代特洛伊城遗址;卡尔·布勒根,主持了20世纪30年代对特洛伊的考察)却带给人们这样一种观点:特洛伊是希腊人的特洛伊。这个观点是一种成见。而科夫曼指出,这一观点并不正确,两位先驱的考古研究仅涉及在“西线”从希腊到特洛伊的考察,却忽视了在“东线”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整体考察。
科夫曼说,随着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已大致确定,青铜时代的特洛伊与安纳托利亚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这种密切程度要超过它与爱琴海地区的联系。在特洛伊出土的、数以吨计的当地陶器以及其他一些发现(如刻有象形文字的印章、泥砖建筑、火葬现象)都验证了这点。
对安纳托利亚的研究告诉人们,这座今天被称为特洛伊的城市在青铜时代后期曾兴起过一个有相当实力的王国——威路撒。赫梯帝国和埃及人与威路撒都曾保持着密切联系。据赫梯帝国的历史记载,在公元前13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早期,他们和特洛伊城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甚是紧张。
这个时期正是《荷马史诗》所描述的发生特洛伊战争的时期。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这一点值得继续研究。
几十年前,那些坚持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们曾是少数派,他们的学说曾被主流学术界嗤之以鼻。然而,随着近十几年来相关考古活动的突飞猛进,当年的少数派如今成了多数派。而今天的少数派,那些坚决否认特洛伊战争真实性的学者只能用一句“特洛伊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说法支撑他们的观点,正如科夫曼等人指出的,这种说法过于勉强。
科夫曼说,现在大多数学者已达成共识,在青铜时代后期的特洛伊曾发生过几次冲突。然而,我们还不能确定荷马颂吟的“特洛伊战争”是不是对这几次冲突的“记忆蒸馏”,是不是的确发生了一场值得后人永远追忆的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