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论

大人，即有德之人。在文中，作者认为神、圣、大人三者都是圣人的名称。之所以称呼不同，是因三者指代不同，“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人，必先敬德修业，然后才能成为圣，然后才能成为神，即“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作者在文章末尾批评了那种认为“德业之卑，不足以道”的观点，并反问“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言辞恳切，令人警醒。

文章充满辩证的哲学意味，需细细品读，方可领悟其中三昧。

【原文】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是以人之道虽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故曰，此三者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而称卦以智不称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则道之用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之矣。刚柔有所定之，则非其所谓化也。且《易》之道，于《乾》为至，而《乾》之盛，莫盛于二、五，而二、五之辞皆称“利见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岂不至于神矣乎？而止称大人者，则所谓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尔。盖刚柔有所定，则圣人之事业也；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也。孔子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世盖有自为之道而未尝知此者，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称神而卒之以德业之至，以明其不可弃。盖神之用在乎德业之间，则德业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也。

【译文】

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芒叫做大，大了再变化叫做圣，圣到了不可了解的地步叫做神。”这三者都是圣人的名称，之所以称呼不同，因为指代的不同。从道来说叫做神，从德来说叫做圣，从工作来说叫做大人。古代的圣人，他的道并不是没有到神的地步，但他的称呼却只保持在圣的地步，是因为他的道只存在于虚无缥缈看不见的地方。如果存在于人民群众之间就是所说的德。因此人的道虽然奇妙，却不能用神来称呼自己，叫作德还可以。神虽然是至高境界，不到圣却不显露，圣虽然显露，达不到大的程度就体现不出来。所以说，三者都是圣人的名称，之所以称呼不同，因为指代不一样。《易经》上说：“蓍的德圆而神，卦的德方且智。”《易》这本书，完全包含了圣人之道，但把卦称作智不叫做神，这是由于它存在于爻中。存在于爻中，道的作用通过器用表现出来，刚柔被器用决定。刚柔决定于器用，就不是所说的变化。并且《易经》的道理，《乾》卦是最高的，可是《乾》卦的极盛在二、五爻，二、五爻的爻辞都说：“利见大人”，是说两爻互相求证。这二爻的道理，难道达不到神的程度吗？却只说“大人”，就是指由器用表现出来而刚柔被器用决定。刚柔由外物决定，这是圣人的事业，把这种事业叫做大人，那么它的道是神，德是圣，就可以明白了。孔子说：“在仁中表现出来，藏在使用之中，鼓动万物而不和圣人有相同的忧虑，盛德大业就达到了顶点。”意思是说神做的事。神做的事虽然到达极致但在天下却没有显示。有了仁然后表现出来，使用以后才会有功绩，圣人用这些洗涤心灵，随后把它放在秘密之处，等他用仁拯济万物而无穷无尽，通行于万代而不知劳苦，就是所说的圣了。所以神做的事情体现在盛德大业上。德就是所谓的圣，业就是所谓的大。世上有自己从事的道可是从来没有人了解这一点，认为德业不值一提，道的极致在于神，于是放弃了德业不去做。做君子的人都舍弃了德业不去做，万物怎么能获得生命呢？所以孔子称赞神但最终把德业的实现当做神，以便表示德业不可以放弃。神的运用存在于德和业之间，那么德业的实现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说没有圣，神就不会显露，没有大，圣就不能体现。这是天地的全部，古人的大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