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司马谏议书

本文写于1070年2月底。2月27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给王安石写来一封长信，对新法进行指斥。王安石的回信已佚。此文为收到司马光第二书后写成。司马谏议，即司马光，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派核心人物，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当时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实施新法，遇到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重重阻力，因而激愤地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作者在文中拿盘庚迁都作比较，从而表达了自己不后悔的志向。全文字里行间体现了王安石傲岸倔犟的性格，也从侧面体现了他自负的心理。

【原文】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辩。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译文】

安石启：昨天多谢您来信指教，我认为和您长期交往相好，却每每讨论问题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我们彼此所持的政见多有不同的原因。我虽然想强辩，但考虑到怎么样也不会被了解，因而只是简单地回答您，不再一一自辩了。又想到您对我的爱护与重视，因此在来往书信中不宜草率冒失，故而现在我详细地说一说事情的原委，希望您能够宽恕我。

大概儒者所争论的事情，特别是名声和实际。一旦名声和实际的问题明了了，天下的是非曲直之理也就把握住了。您现在用来教导我的观点是：认为我冒犯了官员的权利，生事扰民，与人民争夺财物，拒绝纳谏，因此招致了天下人的仇恨和诽谤。但我却认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在朝廷之上议论法律和制度并且修改使之完善，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去实施，不是侵犯官员的权利；应用和施行古代贤君的政策，以使有利的政策得到施行，去除弊端，不是扰民滋事；为天下理财，不是为了取得利益；批评不正确的言论，驳斥小人，不是拒绝纳谏。至于仇恨和诽谤的增多，那是我在做这些事之前就知道的。

人们习惯于因循守旧并不是一天了，士大夫们大都不体恤国情，而且以与流俗相合和讨好众人为正确的行事之道。因此皇上才想改变这种情况，而我也不考虑政敌的力量有多么大，只是想着出力辅佐皇上来反抗这种势力，因此，众人怎么会不穷凶极恶地抨击我呢？盘庚迁都之时，有怨言的是老百姓，不仅仅是士大夫们。盘庚没有由于有人埋怨就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合理的然后再行动，因此没有可以后悔的原因。如果你责怪我在这个位子上很久了却还没能帮助皇上大有作为，以使人民受到实惠，那么，我已经知罪了。如果说目前我们应该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墨守前代的陈规就行了，那么我就不敢接受了。没有机会和你见面，但我仍对您十分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