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

庆历二年（1042年），欧公作此文上书宋仁宗，陈述急务五事。文中，欧公针砭时弊，痛切指出宋仁宗时政事之失，并逐一拈来，意在为当时统治者致警。

此论围绕足财、驭兵、立制、任人、尚名五者，揉弄出反正偏全之无穷变相，如花舞风、丝丝入扣。更兼举用五代故事与当世景况相较，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从而增添了文章的力度与分量，极具说服力。

尤为难能的，则是本文于低徊扼腕之感叹中将政事之失的五方面绝妙地蝉联贯穿。全文如行云流水般舒展晓畅，悦目怡情。

【原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为治者有先后。尧、舜之书略矣，后世之治天下，未尝不取法于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后也。三王之为治也，以理数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国，以井田域民，以职事任官。天下有定数，邦国有定制，民有定业，官有定职。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简而不劳。财足于用而可以备天灾也，兵足以御患而不至于为患也。凡此具矣，然后饰礼乐、兴仁义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风俗淳厚，而王道成矣。虽有荒子孱孙继之，犹七八百岁而后已。

夫三王之为政，岂有异于人哉？财必取于民，官必养于禄，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与后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后世常多乱败，而三王独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后，而为之有条理。后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劳而政益不就，然常恐乱败及之，而辄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后而已。

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则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财，系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财丰矣，取之无限而用之无度，则下益屈而上益劳。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则兵骄而生祸。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财，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备故也。

请试言其一二。方今农之趣耕，可谓劳矣；工商取利乎山泽，可谓勤矣；上之征赋榷易商利之臣，可谓纤悉而无遗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之间，则天下公私乏绝。是无事之世，民无一岁之备，而国无数年之储也。以此知财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小遍，所费八九百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群聚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大吏。无事之时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

夫财用悉出而犹不足者，以无定数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未得其术。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财匮兵骄，法制未一，而莫有奋然忘身许国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无人也。彼或挟材蕴知，特以时方恶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敛，不敢奋露，惟恐近于名以犯时人所恶。是以人人变贤为愚，愚者无所责，贤者被议疾，遂使天下之事将弛废，而莫敢出力以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废也。

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夫五代之主岂皆愚者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有不能为者，时也。当是时也，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狭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以残弊之民人，赡无赀之征赋，头会箕敛，犹恐不足，尚何曰节财以富民？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圜矩方而为制度乎？是以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方今承三圣之基业，据万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尽大禹贡赋之地莫不内输，惟上之所取，不可谓乏财。六尺之卒，荷戈胜甲，力彀五石之弩、弯二石之弓者数百万，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谓乏兵。中外之官居职者数千员，官三班吏部常积者又数百，三岁一诏布衣，而应诏者万余人，试礼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择，不可谓乏贤。民不见兵革于今几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兴德化，惟上之所为，不可谓无暇。以天子之慈圣仁俭，得一二明智之臣相与而谋之，天下积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礼作乐，可如成周之盛；奋发威烈以耀名誉，可如汉武帝、唐太宗之显赫；论道德，可兴尧、舜之治。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是所谓居得致之位，当可致之时，又有能致之资，然谁惮而久不为乎？

【译文】

天下的事情有本有末，治理天下的人有先有后，记录尧、舜之书的文字都很简略，后代治理天下的人，没有不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因为他们推究事情的本末才知道做事情的先后。三代的君王治理国家，把贡赋平均分配到天下的百姓，把爵地平等分配给各邦国，用井田制的办法使老百姓安居，用职责任命官吏。全国有规定的贡赋，分封的邦国有规定的制度，百姓有固定的生计，官吏有明确的职责。让百姓勤劳供奉官府而不困乏，政府有效地治理百姓而不过于辛苦。财力足够使用并且可以防备自然灾害，军队能够防御灾祸却不至于制造灾患。这些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可以整治礼乐，用仁义来教化引导他们。因此他们的政事容易实施，他们的百姓容易驭使，民风民俗淳朴浑厚，这样王道就实现了。即使出现了荒淫无能的后代继承统治，也能维持统治七八百年。

三王治理国家，难道有和常人不同的吗？财赋从百姓那里获得，官吏要靠俸禄养活，禁止动乱要使用军队，防备百姓要用刑罚，与后代的统治者使用的方法大致是一样的。但后代经常发生动乱失败，而只有三王能使其安定，为什么？三王善于推究事情的本末，知道先后顺序，做起事情就条理清晰。后来统治天下的人，谁不想使国家安定并且得到治理？但越花费心思治理越达不到目的，内心经常担心混乱败亡的到来，却总是要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推究本末，不了解先后顺序罢了。

现在要做的事务很多，需要先做的有五件。其中两件是有关官员知道的，另外三件却还没有被考虑到。满足天下的需用，没有比财赋更优先，关系天下的安危，没有比军队更重要，这是官吏们知道的事情。但财赋富足了，需求没有限度，使用也没有限度，那么下面越枯竭上边越辛苦。军队强大了，却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么军队骄横就会生发祸乱。因此善于节省财赋，善于使用军队的人，没有不优先创立制度的。制度已经制定完备，军队已经可以使用，财赋已经能满足需要，使其被遵守，没有比任用人更重要的。因此平均财赋并且节约军费，建立法规以约束他们，任用贤良以遵守法规，尊重名流以劝勉贤才。这五件事同时实施，是治理天下的平常事务，现在的社会需要先办的事情，却是负责的官员忽视的地方。

现在四海之内没有灾乱，朝廷的政令没有欺压百姓，自然界没有大的水灾和旱灾，皇帝和大臣没有上下不和的现象。以如此安定广阔的天下，没有任何问题的地方，但南方的少数民族敢杀害皇帝任命的官吏，西方的少数民族敢出现不驯服的头领，北方的少数民族敢有行平等之礼的皇帝，这是什么原因呢？人口的数量日益增加，土地的产量越来越大，国家的需用越来越急，四方的少数民族不服从，中国的地位不尊贵，全国财源枯竭，天下不安定，为什么？是因为五件事情没有齐备的缘故。

请让我尝试着谈一两件事，现在农民忙于耕作，可称得上很劳累了；做工经商的人为谋利四处奔波，可称得上辛勤了；朝廷设置的控制全国赋税和重要物资专卖的官吏和机构，可以称得上细致完善而没有遗漏了。但是一旦遇到像明道、景年间的水旱灾害，全国上下无论公家私人都会贫乏困绝。这样平安无事的年代，百姓没有一年的储备，国家也没有数年的储备。由此知道财产的不富足。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让士卒为他们赴汤蹈火。现在厢军和禁军，官吏不敢使用，到不得已的时候暂时使用他们，就称之为暂时借用。那些官兵互相转告说，官吏央求我们了。而调遣军队的公文也称为请求。那赏赐是用来酬谢慰劳的，现在因为大礼的原因，即使没有付出任何劳动三年也要赏赐一遍，用款八九百万，官吏不敢延迟一天。兵士得到赏赐，不因为没有功劳而感到羞愧，而是称赏赐量的多少，比较赏赐的好坏，稍不如意，就聚集起来呼叫，拿棍棒想攻击朝廷的官吏。没有事情的时候还像这样，由此知道士兵的骄横。

财物全部都拿出来却依然不能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支出没有规定。兵士敢于骄横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正确地使用他们。因此知道制度没有建立。财物匮乏，兵士骄横，法规制度没有统一，没有奋不顾身以身报国的人，因此知道不善于任用人。不能任用贤人，并不是没有贤人。那些有才干有知识的人，不过因为当时人们正厌恶喜好名声的人，每个人都隐藏收敛，不敢振作暴露，唯恐出了名触犯当时人们所厌恶的东西。因此人人由贤良变为愚钝。愚钝的人没有被指责的地方，贤良的人却遭到讥笑厌恶，就使得天下的事情将要懈怠荒废，却没有人敢出力。这是不喜欢名声的弊病，是天下最大的忧患。所以说五件事都要荒废。

往日五代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五十三年之间变更了五个姓氏的十三个君王，因为亡国被杀死的有八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十余年，短的甚至只有三四年就灭亡了。五代的那些君主难道都是愚昧的人吗，他们的心里难道喜欢祸乱而不想实行长治久安的大计吗？但是他们的力量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的制约。那个时期，东边刘崇的北汉据山西，西边有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占据四川等地，北边有契丹，南边有杨行密的吴据江淮、李的南唐占据江南、王审之的闽据福建、刘岩的南汉据南海、钱的吴越据两浙、马殷的楚据湖南、高季兴的南平据荆南，天下分为十三四，中原被四面围绕。以非常狭窄的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实行割据，那些统治天下的人，治理国家的时间大都很短，威望德行没有融洽。强暴的君王勇猛的国君凭借武力实施统治，仅仅能够维持统治，不能庇佑懦弱的子孙，不过传位一两次就要陷于乱败。因此养兵就像让童子去吃虎狼的肉，因为害怕不敢吃，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制约！以残破疲惫的百姓，供给没有限度的征赋，横征暴敛还怕不富足，还谈什么节约财赋以使百姓富足！天下的局势正如一间破屋子，修补内室则墙角坏了，修整椽子则栋梁倾倒，拼命支撑着，勉强存在罢了，哪还有时间制礼作乐，对各方面进行约束，建立健全制度呢？因此军队没有制约，财用没有节制，国家没有法度，一切都只是苟且存在罢了。

至今宋朝存在已经八十年了。对外平息了叛乱，没有能与我们抗衡的敌国；对内消除了藩镇割据，没有强大的叛逆的臣子。天下合而为一，海内平安。建立国家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天下不能说不广大。谚语说：“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说的是有资产的人做起来很容易。现在继承三位圣人的基业，拥有着万乘的尊名，由于有四海一家之天下，所有大禹九州的土地没有不缴纳贡赋的，只任皇帝取用，不能说缺乏财用。强壮的士兵，持着戈穿着盔甲，使劲能拉开五石的弩，弯二石的弓箭的士卒有数百万，只听皇帝的管制和命令，不能说缺乏士兵。朝廷内外的官员有数千人，三班院和吏部时常积压的官员又有数百人，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应试的有一万多人，参加礼部考试的有七八千人，全由皇帝选择，不能说缺少贤良。百姓没有经历战争快四十年了。对外整顿军队，排除夷狄，对内建立法制振兴德化，只听皇帝的命令，不能说没有空闲。以天子这样的慈圣仁俭，得到一两个聪明智慧的大臣相与协助谋划。天下积聚的财物，能够像汉文帝、汉景帝时期那样富足；制礼作乐，可以像周朝那样兴盛；奋发威烈，以光耀名誉，可以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声名显赫；论道德可以兴起尧、舜那样天下大治的局面。但是财物还不够朝廷的使用而百姓已经疲惫，军队不能够威慑敌军却敢于在国内骄横，制度不能成为万世的法则却日益细碎杂乱，一切得过且过，与五代的时候没有差异，这真是太让人感到惋惜了。这是占据着在政治、军事、文化上能达到大治的地位，又有着实现天下大治的有利时机，还有达到大治的资财。那么，究竟害怕什么而长期不思改革图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