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强盛的根基

命运不会把一支大军送到你的手上，你必须创造、组织和激励这样一支军队。

——温斯顿·丘吉尔

18世纪中叶，普鲁士王国的腓特烈大帝在战争领域和军队建设方面均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对线式战术所做的改革是同时代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正是因为他的成功，普鲁士军队才赢得了远超其实力的军事成就。也是凭借着腓特烈大帝一手打造的军队与胜利，普鲁士王国在欧洲事务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

时代与国王 两个腓特烈引领下的普鲁士崛起

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并夺取了罗马，但他真的是凭一己之力办到的吗？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崛起于线式战术时代的普鲁士王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欧洲近代军国主义的象征。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可以追溯到条顿骑士团，那些戴着羽饰头盔，和斯拉夫人浴血奋战的十字军战士似乎更加强了其尚武的属性。但当王国兴起的时候，那些十字军骑士已经成了旧时代的遗物。普鲁士王国的真正建立者是日耳曼殖民者，他们于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那片冰雪覆盖的低地平原上缓慢地迁徙与征服。

而王国的统治者霍亨索伦家族，根据记载，其先祖曾在德意志地区西南部的斯瓦比亚山有过强征路费的强盗行为。“索伦（Zollern）”这个词在德语中正是“通行费”的意思。这也似乎解释了这个家族对武力的热衷与追求。

渊源：选帝侯与国王

在15世纪早期，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名为“腓特烈”（霍亨索伦家族最常见的名字之一）的贵族，资助了当时正在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勃兰登堡选帝侯西吉斯蒙德。对于当时正为资金发愁的选帝侯来说，这笔资助简直是雪中送炭。事实也证明腓特烈没有看错人，后来成为皇帝的西吉斯蒙德将自己原来的“勃兰登堡选帝侯”的位子送给了他。于是原居住于德意志地区西南部的这个家族搬到了不太友好的东北部地区——勃兰登堡选侯国。这是一个充满了松木、沼泽和沙地的枯燥平原。

新入主的霍亨索伦家族镇压了当地的贵族势力，并一点点地扩张着自己的领土。在1618年时，选帝侯很幸运地得到了一笔“横财”——东普鲁士。但是这个省份与勃兰登堡本土之间横亘着西普鲁士地区，并由波兰占有。

此外，霍亨索伦家族也试图控制莱茵河下游的区域。在1666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被确认为马克、克利夫斯和拉文堡三个地区的合法拥有者。自此，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由互不衔接、难以统辖的三个部分组成：核心区域的勃兰登堡、波罗的海沿岸的东普鲁士以及位于西德意志的威斯特伐利亚地区。

当时，“神圣罗马帝国”是对一片混乱且相对独立的公国与城市的统称。这个国家名义上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为尊，实际上是封建地主各自为政。霍亨索伦家族所辖的土地，在经济和文明程度上都远比其他德意志地区落后，并且很难受到外界势力的影响。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其政令就只达奥得河；“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先进的法国文化也没对勃兰登堡的臣民造成多大影响。当地居民是日耳曼殖民者与斯拉夫部落的混合，还有贵族和地主之外的波兰原住民。普鲁士人中，名字以“斯克（ske）”和“施克（schke）”结尾的，一般都能追溯出波兰人的血统。当时人记载：“纵使这些人在外观和行为上都已经彻底地日耳曼化了，观察入微者还是能发现他们那与众不同的粗俗与傲慢，这是根植于他们浮华无礼的天性上的。”当西德意志的贵族开始成为律师、行政官员和商人时，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依然以务农为业。他们鼓励农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开拓那些贫瘠与多沙的土地。这是一个天生就适合做军官的阶层，他们靠拳头、话语和棍棒进行统治，并十分了解他们的权威系于对血缘的团结与规矩的遵守。一个18世纪的奥地利军官曾写道：“我十分尊敬这个贫穷国家的贵族们。正是这个阶层让普鲁士军队变得如此优秀。”

17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意志地区导致分裂，并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当时的统治者是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他十分厌恶普鲁士因几乎毫无反抗能力而在战争期间任由瑞典军队在领土上自由进出。腓特烈·威廉确信，一支强大的武装军队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受轻侮的基础。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种雄心，要建立欧洲大陆上名列前茅的军事力量。

不过，建立一支强大军队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并不像法国或奥地利那样富有，所以腓特烈·威廉必须把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人民的价值观都引导到军事上。当时他取缔了贵族议会，重建了财政，还进行了土地再开发。通过这些措施，他建立了一支总数一万八千人，小而精锐的陆军。在费尔贝林战役中，这支军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瑞典军队，并使腓特烈·威廉得到了“大选帝侯”的尊称。

不过，重视军事，并不等于普鲁士人过着“简单朴素的斯巴达生活”。大选帝侯——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一世就是个爱好浮华与富丽堂皇的人，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重大的成就。他首先说服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封他为普鲁士王国的第一任国王。除此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还鼓励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率领普鲁士军队参战，加入英军名将马尔伯勒公爵（原名约翰·丘吉尔，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他的后代）一方，使普鲁士军队和军官都获得了战场经验。腓特烈一世死后留下了一支四万人的强悍军队。

继承：国家与军队

似乎是有意与其父亲作对一样，腓特烈一世的继承者腓特烈·威廉（同样叫作腓特烈一世）反对奢华与享乐。他看重普鲁士人性格中的率直、勤奋和朴素，并着重培养他们。他还鄙视一切华而不实的文学作品，认为军事条令是唯一值得学习的东西。为此，他把波茨坦和柏林的王室公园改造成了阅兵场。在腓特烈一世的寝宫，每天都能听到部队的出操声，偶尔还能听见火炮发射的巨响。

可以说，腓特烈·威廉是普鲁士近代军国主义的奠基者。他对普鲁士军队建设所发挥的作用比他著名的儿子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还要大。1732年，腓特烈·威廉建立城区征兵制度——一种让农民每年参加两三个月军事训练，作为后备力量的制度——保证了国内的士兵来源。除此之外，腓特烈·威廉还把父亲留下来的四万人军队扩充到了八万三千人。这是当时欧洲第四大的军队，而普鲁士王国两百二十五万的人口在欧洲只排第十三位。腓特烈·威廉为了在有限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军队而又不妨碍国内正常生产，开始大量招收国外雇佣军部队（当时欧洲各国都流行招收外国雇佣军，腓特烈·威廉是试图将其设为常备军的先行者之一）。此后，这种制度几乎成了普鲁士王国的惯例。

腓特烈·威廉还创建了普鲁士第一支骠骑兵部队，建立了普鲁士的军备产业，并且计划重新列装普鲁士士兵的燧发枪与佩剑。利格制造商弗朗索瓦·赫努尔帮助腓特烈·威廉完成了武器换代。此后，整个18世纪，普鲁士军队的装备几乎都没有再变更过。1718年，普军还引进了一种新的铁制推弹杆。这种推弹杆比欧洲其他国家使用的木制推弹杆更加高效快速，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燧发枪的射速。此后，射速也成了普鲁士军队的主要追求目标之一。

腓特烈·威廉时代，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举措是军队服饰的更换。腓特烈·威廉决定抛弃法国式军服（当时欧洲的潮流）花哨的外表与花纹，改用能令人感到严肃与冷静的靛蓝色（著名的普鲁士蓝）军服以代表庄重。当时路德派是普鲁士宗教的主流，而这种军服正能体现路德派的虔信精神以及对忠诚守信、勤奋工作的赞赏。

也是从那时候起，普鲁士人开始展现出被后世人所认识的那种严谨特性。1760年，突袭勃兰登堡的奥地利将军拉西曾把柏林的房屋描述为“耸立在大地上的整齐的步兵连”。这意味着，普鲁士也渐渐给了人们“干净整洁”的印象。

1721年，腓特烈·威廉击败瑞典，夺取了包括什切青（北海的重要出口港）在内的西波美拉尼亚地区。这在战略上是个极大的成功，因为通过这个地区，东普鲁士与核心领土勃兰登堡被连成了一片。

虽然腓特烈·威廉做出了种种令人惊叹的成就，并显著提升了普鲁士王国的国力，但是外国观察家（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仲裁者奥地利）却似乎并不认为他是个威胁：“这个人是如此地坦诚与尽忠职守，因此他不会把军队用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福祉之外。”

在1734年，腓特烈·威廉派遣了一支先遣军帮助奥地利军队在莱茵河上抵抗法国人。这支部队归萨伏伊的欧根亲王（“一个令人尊敬的旧时代的遗迹”）指挥。普鲁士军队得到了欧根亲王发自内心的赞赏：“普鲁士军队是德意志人里面最优秀的。其他的都是绣花枕头。”

虽然腓特烈·威廉是个出色的君主，但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却往往是他残酷暴戾与性格乖张的一面。这主要是由于他对家人出奇刻薄，尤其是对王位继承人腓特烈王子——也就是后来的腓特烈二世（虽然当时腓特烈王子还没有成为国王，但为了方便区分，之后统称为腓特烈二世）——格外刻薄。

腓特烈二世，生于1712年，幼年时受到他人“敏感、睿智、身材优美”的评价。少年时，他受母亲汉诺威的索菲·多萝西亚和姐姐维尔赫迈恩的影响，对文学和法国文化感兴趣，而这些东西正是其父亲腓特烈·威廉所痛恨的。腓特烈二世还厌恶数学和地理，即使这些后来成了军事科学的基础。因此腓特烈二世也就遭到了父亲无尽的痛骂与羞辱。即使有外国宾客在场，老国王也毫不给王子情面。腓特烈二世对音乐的爱好（他能拉小提琴、弹大键琴，最擅长的乐器是长笛）也属于腓特烈·威廉奚落的对象。甚至有一次，腓特烈·威廉忽然冲进王子的房间，把后者珍爱的书籍和乐器全部付之一炬。

因为恶劣的家庭关系，1730年，腓特烈二世做了一次尝试，试图穿过西德意志逃往法国。两个年轻的军官与他同行。但这次出走很快就被发觉，腓特烈·威廉对儿子的叛逆举动火冒三丈，将其列为逃兵，交给法庭审处。

在普鲁士，逃兵要被判处死刑。当时外国观察家都屏住了呼吸，想看看腓特烈·威廉是否真的会狠下心来杀死自己的血亲与继承者。普鲁士的法庭也感到很为难，最后只得宣布无力判决这个案件。于是，王子被转移到昆斯特林的一座城堡里监禁，而和其一同出逃的军官少尉冯·卡特，则在王子房间窗户下的广场被斩首。

同年11月，腓特烈二世向其父亲表示无条件效忠，总算走出了监禁并开始参加一些地方行政工作。从这个时候起，腓特烈二世学会了将公私事务分开处理，不让公务受到私人感情的影响。一段时间后，腓特烈二世因为要出席姐姐与拜罗伊特侯爵的婚礼，被允许重返柏林。腓特烈·威廉也开始考虑对儿子进行军事教育，他对儿子说：“弗里茨（对名为“腓特烈”的普鲁士国王的通用昵称），记住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永远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比军队更好的朋友。而且没有它，你也不能生存。我们的邻国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我们，我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企图，而总有一天你也会的。不要浪费时间在幻想上，而要实事求是。君主只有在这样的原则中才能获得和平与安定。”

实际上，腓特烈二世此前已经接受了一些军事教育，并且是由负有盛名的普鲁士将军负责的。腓特烈二世的老师之一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安哈尔特-德绍的利奥波德亲王，绰号“老德绍”。早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老德绍就曾在布伦海姆和卡萨诺战役里与萨伏伊的欧根亲王并肩作战。1712年，他晋升元帅，并作为参谋长整训普鲁士军队，提倡将军事活动作为普鲁士人生活的重心，即使和平时期也是如此。他撰写的军事著作《以史为鉴》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里普军的重要教材。除军事指导工作以外，老德绍还负责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教育。

不过直到18世纪30年代，腓特烈二世的军事教育还是很薄弱，而且由于讨厌数学和地理等重要的军事学科，在后来的军旅生涯中，已经身为名将的腓特烈二世都不能画出一张正规的军事地图。总之，为了对腓特烈二世实行良好的军事教育，老德绍在1715年至1720年间将普鲁士与瑞典作战期间的军事命令整理成册，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十六条战略大纲。这份文件在1738年被呈献给腓特烈二世。

除了性格粗暴的典型士兵老德绍，腓特烈二世还有一位重要的军事指导人，那就是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库尔特·克里斯托弗·冯·什未林。什未林出生在瑞典治下的西波美拉尼亚地区，在荷兰与瑞典军队中服过役。1720年，他作为一名历经沙场的老将加入了普鲁士的军队。就个人品质来说，什未林尊崇法国文化，并且努力保持上流社会的作风。在1741年的战局中，什未林还写信给腓特烈二世道：“我身边的葡萄酒已然告罄，现在只能悲惨地以啤酒度日。陛下，请给我送一桶莱茵河上的葡萄酒过来。您并无缺乏美酒之虞，所以想必不知道没有它时的苦楚。只要有一桶葡萄酒，我就能与我英勇的战士们畅饮干杯。”

每天早上骑上战马之前，什未林都会独自在房间里祷告。他的勇气和力量几乎与老德绍不相上下。他还在腓特烈二世的第一场战役中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曾有人统计发现，什未林所带领的部队是七年战争里普军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支，远比按老德绍的方法训练出来的部队情况要好。此外，什未林与部队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人（包括腓特烈二世）都要长。在敌人的领土上，他的部队也总被赞赏军纪严明、秋毫不犯，而这并不是普鲁士军队的通常作风。

1731年11月27日，由老德绍领头的军官团觐见了腓特烈·威廉国王，恳请恢复王太子在军队里面的职务（当时他依然是逃兵身份）。腓特烈·威廉恢复了他儿子军官的身份，还让他去指挥戈茨的步兵团。这是腓特烈二世的第一个实际指挥事务。

正像当时普军普通的步兵团一样，戈茨步兵团由两个连组成，有七百人，驻扎在柏林西北四十英里处的新鲁平和瑙恩。在这里，腓特烈二世获得了短暂的平静。除了日复一日的出操训练外，他终于可以把空闲时间花在诗歌和音乐上。他还经常去不远的费尔贝林战场观摩，并听那些参加过战役的老兵讲述当年的情况。一种军事荣誉心慢慢地在腓特烈二世的心中觉醒了。

每年4月，步兵团上校都要把他们训练的步兵带到柏林，让国王检阅并接受审查。当时腓特烈二世初步彰显了他优秀的能力，他训练的戈茨步兵团总是得到老国王的赞赏。因此腓特烈二世在1735年被拔擢为少将衔。因为腓特烈二世在军事表现上的改善（倒不如说是心意的转变），父子俩的关系也在慢慢恢复。

说一下题外话，腓特烈·威廉还有一个怪癖是偏爱高个子士兵。他建立了一个三千人的“巨人掷弹兵团”，根据一些记载，这些人里面最矮的也有六英尺（将近1.83米）高，还有一些竟然能达到八英尺（约2.43米）的高度。不过这些高个子的来路并不光明正大。他们许多都是从德意志各地以拐卖和强抢的方式带来的，有时还会引起外交纠纷。这类搜集士兵的活动王太子有时也参加。腓特烈二世继位后，“巨人掷弹兵团”解散，只留下一个营纪念前国王。

对高个子士兵的喜爱是历史学家关于腓特烈一世国王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因为这似乎从侧面反映了腓特烈·威廉乖张暴戾的性格，也能验证他对家人和侍从的刻薄。但鲜为人知的是，腓特烈·威廉亲自写作，在其死后才发表的《政治遗嘱》里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小心翼翼，以不让奥地利皇室对普鲁士的力量产生嫉恨。因此，我拼命追求实际上完全不感兴趣的两样东西：金钱与巨人士兵。只有在这样伪装的怪癖下，我才能聚集大量的财富与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不被奥地利所注意。现在这些遗产由我的继承人任意使用，而他不再需要我使用过的面具。”老国王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崛起：名将与战场

腓特烈二世在戈茨步兵团学习了一定的军事理论与指导经验，而更深入的军事实践已经在前面等着他了。

1734年对腓特烈二世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旧时代中最伟大的将军——欧根亲王，并得到了他第一个实际参与战争事务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一开始，这场战争只是波兰王位候选人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后来却扩大到了莱茵河边，导致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以奥地利为领导，远算不上一个统一的帝国）发生武装冲突。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方的军事指挥官正是萨伏伊的欧根亲王。

为了支持这场冲突中的奥地利一方，腓特烈·威廉派出了一支为数一万人的军队，包括五个步兵团与三个龙骑兵团。这支军队在4月份离开柏林，而腓特烈二世与他的军官团6月份在莱茵河边加入了这支部队。

7月7日，腓特烈二世到达了维瑟河谷。在那里的指挥部，他与欧根亲王互相恭维了一番。他还与冯·格勒斯费尔德将军共进午餐，并兴致勃勃地听后者讲解加农炮运作的原理。敬酒时的碰杯声与法国炮兵的轰击声交相辉映，让腓特烈二世感到很兴奋。

其实当腓特烈二世到达欧根亲王军中时，法国正以九万五千人的部队包围莱茵河边的要塞——菲利普斯堡。要塞周围崎岖的地形使法军不得不分成三部分，而靠近莱茵河德国沿岸的那部分法军大概有五万人。当时欧根亲王手上的兵力有七万四千，虽然总兵力稍弱，但占了局部优势。欧根亲王在打土耳其人时曾面临过更大的劣势，因此这次人们也寄望于他以少胜多的能力。

7月8日，腓特烈二世登上了瓦赫-豪塞尔，并观察了法军的阵势。之后，他返回普鲁士军队视察。中途他撞见了欧根亲王并且被邀共进晚餐，发现这位闻名遐迩的老将显得衰老而苍白无力，似乎勇武不如当年了。

7月9日是腓特烈二世此次远征中最活跃的一天。他击退了一队进犯的法军士兵。然后在一次穿越森林的骑马侦察中，他成为法国炮兵的目标，从天而降的炮弹撕裂了他身边的林木，而他依然保持镇定。事后，他的勇气得到了欧根亲王的高度赞赏。晚上，欧根亲王和维滕堡公爵来到这位年轻英雄的营地，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准备离开时，腓特烈二世给了公爵一个友好的亲吻。欧根亲王立马转过头说道：“好吧，看来殿下是嫌弃我这苍老和布满皱褶的面颊了。”“噢，怎么会呢！”腓特烈二世答道，随即给了老亲王几下大声的亲吻。

腓特烈一世在7月13日到达欧根亲王的营地，两人随即会面。在谈了许多问题之后，腓特烈·威廉话锋一转，谈到了一个关键的地方：就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王太子能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士兵？欧根亲王让腓特烈·威廉完全不必担心这点。亲王表示，腓特烈二世不仅仅会是一个优秀的士兵，更会是一名伟大的将军。

但是在战局中，欧根亲王的伟大似乎已经消失了。对于法军对要塞的重重围困，欧根亲王并没有施行任何有效的解围措施，甚至连基本的妨碍工作都没有开展。7月18日，腓特烈二世从维瑟河谷望见了要塞向法军投降的整个过程。四天后，欧根亲王焚烧了无法转移的辎重并拔营向内卡缓慢撤退。8月2日，腓特烈二世见识到了糟糕的参谋工作是如何让一支七个纵队的大军减员成四个纵队的。

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联军在内卡山谷的海德堡扎营。法军并未试图威胁这个新营地，因为很明显奥军已经输了这场战争。腓特烈一世在8月15日离开了军队，而王太子腓特烈二世还要继续在军队里待一段时间。海德堡营地成了德意志各地王公贵族的聚集地，腓特烈二世毫不掩饰对他们的蔑视之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里结交了一个好友——奥地利的约瑟夫·文泽尔·冯·利希滕施泰因亲王。他比腓特烈二世大十六岁，两人属于忘年交。亲王作为一名热忱的艺术赞助者，帮助腓特烈二世建立了艺术收藏馆。同时他也是奥地利炮兵的改革者，后来在七年战争中对普鲁士步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两个人的友谊保持了几乎一辈子。

因为法军明显占据优势，而且法国得悉俄国想要参战的意图，迅速与奥地利缔结了合约，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就这么不温不火地结束了。在这场战争中，欧根亲王的表现乏善可陈，当年在意大利的大胆进取的精神似乎完全消失了。但英雄识英雄，他对腓特烈二世的评价证明，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里，他还是保持了一名伟大将领所应具有的敏锐眼光。欧洲近代军事史上奇才涌现，风流人物总能独领风骚。在上一个世代，欧根亲王和马尔伯勒公爵被誉为最伟大的军事奇才，但如今他们也只是旧时代的遗物了。薪火相传，旧人逝去，新人引领世代，这场战争正是这样一个见证。

欧根亲王不光敏锐地预见了腓特烈二世作为将领的潜力，对普鲁士的看法也是入木三分。普鲁士军队的专业化给欧根亲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北部边境上将会出现一个比土耳其和法国更可怕的敌人。

虽然在腓特烈二世等新人的活力面前，欧根亲王是显得过于衰老，但腓特烈二世对欧根亲王其人没有任何正面评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腓特烈二世很久之后才认识到了欧根亲王对他的教益。1758年，他写道：“如果我对军事这行比较艰深的方面有一知半解的话，我把这归功于欧根亲王。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一点，指挥官应该随时抓住大的目标（主要的、更重要的目标），并且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资源投入到这一目标之中。”在那个时候，“大战略”这个术语尚不存在。腓特烈二世在这方面的意识来自于欧根亲王的遗产。

其实，在腓特烈·威廉死前，奥地利和普鲁士就有了关系恶化的倾向。奥地利对普鲁士在德意志各国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感到恐惧，因此在西日耳曼公爵领地的继承一事上对普鲁士百般阻挠和诘难。在莱茵河战役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普鲁士的援助，之后又在1735年私自与法国签订了合约。腓特烈·威廉明白，自己的儿子，日后的腓特烈大帝，会给自己主持公道的。他为了普鲁士国力的增长，辛苦奋斗和隐忍了一生，就是为了能将他的继承者解放出来，不再像历代普鲁士君主那样对神圣罗马帝国谄媚奉承。

总之，腓特烈二世在军事行为上的改善，逐渐缩小了他和他父亲的裂隙。1740年5月28日，这对父子达成了和解。当时腓特烈·威廉已经病入膏肓，几天后便撒手人寰。“多么恶劣的一个人啊，”腓特烈二世在很久以后说道，“但他公正，明智，深知治国之道……正是通过他那不知疲倦的努力与工作……我才能达成我今天的成就。”

腓特烈·威廉是个糟糕的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度过了一个很糟糕的童年。与此相对，腓特烈·威廉却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国王。他为普鲁士从地方强国一跃而成为欧洲五强之一打下了基础。当腓特烈二世放弃对兴趣的追求，站在国家统治者角度看事情时，他才终于明白了父亲的伟大。日后受到欧洲军事界顶礼膜拜的腓特烈大帝，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父亲，想必也是一种“英雄识英雄”吧。

时代：开明君主与有限战争

1740年，腓特烈二世戴上了皇冠，成了普鲁士的新王。从普鲁士的勃兴到腓特烈二世的逐渐成熟，都是霍亨索伦家族的纵向影响。同时代人对腓特烈二世的横向影响，我们还没有谈到。其实任何人都是在家族的纵向影响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塑造成型的，只是对不同的人来说两种影响的大小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忽略。

腓特烈二世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的两个重要概念：开明专制和有限战争。

在历史学家给腓特烈二世贴的各种标签中，“开明专制”是很重要的一个。当时欧洲正值启蒙时代，人们开始思考政治结构与君主制度，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是否是在理性之光的指导下为臣民们谋最大的福利，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统治阶级合理性的标准。总之，符合这一标准的国王便是“哲学王”。一个“哲学王”应该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改革教育与法制，实现行政合理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名鼎鼎的伏尔泰便是开明专制拥簇者中的先驱。伏尔泰相信“一千只老鼠的民主不如一头狮子的独裁”。腓特烈二世和伏尔泰曾结成一种比较亲近的私人关系，伏尔泰想让腓特烈二世成为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而腓特烈二世则钦佩伏尔泰的学识。

腓特烈二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符合开明君主的标准。整个欧洲都曾称赞他对懒惰和迷信者的痛恨。1736年，伏尔泰称赞腓特烈二世将成为难得的“哲学王”。鉴于伏尔泰当时在欧洲声望日隆，所以这个称赞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可谓十分受用。1739年，腓特烈二世写下了他的第一篇论述君主责任制的文章——《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一书的反驳》。在伏尔泰的帮助下，他修改了这篇文章，并在1740年发表为《反马基雅维利论》。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现代政治学的开端。其最显著的观点是：君主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完全不需要讲任何道义。而在《反马基雅维利论》中，腓特烈二世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世界上有两种君主，第一种是自己看到并掌管一切，第二种是把所有事务交给他们的大臣。”很明显他想要当第一种。关于君主的责任，腓特烈二世认为，首先是牢牢地抓紧军队，然后是通过工业、农业与教育的繁荣，实现国家实力的和平增长。人民拥有宗教自由，但不会出现宗教狂热。至于自私自利的士兵，则以铁一般的纪律进行约束。除此之外，为了臣民的利益，在三种情况下进行战争是适当的：第一，防御已经发生的敌国侵略；第二，维护君主的合法权力；第三，防范潜在威胁。

有一种说法认为，腓特烈二世的开明专制思想对普鲁士的军事发展没有什么益处。但事实恰好相反，说它是最重要的一环也不为过。君主发起战争的三个正当理由里，第三条“防范潜在威胁”，正是腓特烈二世在1740年突袭西里西亚和在1756年闪击萨克森的理论依据。再后来，为了国家利益不宣而战简直成了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与纳粹德国的政治信条。在一战德国的步兵操典中，甚至有“不惜一切代价冲向敌人”的进攻性准则。腓特烈二世本人并没有预见到这点，但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之后两百年的德国军事。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在腓特烈二世那个时代，战争还没有两次世界大战那样惨烈。除了武器的原因外，“有限战争”的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欧洲的历史中，有一种政治均势的情况。每当出现一个强大的大陆力量，其他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它以维持大陆均势。没有哪场战争是以亡国灭种为目的的，战争导致的无非就是一些边界省份和偏远小国（如意大利和德意志数不清的公爵领地）的频繁易手。这也造成欧洲从未真正地得到统一。

七年战争的情况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腓特烈二世的敌人愿意以惊人的精力去参加战争。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切断波兰走廊，而这是普鲁士的重要补给线（包括谷物、牲畜、马匹、人力的补给）。就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史蒂芬都通过向普军贩卖补给品而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当时普鲁士可是他的敌人！1748年，弗朗西斯·史蒂芬曾请求英国舰队封锁热那亚，但又精神分裂般地以托斯卡纳大公爵的身份反对这个行动。

总之，腓特烈二世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个贵族观念横行的时代，全体国民同仇敌忾对付外敌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被抑制的。法国文化和法语在欧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状况被吉本称为“欧罗巴共和国”（有趣的是，1813年欧洲各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对抗法兰西第一帝国时，盟军间互相交流使用的仍是法语）。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精神”就是从这种世界性的贵族文化中诞生出来的（中世纪骑士的精神可一点不美好）。当时各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与其他国家贵族之间的亲近度要高于与他们本国中贱民阶层的关系，皇室间的通婚则加强了这种意识。和平年代，一个专业军人可以不断更换自己侍奉的君主，而人们也不会指责他朝秦暮楚。就连国家间的敌对关系都只是一种局部和暂时的状态。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战，是当时的人无法想象的。

也就是这些贵族，帮助欧洲缔造了“有限战争”的状态。在一些国家，尤其是法国，贵族们宣称要通过出身高贵与否来决定是否减免税收。军队的特权垄断阶级也阻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平民的晋升。腓特烈二世则只从军队的现役步兵里提拔城市中产阶级，其他人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同时，在18世纪，受教育的贵族阶层开始接受理智主义的熏陶。这种哲学积极地认为，人能够纯靠脑力对所有令人感到迷茫和困惑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中，处处可见此种由热情带来的傲慢。不过，虽然大部分物理世界已经被力学和化学原理所照亮，军事工程师也开始以科学计算来发展围城与堡垒的模式，当时的人们依然怀疑：是否整个战争本身就不太适合用理性来分析？（当时自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战争学原理，就连今天也很难确定是否能把战争定性为一门科学。）

因此，著名的莫里斯·萨克斯元帅和其他一些人开始认为，战争是与拥有良好体系的科学原则相悖的。他在1752年写了一句话：“一场战役是整个战争中最重要也最危险的行动……一名伟大将军的将道能在如下方面看出来：以明智和确实的策略来达成战役目标，期间不冒任何风险。”当时的人认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能通过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或用轻步兵掠夺乡间资源（奥军尤其擅长这点）来抢占先手，或者诱敌深入，巧妙地调动敌人。但即使如此，萨克斯还是认为“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一切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律，唯独战争是一无所有”。

总之，在18世纪，将军们总能找到相当多的理由和机会来避免一场战役。那时的军队是由几十个团组成的僵化团体，很难分散和灵活行动。把一支军队搬到战场上，是件相当折磨人的事情。从行军序列转换到战役序列就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这个空当敌人早就溜走了。因此在18世纪，一场会战（指双方真刀真枪拼杀过的）的正面意义要高于负面意义。一旦进入到武装冲突的阶段，双方就会通过炮击和近距离燧发枪齐射来互相屠戮。此种经历总是让军官感到悲痛不已，倒不是说他们对士兵有人文关怀，而是每个士兵死亡都代表着三年口粮和训练的浪费。

但是腓特烈二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同时代人身上的这种禁锢。1740年，他二话不说就突袭并夺取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并相信奥地利无胆也无能来抵抗，他可以不受打扰地享受胜利的果实。但腓特烈二世严重低估了奥地利的恢复力，因此在1745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他不得不打了好几场危险的会战，并种下了日后七年战争的祸根。在那场战争中，他差点以彻底失败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二世划时代地把寻求决定性会战当作他的军事原则。这是因为他的敌人大多拥有更强大的人力物力，战争一旦拖得太长，资源的劣势就会把普鲁士给压垮。在那个时代，没人像腓特烈二世那样要求部队快速行军，也没人像他那样把作战时间延长到冬季（此前按惯例欧洲冬季是不作战的）。在春季，他也比任何人都早地恢复了军事攻势。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前期就几乎消耗完了他的雇佣兵部队（雇佣兵在普鲁士军队中占一半左右），因此他不得不依靠本国士兵以“爱国激情”来作战，这在18世纪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举动。不过，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在军队里面填充外国雇佣兵。另外，他对普通士兵几乎毫无怜悯可言。如果这些士兵是萨克森人或者俄国人就更惨了。这从1760年腓特烈二世对马格德堡的野蛮炮轰就能看出来。

总之，腓特烈二世看上去与他的背景和环境格格不入。一个青年时令人失望的王储变成了大选帝候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优秀继承人。作为18世纪名人的代表，他十分接近理想的“开明专制”君主的定位，但却不是一个“有限战争”的践行者。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极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统治着一个不怎么“欧洲化”的国家。

但是不管如何，其实腓特烈二世可以被视作欧洲近代君主和将军的缩影。他们在历代先辈的纵向影响和同时代的横向影响下，依托着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实力，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在鼓点和横笛声中，排着整齐横队，手持上着刺刀的燧发枪，直面炮火与死亡”的线式战术时代，并以此为基础，在两个多世纪里拥有了全球军事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