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在礼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势必就会出现不服从礼的约束的情形。礼的目的本是为减少摩擦、纷争，实现社会安定。而在礼的运用过程本身，就会导致摩擦、纷争，这岂不是与儒家的最初愿望背道而驰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要求——礼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最讲求的是和的方式，不能野蛮行事。如果野蛮推行礼，这样就会给人带来伤害，反而失去了礼的作用。
和，实质上是儒家在礼的实践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们所期望达到的一种行为和社会效果。孔子在《中庸》第一章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作“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作“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各在其位了，万物才能生长繁育了。孔子将“中”与“和”联系在一起，阐释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性境界和行事原则。从这番话得知，单就“和”来说，它既是一种合乎规范的社会行为，也是对这种行为所能达到的效果的要求。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就能明白“和为贵”的真谛。
在周朝时期，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原本是十分分明和严肃的，涉及具体的个人时，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是容不得丝毫紊乱的。上一等级的人，通过礼仪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权威；下一等级的人，以唯你是从、敬畏的心态对待上级。但到春秋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破裂，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的悖逆现象。对此，“礼之用，和为贵”主张的提出，就具有缓和阶级对立、减少矛盾纠纷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实际意义。
不过，儒家的“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或妥协，而是强调用礼的形式来节制。所以，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宽容思想的体现，它的目的在于营造和睦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环境。
3.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出自《论语·雍也篇》。孔子认为，君子只要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以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就不会背离社会的正道。这是儒家对君子在立世方面所提的两项要求，即内在的智识要求和外在的行为要求。
儒家的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们所提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观念都是为将来治理国家打基础的。儒家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执政者本身就应当具有高超的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当然从学习中来。儒家的“学”，属于个人修身的一部分，归于智慧范畴，它是治理国家过程中指导行为的必备要素和条件。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就明确指出了学习的目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意思是：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儒家对于“学”的要求首先体现为一个“博”字，做到“博学之”。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就指出了“博”的深意：“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意思是：天地的法则，就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远、长久。在天地诸法则中，“博”居其首。“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意思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土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漏，世间万物都由它承载。孔子的意思很明显，人的知识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它积累到广博的程度时，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立世的角度来看，点滴的知识只能解决点滴的问题，人的能力通常都是与知识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掌握的知识越多，解决起问题来就越顺利。当一个人达到博学的程度时，他就能融会贯通，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会有极高的明辨是非、辨别真伪的能力，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这样不仅解决问题的效率高、成功性高，而且解决问题的正确性和公允性也会大大提高。所以，博学不仅在于知识的增加，也在于心理承受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加。
一个人具有了超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在与人交往时，是不是就可以盛气凌人、目空一切了呢？当然不是。在儒家看来，智识应是治国者的内在必备素质，这种素质必须服从于自身的使命——行仁政。这时，就要用礼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针对治国者，荀子在《荀子·礼论》中对礼的作用大加推崇：“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意思是：一切的礼，开始时简略，以后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令人称心如意的地步。所以，最完备的礼，能够使感情和礼的仪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次是，要么感情胜过仪式，要么仪式胜过感情；再次，就是又回到了太古时代的情况，它就只注重质朴的感情了；天地由于它而和谐，日月由于它而明亮，四季由于它而更替有序，星辰由于它而运行正常，江河由于它而奔流不息，万物由于它而繁荣昌盛；人的喜好憎恶由于它而有节制，喜怒由于它而表现适宜；用它来治理臣民，就可以使臣民顺从，用它来规范君主，就可以使君主通达英明；世间万物怎么变化也不会混乱，但违背了它就会丧失一切。荀子的这番话，对礼的社会功效大加赞誉。同时，他也从人性的基础上指出了礼和个人情感上的对立统一关系。
荀子是主张人性本恶论的。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中充满着各种欲望，这些欲望都是自私自利的。而礼这种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抑制人的这些私欲的。怎么抑制呢？荀子有较为形象的比喻：“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意思是：真正把绳墨放在面前，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人；把秤悬挂在那里，就不能以轻重行欺骗了；把圆规曲尺放置在那里，就不能以方圆欺骗人了；君子如果明察礼的内容，就能够鉴别那些欺诈虚伪的骗人手段了。荀子把礼比喻成绳墨、秤和圆规，显然是把它当作了一项行为检定的准则。对于人的任何行为，一旦与礼的准则相对照，就能判断出哪些行为合乎要求，而这样的礼显然就起到了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这时，对那些有违礼的行为，哪怕个人在情感上对这种行为有多么依赖，都是必须受到制约的。这时，礼的抑制作用也就表现出来了。这种抑制是通过外界强加给自身的，也就违背了个人的意愿，蔓延到社会上，势必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仁的主张相违背。
在《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一节中，有这样一番描述：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饮食，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任国人又问：“性爱和礼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任国人说：“要是按照礼的要求去求食，就会饥饿而死；不以礼的要求去求食，就能够得到饮食，难道必须要按照礼来要求自己吗？如果按照礼来迎亲，就会得不到妻子；如果不按照礼的要求来迎亲，就能够得到妻子，难道必须要按照礼的要求来迎亲吗？”屋庐子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第二天便到邹国去告诉孟子。孟子的回复是：“扭住兄长的胳膊而夺取他的饮食，就能够得到饮食；不扭住兄长的胳膊，就不能够得到饮食，那么你扭吗？翻越过东边邻居的墙去搂抱他家的姑娘，就可以得到妻子；不搂抱就得不到妻子，那么你会去搂抱她吗？”孟子给出的回复态度很明朗，礼的行为不单单是用来满足生存需要的，还是用来调节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这其中也包含了儒家对礼本身的要求，即，礼首先是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如果自身行为规范了，还会超出其本分，向别人伸出索取之手吗？
所以，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所针对的对象首先用于自身。试想，一个人拥有了广博的智识，具有超强的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自身的各种行为又都合乎礼的规范，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呢！让这样的人来治国平天下，又怎能不会实现国强民富、天下太平的目标呢！这不就是儒家的政治愿望吗！
4.敬而无失，恭而有礼
伊斯兰教内部流传着一句充满人情味的话：“天下的穆斯林都是兄弟。”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初，比孔子等儒家先贤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晚了一千多年。之所以将二者并提，是因为儒家先贤们当时喊出了与伊斯兰教相类似，但更大气、响亮的话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篇》。该篇记述了这样的一次对话——司马牛忧伤地叹道：“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失去了。”子夏听了后回答：“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意思是：我听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对所做的事情充满敬意，不出差错，对人谦恭，符合礼的规范，那么，天下人就都是自己的兄弟了，而又何必忧愁没有兄弟呢？
看了这个记述就会知道，子夏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有前提的，即“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这里面就包含了“敬”与“恭”这两种儒家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要求。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将它们区别为：“居处恭，执事敬。”意思是：与人相处时做到谦恭待人，办理事务时要严肃端正。这也就是儒家心目中“敬”与“恭”的具体表现。那么，敬与恭与礼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六节中写道：“恭敬之心，礼也。”意思是：恭敬之心，就是礼的行为规范。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表明礼的内涵：内心具有恭、敬的认识，再将这种认识表现出来，就是礼。也就是说，儒家倡导的礼，应该是与人的心性相一致的一种外在表现，而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刻意表演。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意思是：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这也是儒家看重的德化作用的一种形式。儒家认为，只要居上位的执政者以修身来成就自身的美德，然后以这种美德践行于具体施政过程中，那么，老百姓不用什么强迫措施就能受到感化，进而效仿施政者的美德，天下的风气和社会秩序也就会跟着好转起来。作为上位者，首先当从君主大臣们做起。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提出君臣之间的行为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意思是：君主使唤大臣时，要用礼的形式；大臣替君主办事时，要忠心耿耿。君主用礼的形式来使唤大臣——按照孟子的观点，君主要想使唤大臣，首先其内心必须有恭敬之心。
在《孟子·离娄章句下》第三节中，孟子说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意思是：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看待自己的手足，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待如同心腹；君主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看待如同常人；君主看待臣子如同尘土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看成强盗仇敌。孟子的这番话，从正反两个方面讲述了君臣相处的关系。其中既包含了儒家仁的要求，也包含了君臣相处过程中相互尊重的重要性。这种尊重中就包含了“敬”和“礼”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对调节和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在《论语·八佾篇》中，孔子说得更为直白：“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意思是：居于执政地位的人，不能宽厚待人，行礼的时候不恭敬，参加丧礼时也不悲哀，这种情况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孔子的这番话，进一步表明了儒家对礼这种形式的要求：礼尽管看起来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但作为施行方来说，这种行为不应该流于表面，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敬重。如果只是拿来作为人际交往中的一种应付手段，那么，施礼之人不但不会受人尊重，反而会让人当作一种羞辱而产生报复之心，从而酿成摩擦纷争。这同孟子上面所说的“臣视君如寇仇”的道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