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逸民
——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
章立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相比之下，反不如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感到欣慰。
一、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年春天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罗隆基等“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2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及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著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五七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她还强调黄绍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淡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顾忌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像。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二、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遂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应为罗府）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痕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先是租给苏联专家，后来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生出“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用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到我的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这首我比较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臆，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据老人说，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启超等弟子和她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其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做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1]。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我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2]，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不足以明志，非宁静不足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三、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我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