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划“全国捐学计划”

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深刻反思我国惨败于日本的根源，继续寻求改变国家危难局面的出路，“昼夜焦思，欲筹报国。”盛宣怀认为：“此次军事之不得手，非合肥（李鸿章）之过，乃左右无人之过。”因此，他明确提出自强图存的三大计，将培育人才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措施之一，作为革新自强的根本之图。他认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又深知“时局艰难，需才甚急”，“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体现出盛宣怀对于兴学育才有着深切的体认和执著的追求。

具体到育才兴学途径上，他主张效仿日本“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的做法，兴办各类新式正规系统教育。在人才培养范围上，不仅要培养铁路、机械、矿务等技术类人才，还要培养外交、法律、理财等政治、经济类专门人才；在教育层次上，不仅要办理应急性专门教育，还要办理有组织系统的正规普通教育。为此，他下定决心要作长远兴学育才之计，总结自己历年来办理新式教育的经验教训，利用所管实业部门的盈余款项，筹划培养高层次科技与管理人才，以促进实业大发展，挽救民族于危亡。他说：“人笑我收效十年不能速，十年树人，视十年若远，若不树之，并无此十年矣！”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主张，盛宣怀将兴办新式教育培养人才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就是说，甲午战争前后，盛宣怀对新式教育有了新的认识：即从先前单纯的技术人才需求到技术、外交、行政、法律、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人才需求，从无次序的低、中层次技术人员训练到办理有次序的正规系统教育，从为自己的实业领域培养人才到全面为国家社会培育人才。这也就成为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如盛宣怀所言：“本大臣慨念时艰，亦颇知所后先亟图兴学，故曾奏设南洋公学、北洋大学堂以造真才而开风气。”

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在官、商两界扶摇直上，“两”路亨通，掌控着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一批重要的大型企业，其长期经营的轮船、电报两局盈余日增。同时升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务大臣，官至四品京堂，被授予专折奏事权，成为清末财权兼备的实力派人物，这为盛宣怀创设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政策支持。兼之甲午一战，我国遭受奇耻大辱，举国上下皆知，唯有倾力西学才能自强，于是“改良教育之声，洋洋盈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陈炽等改良主义或维新思想家，更是积极倡导仿西法广兴学校，设译局译介西学，遣留学培植专才，这些都为盛宣怀继续兴办新式教育起到必要的舆论推动作用。

与盛宣怀共事最久、相知亦最深的近代思想家、教育家郑观应，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系统。盛宣怀办理教育的重要幕僚、南洋公学筹建者之一钟天纬，毕生从事西学翻译、教育及实业，以创办新式学堂而闻名，深得盛宣怀赏识。钟天纬曾协助创建轮船、矿务学堂和南洋公学等。1896年，钟天纬与张焕纶、宋恕等在上海组织“申江雅集会”，讨论改良教育问题。钟天纬倡议新法教授，主张兴办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都被盛宣怀所接受。此外，陈炽、谢家福、张焕纶、王韬、梁启超等人的教育主张与思想对盛宣怀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盛宣怀认真吸收教育先进人物的思想，总结自己办学的经验得失，广为搜求、参照东西洋学校章程，于1895年底前后提出一份捐设新式学堂计划。该计划拟在全国各地捐建大学堂、小学堂、时中书院若干所，全部办学经费由自己管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金矿局等认捐。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大学堂（后改称南洋公学）即在该计划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设学计划的具体规划及经费分配如表2-1。

这份计划既包含了大学堂、小学堂在内的正规系统的普通教育形式，也含有因时需而设的时中书院之类的培训教育机构，将长期人才培养与短期人才培训结合起来。时中书院是在当时亟需新式人才的社会条件下，招收那些已获举贡生监功名的有志青年，灌输西学以备任使，类似长沙时务学堂，属于短期培训班性质。1895年8月，盛宣怀与王韬商议在上海创建时中书院。第二年，盛宣怀又奏请在京师、上海设立达成馆（即时中书院），上海达成馆拟附设于南洋公学。然因故时中书院最终未能办成。拟捐建的学堂分为大学堂、小学堂两个等级，大学堂内又分中学堂、大学堂两级。这从电报总局提调谢家福1896年6月20日给盛宣怀的复函中可以得知，谢在函中写道：

据福看来，二十局小学堂情形各异，其余苏浙等处，延请教习尚不甚难者，宜以四年为限。到第四年上，总归于六十人中选出十五人，能入津沪大学者入大学堂，能入津沪中学者入中学堂。其余湖北、四川等处，延请教习较难，则薪水必贵，以二年为限。到第二年上，总归于六十人中选出能入津沪中学者若干人，不必以名数为限。如此分别办理，则津沪之中学堂专收类于湖北、四川等局之小学生，不必兼做苏浙小学堂之栈房，而房屋不必添造，仍可以大学堂、中学堂各一百二十名为额，尚祈酌定。

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建成后，分别设立了相当于中学堂的二等学堂（或中院）、头等学堂（或上院）。可知，大学堂实际包含中学、大学两级学制，相当于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于一体。全国各地电报官局与轮船招商局共同捐设小学堂20所，连同金矿局捐设东北地区小学堂3所，共计23所，“小学堂两年为限，第三年归津沪中学堂。”由此小学堂、大学堂之间形成相互衔接递升的关系，说明盛宣怀已经初步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学制的教育观念与规划。

在上述设学计划中，盛宣怀明确提出要创建北洋、南洋两所大学堂，以及为之提供生源的小学堂20余所。小学堂由盛宣怀指令谢家福等电报局负责人具体筹办，自己则负责筹建北洋大学堂、南洋大学堂。

设学计划亦表明，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既非偶然，更非个案。从兴办电报学堂、铁路学堂等技术教育转向兴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这样的正规普通教育，其间有发扬，有摒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历史过程，也是盛宣怀教育理念不断升华的结果。1936年4月交通大学四十周年校庆大会上，曾任南洋公学监院的福开森在致辞中，提到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时说：“在当时先生深知教育之重要，并非出于偶然之动机。”诚如斯言，南洋公学是盛宣怀在兴办近代工商企业同时投身办学活动的延续与发展，是他总结办学经验、敏锐吸收中西先进教育思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