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就听陪庆说要编写一本纪念她爸爸包玉刚先生的书，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了，十分高兴。
我和包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认识了，是经卢绪章先生介绍的。当时我们正在对解决香港问题进行调研，为此专门拜访了包先生，听取他的意见。包先生听了我们的来意后，当即表示香港的回归是大势所趋，但希望我们在回归后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使香港能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以便继续为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他特别强调了要设法稳住外资，防止资金和人才外流。最后他一再表示，他愿意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香港回归过程中，包先生确是起了独特的作用。他利用他和英国政府上层的特殊关系，在幕后做了不少穿针引线的工作，对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起了沟通和推动作用，正像书中所讲的，包先生不愧为中英之间的“民间大使”。
包玉刚先生和“一国两制”的创始人邓小平曾有多次会晤。
早在1978年年底包先生第一次回到祖国，小平同志就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交换了对国际和香港形势的看法。
后来，两人成了挚友，经常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当然香港问题总是谈话的重点。小平同志向他介绍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同时也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来，在讨论我们草拟的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时，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保护英资在香港的利益，我想很可能是接受了包先生的建议。
包玉刚先生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他虽然是个大忙人，但是逢会必到，从不无故缺席，每次会上他都积极发言。由于他对香港的情况最了解，因而提出的意见都很中肯，使我们受益多多。会上会下和他接触时，觉得他平易近人，说话很风趣，没有大老板的架子。谈到他的宁波普通话引起的一些误会，他说他有一次到北京来开会，住在北京饭店，忘了带剃须刀，就告诉服务员请他代买一把“胡须刀”。等了好久，酒店的经理带了服务员端了一把大刀进来，他莫名其妙，经理说“你不是要买一把武术刀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包玉刚先生对于国家的四化建设，特别在教育方面，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兆龙饭店是北京早期的合资企业之一，开幕时罕见地请到了邓小平亲自出席剪彩。他还出资设立了包兆龙、包玉刚中国留学生奖学金基金，资助并会同两国政府创立了中英友好奖学金，捐赠设立了上海交通大学包兆龙图书馆，资助创建宁波大学。
此外，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也有不少的捐赠。
遗憾的是，包玉刚先生离开我们太早，没有能亲眼目睹香港的回归和他生前捐赠、支持的各个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包先生的事迹虽已有大量报道，但显得分散零碎。现在陪庆终于不负众望，把她父亲奇迹般的经历汇编成书，应该祝贺。借此机会写上几句，以示我对包先生的缅怀。
鲁平
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
包玉刚实验学校理事
2008年10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