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打手心好痛
爸爸总说我是个机灵鬼，专挑好日子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日本军用飞机在重庆满天扔炸弹的日子，你不出生；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陪都重庆的夜空，漫天的烟花爆竹，庆祝抗战胜利的晚上，你呱呱落地了。
新生婴儿的哭声为胜利更增加了喜庆！
生于陪都，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包陪庆”成了我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的父母从四川重庆回到上海，入住法租界一座三层并附有小花园的洋房，红色的斜坡屋顶，欧式外观颇为精致。这里，寄托了我们四年美好的回忆。二妹陪容也是在这里出生。房子的第二层是舞厅，一片光亮的木板地。墙角里放置着一架大钢琴。在我的记忆中，我坐在小姑姑的膝盖上静听琴声，熏陶着我对音乐的迷情。
1949年我们一家搬来香港，生活环境大大改变，住房难以与上海的洋房相匹敌。香港的新家坐落于西摩路，是一幢三层的小楼房，我们只租了一层，里面有一厅四室。祖父和祖母住一间，爸爸和妈妈住一间，二妹陪容和我住一间，第四间则由我们未婚的小姑姑住着。三妹陪丽四妹陪慧出世后，我们四姐妹同住一间房。
如果要与妹妹们相比，我不如陪容美丽，不如陪丽聪明，也没有陪慧睿智。但作为老大，父亲总是最重视对我的管教，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开始做运输生意之前，对我严格的要求毫不放松。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结婚七年后才有我，所以，他们对我的出生充满了喜悦，对我的成长也充满了期待。在妹妹们陆续出生后，爸爸就不断提醒我：“你是大姐，必须成为妹妹们的榜样。”
假如我早知道所有的中国家长，都会对他们的长子或长女，有如此严格的教育和管束，我也许不会把爸爸的严厉太当一回事。但忆及当时，我必须服从这样的管教，好在让我养成了对自己丝毫不减的高标准要求，每分每秒都不虚度。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男女分工泾渭分明——男子立业，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做贤妻良母，尤其是宁波女子更是如此。虽然父亲成长于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但他从不墨守成规，有其独特的思维，更有其远见卓识。
爸爸曾对我说：“陪庆，在这个世界上，男也好，女也好，都要学会独立，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光靠父母或家庭背景，更不能依赖丈夫和别人为生。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多读书，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增强智慧，得以日后谋生立业。”
爸爸还教育我，不要学妈妈，因为妈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从未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生活中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妈妈的朋友圈子极小，不外是上海的一些亲友。除了家人和这个小圈子，她对外部世界并不怎么关注。
我的妈妈叫黄秀英。她对爸爸及四个女儿可说是关怀备至，在我们都上班及上学后她才会和几个朋友一起打打麻将。她的世界就局限在家中的几个房间里，连她的座椅都永远是同一张。妈妈操持和管理家务井井有条，要求家中佣人日常开支节俭，环境整洁。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爸爸创办了一间小型的贸易公司，祖父及几位来自上海的老朋友亦参与帮忙。那时候他还没那么忙，回家比较早。他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功课。他听我背诵课文，查看我的数学作业，背漏一个字，或做错一道数学题，爸爸就要用木尺打手心，还严肃的要求我：重复、重写、重读几遍。有时候我会委屈地嘟囔：“爸爸，我在班里考第二，为什么还要处罚我？”他说道：“记住，爸爸对你的要求，都是争取第一！”
回想少年时，姐妹中恐怕只有我一人挨过爸爸打手心，难受时不由得找妈妈流泪诉苦。妈妈捧着我的手吻了几下说道：“陪庆，你爸爸是为了你好。你是老大，一定要成为妹妹们的榜样。如果你不想再被爸爸打手心，就要加倍努力。”
手心的疼痛早已消散，但长女争第一的观念则在我心中牢牢扎根。
第二节与打牌、搓麻将终生为仇
小时候，祖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家中客厅里摆开一张麻将桌。祖母经常和她的朋友们搓麻将到深夜，爸爸虽不赞成，但他孝顺，不会阻止。
记得有一次，爸爸在检查我的功课时，客厅里传来打麻将的声音。他叹了口气，狠狠地说：“我很讨厌打麻将，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情，尤其是赌钱，害了不少人。”
“耽误什么事情？”我不解地问道，“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成天没事做，不会耽误事情嘛。”
说到这里，爸爸皱起眉头，讲了他小时候在宁波的一段经历。
那天傍晚爸爸从学校放学回来，未进院门，就听到堂屋里搓麻将的噼里啪啦声音。进门一看，阿娘手里搓着麻将，脚踩动着摇篮，摇篮里躺着几个月大的小姑，但她完全顾不上小姑哇哇的啼哭。爸爸正想去抱他的妹妹，突然闻到厨房里一股烧焦的味道，奔进去一看，原来阿娘只顾搓麻将，忘掉厨房在烧的米饭。米饭全都烧焦了，只好全部倒掉重新再煮，那天全家直到很晚才吃到饭。
这件事令爸爸痛恨搓麻将，暗自发誓一辈子不搓麻将。
爸爸虽然自己做到了不碰麻将，但还是默许了妈妈打麻将。因为爸爸认为妈妈是个很传统的人，她的朋友圈子很小，且对外界事物没有多大兴趣，用搓麻将打发时间也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不至于令生活过于沉闷。何况妈妈玩牌有节制，有分寸，爸爸亦无从反对。
我们四个女儿都没有碰过麻将，但都理解妈妈。而妈妈也很清楚爸爸的一片用心。她知道爸爸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因此一到五点半，无论麻将搓到什么程度，都会准时停下来，送走朋友，静候爸爸六点回家。
妈妈的麻将朋友大都是从内地来的爸爸同事的妻子。每当爸爸批评妈妈因为打麻将而缺乏运动锻炼时，妈妈总能以此作为托词：“我只不过是为了让你同事的妻子们消遣愉快，也是为了你的事业顺利嘛！”
与其他宁波女人一样，妈妈生活简朴，吃饭时总是让丈夫和女儿们先吃，自己吃些剩菜。她亲自为我们姐妹缝制衣服，甚至毛衣毛袜都是她灵巧的双手编织出来的。妈妈尽管从未学过编织技术，但她极具创意，常能编织出不同花样、不同款式的毛衣。妈妈还能利用废物做成可爱的小玩意儿。她常常教导我们：“许多事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一定要用钱来解决嘛。有脑袋万事可通。”
妈妈曾对我说过宁波女人如何自己做布鞋子，通常用黑色布做鞋面，白色的边角布料纳成鞋底，拿粗针一针一针把鞋面和鞋底缝合成鞋。有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妈妈为女儿们缝制衣鞋，正是体现了这种深切的母爱和真情。
妈妈的作风真诚、朴实，绝不会追逐潮流，更不会因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虽然她的丈夫是有世界影响的名人，与总统、首相、女王握手时，在旁的妈妈总是保持低调，但不失礼貌。
她会将别人送的一些礼物，例如漂亮的真丝睡衣存放起来，平素穿着打补丁的内衣。她常说：“穿着不是为别人，自己舒适就可以了。”妈妈对名牌从不热衷，但她很在乎衣着搭配大方得体。
第三节做人要正直、勤俭、富有同情心
妈妈不让我们四姐妹浪费，不允许各人碗里有剩余的饭菜，如果餐桌上有吃不完的菜，第二天妈妈会自己吃。妈妈还说，穿补过的衣服并不出丑，只有穿不干净的衣服才丢人。妈妈也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将旧布料改做成睡衣、睡裤。确实，节俭是美德。她教导说：“母亲为孩子缝制的衣服穿在身上最美，因为它体现了深情的母爱。”
小时候爸爸不允许我们小孩去差使佣人，要求我们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做力所能及的事，譬如自己盛饭。我们家里有位叫阿英的女佣，在上海时来我家谋生，跟我们到香港，三十多年一直为我们服务。后来为了与儿子团聚，才离开我们回到上海。但她命运多舛，多年的积蓄被儿子尽数耗光，后来儿子又不幸染病身亡，阿英只好和她的姐姐相依为命。至今，我们姐妹如果到上海，都会抽空去看看阿英，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爸爸的司机老李，来自天津，亦跟我们一起到了香港，负责开车送我们上学，由于我不希望别的同学看到我有司机接送，一般都让司机在半道让我下车或上车，自己步行一段路到校或回家。老李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我的普通话就是跟他学的。老李退休以后，爸爸一直照顾着他，直到他去世。
妈妈严格“做人家”（意为省吃俭用），把宁波人的省俭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把我不合身的衣服留给二妹穿，没穿坏的三妹、四妹接着穿。妈妈还会把包装礼品的旧纸、盒子丝带等留起来，装订成作业本，或改做成麻将盒，或做成包书纸。把窗帘改制成高尔夫球包，做到了物尽其用。
当我上小学时，眼见同学有新鞋子穿，于是跟爸爸提出要买新鞋。但是爸爸无动于衷地说：“你只有一双脚，只能穿一双鞋子，买多了也没用。鞋子是用来穿的，不是摆阔的，一双就够了。”爸爸自己也十分节俭，他常穿着补过好几次的旧毛巾衣去游泳，因为最轻便最舒服，虽然衣柜里放着好几件女儿送的名牌新毛巾衣。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对物质上的要求低，受名牌影响小，对平常的生活容易满足。父母虽然自己节俭，但对朋友、亲戚及国家却慷慨帮助，默默奉献。爸爸教导我：“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帮助人，就要帮。”他身体力行，捐助香港不少基层社团，如儿童福利会、妇女会、弱童会，以及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香港艺术馆、香港游泳池等等，亦尽力支持中国的开放发展。
父母的教导也使得我十分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把他们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积极回报社会，成了我的一份责任。
记得在1963年，香港和记公司英国老板的太太Lady Clague带我去探访香港铜锣湾穷人住的木屋区。我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父亲因工伤失去双手，母亲外出打工，小女孩不得不肩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背着瘦小的弟弟，肩挑两桶水，右手扶着担子，左手拉着三四岁的小妹妹，赤着脚，爬上山路回家，还要给一家五口煮饭吃。
这就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的木屋区，常常满山野火事故频发。山上没有水电和卫生设施。当时香港没有义务教育以及禁止童工的政策，更不用说劳工保障。此情此景令我有深刻难忘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对社会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想为改革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尽点绵力。
早在1962年的夏天，在Lady Clague的介绍下，我到九龙一间女童院（专门拘留犯罪女童的机构）做暑假义工。为了了解犯罪女童的家庭背景，我经常需要去家访。其中有个女童，住的是天花板上的阁楼，人根本无法站直，只能席地而坐或平卧。她一家六口每月收入只有300—400元港币。当时香港没有节育的观念，很多家庭越穷孩子越多。
在认识了社会基层人群的贫困生活后，我对港英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非常不满，也为当时住山顶大屋的英国人与住在木屋区的中国人，有如此大的贫富差距感到不平。
1971年，爸爸请新上任的港督麦理浩到家里吃饭，妈妈不会英语，由我代替她作陪。桌上的菜肴十分丰盛，有龙虾、苏尾鱼、佛跳墙等，可我脑海里却想着那个挑着水的小姑娘以及蜗居的六口之家。只有十七岁的我鼓起勇气，用英语激动地跟港督说：
“港督先生，您可知道，我们今天这桌饭所花的钱，可供一家六口至少吃上一个多月吗？”
爸爸打断了我，想转换话题。但麦理浩港督向我爸爸摆摆手，说道：“童言无忌，安娜，你接着说。”
于是我把自己所见山边木屋的蜗房等穷困生活情况说了出来：“港督先生，香港太缺乏社会保障和儿童保障了。英国产业革命已超过一个世纪，可是到20世纪香港仍然没有儿童义务教育，亦没有禁止童工法令，没有最低工资规定，也没有工作保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谢谢你的意见，安娜。”麦理浩说，“我会去探访这些底层民众。”然后他转过脸来跟我爸爸说：“您女儿的意见很有启发性，她很关心基层市民的生活，恭喜您有个好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