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海文，我是自学的，是不断在错误中学习。周末我阅读专业报刊学习航运知识，另外还得掌握世界政治经济要闻，增长见识，有利于做好生意。例如美国的寒冬会令石油需求增加，油价也会随之上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的概念还未出现，爸爸就已有这样独特而前瞻的眼光。爸爸的“社会大学”里的教授是船业经济师、保险从业者、工程师、银行家等等这些每天兢兢业业的从业人员。一有机会他就会向他们发问和学习，了解市场。应该说，他的创造力都是他自己在实践中领悟出来的。
爸爸还说：“我记得1955年在伦敦拜访了著名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Onassis），他当时知道我是想找他买一条二手船。他拿出一张介绍一艘二战前的旧船说明书给我看，我看过后很直接地向他表明这条船不合适。我知道，在伦敦有好几位经纪曾绞尽脑汁想卖掉这条船，都未能成功，主要是这条船太过陈旧价格又太高。”
奥纳西斯略显不悦，再开条件诱惑爸爸，说：“如果你买这条船，可以获得特别贷款。”他随即递给爸爸一张纸，内容为贷款条件。爸爸看了一眼便告诉他：“如果这种条件都算是特别优惠的话，倒不如我贷款给你吧！”
虽然购船之事未成，但奥纳西斯却因此看到了爸爸的精明强干。几年后他退休，女儿继承了他的生意，他便邀请爸爸去希腊相聚，希望爸爸能与他合作，帮助女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经营船业，爸爸谢绝了，因为生意与交情毕竟不是一回事。
“现今，船舶技术愈发复杂，所以更加需要船员有能力，做好日常维护很重要，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可能导致船只的损坏，甚至完全报废。这一来，与银行的信用也会打折扣，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见，团队合作包括海上船员及陆上行政人员的沟通、协调都至关重要。”爸爸说。
“为了尽量增加收入，不仅航船要增加运输量，而且要加快航速。因此，要管控好路上、海上那么多的员工，要着力在严格的培训上。”爸爸这番话，让我感觉到他真的很了不起，从未读过商科，却深深了解“人才”即为“财富”的道理。
“我们有自己的船员培训学校，除了教授航行技术上的知识、安全操纵，还要提高船员对公司的忠诚度，使他们对工作有自豪感。此外，还要求船员在船上严格遵守纪律，不准抽烟或喝酒。”爸爸继续说，“作为商业领袖，自己的私生活要谨慎，不沾烟酒，高度自律。以身作则，每日坚持运动，是唯一健康及减压的方法。我只有每年的圣诞节能与家人一起放松一下，其他时间几乎从不休假。船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在运输，不停地漂洋过海。除了返厂维修，我们的船不会停下，也不应该停下。”
“亚洲的公司比较保守和传统，亚洲人工作也比较勤奋。欧洲人太看重假期，工作的勤快不及中国人。我们要深入了解每个员工，照顾员工的需求，才能很好地启发和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每天早晨我阅读环球航运公司全世界各地办公室及各部门发来的电报，根据相关情况，经过认真思考，到十点开运营业务会时，发表自己的意见，充分交流后，作出决断，责成各地办公室、各部门人员遵照执行。”
“还有一件小事我记忆深刻。曾经有一次，我飞到日本长崎的船厂监督一艘船的维修，修好数星期后，那艘船向公司呈报的账单上所显示的费用要高于我当时所了解的维修费用。原来船长爱面子想要换一套高档的餐具，被我发现后及时制止，为了面子而浪费钱财，不论多少都是不应该的。控制开支、降低成本是船长应尽的职责。”
爸爸知人善用，首先让海文学习船的租约，发挥他在法律上的专长。爸爸亦通过海文在各国分公司学习时的汇报，得知一些幕后情况。海文有爸爸亲自培训，获益匪浅，对爸爸的专业敬业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态度敬佩万分。
公司里的一位财务总监曾说：“包先生时时刻刻都能了解公司的现金流状况，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一位技术人员则表示：“包先生希望了解每艘船的弱点，不允许我们隐瞒任何细节问题，因为他要亲自评估风险。”一位人力资源经理还说：“包先生也关注员工的私生活是否检点，养小妾和赌博者必被解雇。”
K.C.Chan是公司里年资较长的会计，他回忆爸爸的领导风格时表示：“包先生能启发每一位员工，使我们忠诚为公司工作，有如是自家的生意。在九龙仓和会德丰收购战中，更是明显体会到员工们如何卖力。”
另一位商务总监表示：“包先生非常敏锐，从不放过任何错误。他的心算能力超强，至少能算到小数点后三位，速度比计算器还快。”
第四节航运业的梦魇
1980年代初，全球经济减速，原料需求量减少，运输量大大下降，导致航船吨位供大于求，航运业下滑。爸爸在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会见后得知油价有上升趋势，航运业必然会受到打击，面临行业危机爸爸不得不未雨绸缪，为公司的生存作出艰难的决策，决定将220多艘船减到70艘。由他一手创立的事业，最高峰时有500艘船，只比苏联海军舰队的船只略少。但是爸爸的决定完全是理性的。他减少船只的行动，使他的公司得以生存下来，不像其他许多航运公司都一一倒闭。
对于海文来说，要在航运业的低谷期间运营环球航运公司的生意，绝非易事。很多香港船东深陷债务泥潭，有的需要向内地银行求救。这段艰难的日子终将海文磨炼成钢。
爸爸是如何决定卖船的呢？是何时开始卖的呢？
海文当时在作为世界航运中心的伦敦，能获得有关航运业的第一手信息。当海文得知国际贸易下滑，便开始力劝爸爸减少吨位、裁减职员、退休的员工不再返聘。
渡申一郎与三妹陪丽婚后，加入环球纽约分公司工作。后来他告诉我一个故事：“1983年爸爸到美国，我陪他以美国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en Bank）国际顾问的身份，到华盛顿会见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主席Paul Volcker先生。爸爸被预先告知Paul Volcker先生只有10分钟时间，但结果两人整整谈了一个小时。Volcker先生不停地询问关于航运业的问题，如租约一般是多长时间、建造船只需要多长时间、租金如何计算等等。原来Volcker先生对航运业的兴趣，是由于船东的债务引至美国众多银行负债累累。Volcker先生的诸多问题使爸爸感悟到银根将会大大收缩，这便促成爸爸决定加快减少航船吨位并不惜低价出卖船只。”
不久爸爸回到香港后，得悉赵家的华光公司、董家的轮船公司，都一一被银行依法查封。而环球航运公司通过卖船套现，减少员工数量，以及将办公室从地价高昂的香港搬到新加坡，大大降低成本，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宣告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祖国，很多人打算移民，包括公司里的很多职员。海文帮他们在新加坡安排了工作，取得当地护照，也让人心得以安定下来。当时香港办公室缩小至只有一层楼，员工数目不超过40人。但爸爸的航运公司却能顶着经济飓风稳当地前行。就这样，汇丰银行与环球航运公司的资金往来仍然保持着共赢的局面。
第五节我开始在爸爸办公室工作
我和海文在伦敦度过了十年时光，1982年再搬回香港辅助爸爸的生意，海文晋升为公司的副主席。在1986年，爸爸将“接力棒”交给海文，他成为环球航运集团的主席。又安排我出任公司董事。之后爸爸退休，打算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