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此话虽出自三国时的曹丕，然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却早已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而且源远流长。及至后来，一度将“文学”当作一条“战线”和一方“阵地”来看待，来经营，也是其来有自，不过是古来有之的“文学泛政治化”的某种延续。
实际上，将“文章”崇之为“经国之大业”，并没有给文人带来什么好运。因为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有时稍不留神，也难免会成为“祸国”之“大孽”，譬如，“利用小说反党”，便曾是“一大发明”。自古以来以文罹罪的人，真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其中最无辜的，可能要数相传叫徐骏（一说徐述夔）的那个清朝文人，只因了两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便莫名其妙地掉了吃饭的家什，岂不悲乎？“文章”被赋予崇高使命的同时，文人的灾难也就随之降临了。至于后来把“文学领域”当作“阵地”来看待，情况则更形不堪，使得置身其间的人每有披坚执锐的自觉，在保持着对“来犯之敌”百倍警惕的同时，又要小心翼翼，不使自己一朝失足而沦为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处境下，怎能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可见，一部《苦恋》惊动朝野，引来那么大的争议，不是没有原因的。所幸的是，争议归争议，由于主事者的开明，终于还是风平浪静，没有重演过去的悲剧，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吧。
所不解者，近来又有所谓“超女”，仍然难逃“泛政治化”的毁誉。毁之者以其没有担负起“教化”的功能，而谓之“媚俗”；誉之者则以其引入了某种选举的形式，而褒其为“民主选举”的尝试，激赏有加。
“超女”者何？不过一新创娱乐游戏耳！莫非不唯“文章”，连娱乐连游戏也要披挂上阵，承担起“经国之大业”，以成“不朽之盛事”了么？
看来，真要彻底摆脱“泛政治化”的固习，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还真不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