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快到十点钟时，第一批英国人出现了。他们是坐轿车来的，车辆驶上了进口处的车道，大门随即遵照指示般隆隆作响着打开，放汽车进去后又缓慢地滑动着关上了。泽伊采夫从码头那儿观察着，他想接近汽车，但发现车窗都关着，而且民警就在近旁。车内的人会以为他是来请愿的，都不会摇下车窗。然后他就会被抓起来，警察就会对他进行盘查并发现他的所作所为，还会告诉阿科波夫先生。

列昂尼德·泽伊采夫不想使问题复杂化，他感到迷茫，但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只是想把文件交给旗帜很有趣的那些人。因此，在这个漫长而炎热的上午，他观察着，等待着。

内罗毕

一九八三年

与所有的苏联外交官一样，尼古拉·图尔金也有一份限定额度的外汇补贴，这其中包括肯尼亚货币。宜必思烧烤店、艾伦·鲍勃酒馆和肉食店的消费，对他来说略显奢侈。他去了基马蒂街上的新斯坦利酒店，在那里的露天荆棘树咖啡馆花园里，在一棵古老的洋槐树旁边，他找到一张桌子，点了份伏特加和一杯啤酒，然后一屁股坐进了椅子里。

半个小时后，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手里提着已经喝了一半的啤酒瓶，从凳子边起身走过来。图尔金听到一个声音在用英语说：

“嗨，振作起来，朋友，也许不会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苏联人抬起头来。他依稀认出了这个美国人，是美国大使馆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图尔金属于克格勃第一总局的K局，负责反间谍工作。他的工作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苏联外交官、保护当地克格勃的行动免受渗透，还要留心寻找机会招募容易动摇的西方人。因此，他可以自由地与其他外交官打交道，包括西方人，这种自由是苏联使馆其他工作人员所没有的。

图尔金活动范围广，与人接触相当自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对他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已为他制作了一份简单的档案，但还没有抓到什么把柄。这个人在苏联政体中仍算是根正苗红。

图尔金呢，他也怀疑这个美国人很可能是中情局的，但他得到的告诫是，所有美国外交官都很可能是中情局的。这是一种盲目的说法，但小心不为过。

美国人坐下来，伸出了手。

“我叫杰森·蒙克。你是尼克·图尔金，对吧？我见过你，上星期在英国花园的宴会上。看你这副愁容，好像要去格林兰就职似的。”

图尔金审视着这位美国人，一绺玉米色的头发垂在前额，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从他的脸上似乎看不出什么坏心，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中情局的，似乎是那种可以与之交谈的人。如果是在其他日子，尼古拉·图尔金会根据多年训练得来的经验，对他保持彬彬有礼，但不会说出心里话来。但今天不是其他日子，他需要有个可以倾诉的人。他打开话匣，把心事全都说了出来。美国人很关切、很同情，并且仔细地把“类鼻疽”这个词语写在了一块啤酒杯杯垫上。他们分别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苏联人返回到警备森严的使馆大院，蒙克则回到了哈利·图库路边的公寓。

西莉亚·斯通二十六岁，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漂亮迷人，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新闻随员的助理。自两年前从牛津大学格尔顿学院俄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工作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在国外任职。她喜欢享受生活。

七月十六日这天，她从使馆大门走出来，看了一眼停车场：她那辆小型路虎汽车就停放在那里。

在钢板墙以内，她可以看到泽伊采夫所看不到的使馆大院的内部景色。她站在五级台阶之上，由此可以通往下面的沥青停车场，那里点缀着整齐的草坪、小树、灌木和绚丽的花坛。越过钢板墙，她可以看到河对面高大雄伟的克里姆林宫，五彩缤纷的大教堂及其闪闪发光的金色洋葱头圆顶，耸立在把整个堡垒环绕起来的雉堞状的红墙上方，景色宏伟壮观。

在她的两旁，有两个斜坡通到高处的使馆大门口，只有大使的汽车可以开到上面去。低级别的人，只能把汽车停在坡下，然后步行进去。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不顾自己的前途，在瓢泼大雨中把他的大众甲壳虫小汽车开到坡上，停在了门廊下面。几分钟后大使抵达，但发现路被堵住了，只得在台阶下面钻出劳斯莱斯汽车，步行进入使馆。他被雨水淋湿了，心里很不高兴。

西莉亚·斯通走下台阶，朝门卫点点头，钻进她那辆鲜红色的路虎车，发动了引擎。当她把汽车开到出口的大门停下时，钢板大门慢慢朝旁边滑开了。她驾车驶出大门，开到索菲亚河岸，然后左转向着石桥驶去，奔赴她的约会地点。她已与俄罗斯《今日报》的一名记者约好一起吃午饭。她没有注意到一个衣服肮脏的老头正拖着脚步跟在她的身后，她也不知道，这天上午，她的汽车是第一辆驶离使馆的。

石桥是横跨索菲亚河的最古老的一座固定式桥梁。过去，人们使用浮桥，在春天架设起来，到冬天拆除，因为等河水结冰，汽车就能通行。

这座石桥又高又大，不但跨过河流，还穿越了索菲亚码头。如果要从码头开车上桥，就必须再次左拐，行驶约一百码的距离，抵达引桥与道路的接坡处，然后掉头才能驶上桥面。但行人可以通过台阶直接从码头走到桥上，兔子就是走台阶上去的。

当红色的路虎车开过来时，兔子就在石桥的人行道上。他举起双臂挥舞，但车内的女人吃惊地看了一眼便继续开车前行。泽伊采夫无望地去追赶汽车，他记住了汽车的俄罗斯登记牌照，看到车子在大桥北端稍微左转，进入了博罗维茨基广场繁忙的车流之中。

西莉亚·斯通的目的地是兹纳蒙卡大街上的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这家酒馆不像莫斯科人通常去的小酒馆，其实是爱尔兰人开的。爱尔兰大使要是在除夕夜能及时离开闹哄哄的外交宴会，多半喜欢去这儿消磨时间。酒馆也供应午饭。西莉亚·斯通选择在这里与俄罗斯记者见面。

因为许多俄罗斯人消费不起汽车或汽油，她没花多少工夫就找到了停车位。她把汽车停在一个角落，然后往回走。与往常一样，每当一个有明显特征的外国人接近饭店时，流浪汉和乞丐就会从门洞和人行道聚集过来，把外国人截住乞讨食物。

作为年轻的外交官，在赴任之前，伦敦的外交部就已经向她做了简单的情况介绍，但现实总是使她吃惊。她遇到过伦敦地铁站和纽约小街巷的乞丐，他们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只能在那里栖身，但在莫斯科这个遭遇了饥荒的国家首都，伸手要钱或要饭的可怜人，不久前可能还是农民、战士、白领或店主。她想起电视里播过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情况的纪录片。

身材高大的门卫瓦季姆站在酒馆门口，他看到了几码之外的她，于是跑过去粗暴地推开挡道的俄罗斯同胞，以便留出一条安全通道让这位贵宾进来，毕竟，她能给酒馆老板带来硬通货消费。

看到俄罗斯人这种侮辱乞丐同胞的做法，西莉亚很不高兴，发出了轻声的抱怨。但瓦季姆伸出颀长强壮的胳膊，挡住了将手伸向她的一排流浪汉，推开饭店大门，把她引到了里面。

对比非常强烈。外面是尘土飞扬的街道和饥饿的乞丐，里面是正在欢声笑语享受大鱼大肉的午餐的几十名客人。西莉亚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每当在外就餐，她总是想把自己的盘中餐和外面饿着肚子的人分享。和蔼的俄罗斯记者在角落的一张餐桌边向她招手，他没有这样的困扰。他正在研究菜单上的开胃菜俄罗斯冷盘，随后点了一盘大对虾。

兔子泽伊采夫还在脚步沉重地苦苦寻觅。他在博罗维茨基广场找那辆红色的路虎车，但它不见了。他又去检查广场左右两侧所有的街道，但都没有红色车辆的影子。最后他决定去广场远处的大街上看看，他看到了它，喜出望外，车子在前方两百码远处，就停在酒馆门口的一个角落里。

与其他许多耐心等待的普通人一样，泽伊采夫在路虎旁边找了个地方歇脚，又开始了等待。

内罗毕

一九八三年

杰森·蒙克十年前是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如今的他已经和许多同学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记得诺尔曼·斯坦，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寻常。蒙克来自农村，身材中等，但肌肉强壮，是橄榄球运动员，斯坦则来自弗雷德里克斯堡的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他不喜欢运动。相似的幽默感使他俩成为了朋友，如果说蒙克有语言天赋，那么斯坦差不多就是生物系的天才。

诺尔曼比蒙克早一年毕业，以最优异的成绩直接升入了学校的医学院。他们日常仍保持着联系，圣诞节时会相互寄贺卡。两年前，在蒙克还没去肯尼亚任职的时候，他曾在经过华盛顿一家饭店大堂时，看见他的老同学在独自用午餐。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半个小时后，斯坦的午餐伙伴才到达。其间，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的近况，蒙克撒了一个谎，说自己在国务院工作。

斯坦当时已经当上了医生，还获得了热带医学博士的学位，当时他喜气洋洋的，因为他刚被分配到沃尔特里德的陆军医院从事研究工作。杰森·蒙克在内罗毕公寓里查了一下通信录，然后拨了一个电话。铃声响过十次以后，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来接听了。

“你好。”

“嗨，诺尔曼。我是杰森·蒙克。”他停顿了一下。

“好极了。你在哪里？”

“内罗毕。”

“好极了，内罗毕，当然。你那里现在是几点钟？”

蒙克告诉他，是中午。

“可我这里他妈的是凌晨五点钟哎，我的闹钟定在七点钟，昨晚照顾孩子，半夜里才睡下。看在上帝的份上，小家伙正在长牙齿。多谢了，朋友。”

“别急，诺尔曼。告诉我，你听说过一种叫类鼻疽的疾病吗？”

诺尔曼停顿了一会儿。他的声音再响起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蒙克编了一个故事，当然，不是关于苏联外交官的。他说的是一个五岁的孩子，是他一个熟人的儿子，似乎那男孩很可能会死掉。他听说，好像美国有办法对付这种怪病。

“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斯坦说，“我要打几个电话，然后再联系你。”

蒙克的电话响了，这时候已经下午五点钟了。

“这个，嗯，也许是有这么回事，”内科大夫说，“你听着，这是一项完全创新的研究，还处在原型阶段。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到目前为止，似乎效果还可以，但我们还没有上报给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更不用说获批了。我们还没有完成实验。”

斯坦所描述的是一种早期的头孢类抗生素，在一九八三年时还没有名称，要到八十年代后期才进入市场，叫作头孢他啶，当时，这种药物被简称为CZ-1。今天，它是治疗类鼻疽病的标准药物。

“这也许有副作用，”斯坦说，“我们还不知道。”

“产生副作用要多长时间？”蒙克问道。

“说不准。”

“好吧，如果孩子三个星期后会死去，那还会有什么损失呢？”

斯坦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知道。这违反所有规定。”

“我发誓，没人会知道的。帮个忙，诺尔曼。看在那时候我为你介绍过那么多女孩的份上。”

他听到从美国马里兰州切维蔡斯那边传来愉快的笑声。

“如果你敢告诉贝基，我可饶不了你。”斯坦说完后，他们就结束了通话。

两天后，蒙克在使馆收到一个包裹。包裹是通过国际空运快递公司邮寄过来的，里面有一个真空瓶子，瓶子里装着干冰。一张没有署名的便条上写着，干冰里有两个药瓶。蒙克给苏联使馆打了个电话，给商务处的二秘图尔金留了个口信：别忘了今晚六点钟我们一起喝啤酒。该信息被报告到了库利耶夫上校那里。

“这个蒙克是什么人？”他问图尔金。

“他是美国外交官。他似乎对美国在非洲的外交政策很失望，我想把他发展为我们的耳目。”

库利耶夫重重地点了点头。这是好事，是可以向亚谢涅沃[46]汇报的事情。

在荆棘树咖啡馆，蒙克把包裹递了过去。图尔金似乎很担心，因为他害怕被自己人看到他们在一起。包裹里有可能藏着钱。

“这是什么？”他问道。

蒙克告诉了他。

“这也许没有效果，但不会有什么坏处。这是我们新研发出来的。”

苏联人紧张了，他的眼神变得冷漠。

“这件……礼物，你想得到什么回报？”显然，肯定是要有回报的。

“你是在为孩子着想，还是在演戏？”

“不是演戏，这次不是。你我这样的人一直在演戏，但这次不是。”

事实上，蒙克已经去内罗毕总医院核实过了，温斯顿·莫伊大夫确认了基本情况。很残酷，但这世界本来就很残酷，他心里想道。他从餐桌边站了起来。按理，他应该从这个人身上榨取一些情报，一些秘密情报，但他知道小孩子的生命不能作为一个条件，这次不行。假如他真的那么做了，那他也许就与纽约布朗克斯街头的清洁工差不多了。

“拿去吧，朋友，希望能起到作用。免费的。”

他走了，走到半路，他听到后面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

“蒙克先生，您懂俄语吧？”

蒙克点点头。“一点点。”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你会理解‘斯帕西波’[47]这个词语的意思。”

刚过两点钟，西莉亚离开罗茜奥格雷迪酒馆，走到了自己汽车的驾驶座位旁。路虎车有中央锁控系统，在她打开驾驶座的车门时，旁边的副驾驶座车门锁也打开了。她坐进去，系上安全带，发动汽车准备离开。这时候，副驾驶座车门开了。她抬起头来，吃了一惊。一个老头弯着腰站在敞开的车门边，他穿着一件磨破了的旧军大衣，翻领上挂着四枚脏兮兮的奖章，下巴上留着胡茬。他张嘴说话时，露出了三颗亮晶晶的钢门牙。他把一份文件扔到她的膝盖上。她懂俄语，以后她会复述他所说的话。

“请交给大使先生，为了啤酒。”

他的出现使她大吃一惊。他显然是个疯子，也许患有精神分裂症，这种人有可能很危险。西莉亚·斯通脸色苍白，她急忙驾车到了街上，敞开的车门发出砰砰的响声，直到汽车的惯性把它关上。她把这份荒谬的请愿书——或者不管它是什么——扔到前排座位底下，驱车返回使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