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这方面，当地人对我们很有帮助，”秘情局情报官说，“苏联人必须事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获得认可。我们得到了详细资料，然后在他们到来时，我们也能得到通知，所以可以备妥长镜头的照相机。是他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秘情局情报官翻找着一大叠卡片。

“有了。如果没搞错的话，他应该是三等秘书，年龄二十八岁，名字是乌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是鞑靼人。”

“不，”蒙克若有所思地说，“他是车臣人，是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克格勃？”英国人问道。

“嗯，是的，他是密探。”

“好，谢谢。要我们为他做点什么吗？向当地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混口饭吃。最好知道他是什么人。如果把他赶走，克格勃只会派人来接替。”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中情局同事问蒙克：“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只是直觉。”

不单单是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曾在亚丁的弗朗特尔酒店里喝橙汁。这一天，蒙克并不是唯一认出他的人。也门的两个部落人也发现了他，要为他们国家所遭受的屈辱报仇雪恨。

马克·杰斐逊乘坐八月八日下午的航班，抵达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受到了《每日电讯报》记者站站长的迎接。

这位明星时事政治评论家是中年人，身材瘦小，伶俐精干，有着一头稀疏的姜黄色头发和一脸同样颜色的短须。据说，他的脾气与他的身材和胡子一样，又急又躁。

为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与站长及其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要求直接把他送到位于马涅什广场的民族大酒店去。

到了酒店，他告诉同事，他要单独采访科马罗夫。如有必要，会通过酒店的服务，租用一辆带司机的轿车。好意遭谢绝后，记者站站长驾车离去了。

杰斐逊去登记入住，高个子的瑞典人酒店经理彬彬有礼，亲自为他办理手续。他的护照留在了酒店前台的服务员那里，因为要复印有关情况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以便让对方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有何等重要。

一进入房间，他就拨打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来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完美的、略带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正等待着与您的会面。”

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面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七点钟，因为俄罗斯政治家科马罗夫整个白天都不在市内。他们将派司机来接他。

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里吃了饭，然后就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吃过培根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想去散步，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项活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被剥夺。

“散步？”瑞典人总经理困惑地皱起了眉头，“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活动一下身体。或许去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附近看看。”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这样更舒服，也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要的是散步。但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只带上了一叠百万票面的卢布以便应付乞丐。这些钞票对流浪汉来说足够了，也不会引起别人拦路抢劫——运气还算好的话。

这位英国记者虽然在时政评论部门工作得很出色，但他的记者生涯一直是以伦敦为基地做的时政报道，从来没有作为驻外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新闻。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不是很高兴。

他以前到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当政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那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在乘坐出租车离开机场、在豪华酒店和在英国外交官的圈子里。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单调且肮脏的城市，没想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因此，即使是沿着河边的码头散步，或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花园转悠，他总会遭到一些社会弃儿的纠缠，他们似乎到处睡觉。有两次，他认为身后有一伙年轻歹徒在尾随。他看到的轿车似乎都是军车、警车或权贵的豪车。因此，今晚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尖锐的问题。

午饭前喝酒时，他决定留在酒店里不出去，等待库兹涅佐夫先生打电话给他。他发现酒吧里只有他和一个厌世的加拿大商人，没有其他客人。同是酒吧里的陌生人，他们二人开始聊天。

“你来莫斯科多久了？”加拿大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

“要住很久吗？”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倒是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个星期了，想做些生意。可我告诉你，这地方有点怪异。”

“生意没做成？”

“哦，不，合同倒是签了一些。我有办事处，也有客户。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子边，开始解释。

“我带着木材生意的介绍资料来到这里，在一座新的写字楼里租了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来敲门了。外面站着一个人，西装革履，穿戴干净时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新的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想与我达成交易。他们要从我的每一笔生意中提成百分之五十。作为交换，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业务所需的许可证、配额、特许权或者其他书面文件。他们一个电话就能搞定官方，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百分之五十提成。”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叫作‘保护伞’，可以提供保护。没有这个保护，就别想很快办成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站不住脚跟。他们会捣乱的。”

杰斐逊难以置信地凝视着他。

“天哪，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种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西方观察家感到惊奇的一个现象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点是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迅速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了。一些外国人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实体，其实不然。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在海外活动过。但它确实存在，而且势力范围分布广泛，各地都有兄弟会，黑帮首领和成员极为效忠组织，愿为其卖命，并以相应的文身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曾试图摧毁黑社会，把成千上万的黑社会成员送进了劳改营。其唯一结果是，在劳改营卫兵的默许下，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他们宁愿在里面过着平静的生活，也不想让他们的家人受到牵连或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老板，实际上是在劳改营的棚屋里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的。

最后，即使党的领导人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定。

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境内唯一办事效率高的团体。一家工厂的厂长也许会发现，由于某个阀门的损坏，导致他的主机器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渠道，那么他要等待半年到一年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此期间，他的整个工厂将会停工。

或者，厂长可以通过亲戚联系黑手党帮忙。这样，阀门在一星期内就可以到货。随后，他厂里的一批钢板会出现在另一家急需钢板的工厂，而这位厂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位厂长都会伪造自己的记录，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正常供销”。

僵化的官僚主义，加上原材料的严重不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导致所有的齿轮和车轮停止转动，这时候，黑市是唯一的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来维持生命，在最后的十年里，其经济完全依赖黑市。

黑手党完全控制着黑市。一九九一年之后，黑市从地下走向繁荣、走向扩展。其扩展的速度非常之快，从以往的非法营生，如酒类、毒品、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手党以极快的速度实质性地、无情地接管了经济。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种结果。第一个因素是在遭受任何挫折时，俄罗斯黑手党有能力立即实施大规模暴力活动，其暴力程度，就连美国黑手党也会被吓倒。任何人，不管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要是胆敢拒绝黑手党渗入其企业，将会得到一次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是被处死。他们甚至对大银行的行长也采用这样的手段。

第二个因素是警察的无能。由于资金和人力不足，警方对大量出现的犯罪和暴力活动没有警觉，也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去对付。第三个因素是到处存在的腐败传统。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间，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断持续，这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那段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二比一，就价值和购买力来说，这种人为规定的汇率荒唐滑稽，但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强制实行。这个国家缺少的不是钱，而是商品，问题是有钱买不到商品。通货膨胀耗尽了人们的储蓄，挣固定工资的职员变成了贫民。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要求他们在查处伪造驾照时不接受钞票了。

但这只是小的方面。俄罗斯黑手党还渗透到了高级公务员群体中，几乎把整个官僚体系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在俄罗斯，官僚主义到处存在。因此，许可证、执照、地皮转让和特许经营权等，全都可以很快地从颁证机关的公务员那里买到，从而为黑手党创造了惊人的利润。

俄罗斯黑手党的另一个能力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从传统的非法营生（依然牢牢地抓住不放）转向了合法生意。美国黑手党人花整整一代的时间才意识到，用非法经营产生的利润去搞合法经营，不但能增加利润，还能洗黑钱。这方面，俄罗斯黑手党只花了五年时间。到一九九五年，他们已经拥有并控制了国家经济的百分之四十，并且已经走向了国际市场，他们的三大专业领域是武器、毒品和侵吞，并以迅捷的暴力行动作为后盾，目标是整个西欧和北美。

麻烦的是，一九九八年时，他们把生意做过了头。贪得无厌破坏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一九九六年，价值五百亿美元的俄罗斯财产被偷盗并非法出口，其中大部分是黄金、钻石、贵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这些物资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从政府机构的官僚那里低价买来的，到国外后以美元出售。其中一些美元重新兑换成巨额卢布，带回国内开展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则被藏在了国外。

“麻烦在于，”怀亚特先生喝干了啤酒，沮丧地说，“这种出血活动已经搞得过火了。腐败的政治家、更加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黑帮人物，已经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不会再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兴起》吗？”

“读过，很久之前。怎么啦？”

“还记得有关魏玛共和国最后日子的描述吗？失业者排起长队，街道上到处都有人犯罪，人们耗尽了终身积蓄，还有施粥场，以及在国家即将破产的时候，侏儒们在议会大厦里的激烈争辩和大喊大叫。嗯，你现在看到的正是那种景象。历史重演了。哦，我要走了，与别人约好了在楼下碰面，一起去吃午饭。很高兴与你聊天，先生，您贵姓……”

“杰斐逊。”

这个姓氏并没有使他想起什么。显然，怀亚特先生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报》。

有意思，在加拿大人离开后，这位伦敦记者这么想着。他从报社资料室的剪报里所了解到的情况表明，今晚要与他见面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晚上六点半，杰斐逊正在门口等候，一辆黑色加长型海鸥轿车来到他面前。他总是很守时，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深灰色宽松裤、鲜亮的西装和干净的棉布衬衣，还系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上去精干、整洁、讲究，百分之百英国人派头。

海鸥轿车穿行在傍晚的车流中，朝北驶向基赛尔尼大街，在花园环路口前转弯，进入一条小街。在接近绿色大铁门时，司机从夹克口袋里掏出通信器，激活了上面的一个警示按钮。

墙上的摄像头摄录了正在驶近的海鸥汽车，门卫通过监控器检查了汽车及其牌照。车牌号码与他所期待的汽车相符合，然后大门滚动着打开了。

汽车进去后，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身份证，朝后面瞟了一眼，随后点点头，把道钉放了下去。

接到门卫的报告后，库兹涅佐夫先生已经在别墅入口处迎候客人了。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二楼一间设施齐备的接待室，这房间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的尼·伊·阿科波夫的办公室。

伊戈尔·科马罗夫不允许别人当着他的面抽烟或喝酒，这个杰斐逊是不知道的。他从未听说过，因为根本没人提起过。不喝酒的俄罗斯人很少见，这毕竟是一个以喝酒来展示男性雄风的国度。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录像里，手里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看不出是不喝酒的。他有所不知，科马罗夫的酒杯里面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有咖啡可供选择，杰斐逊婉言谢绝了。

过了一会儿，科马罗夫进来了。他仪表堂堂，五十岁左右，头发灰白，身高六英尺不到一点，一双淡褐色的眼睛被他的支持者描述为具有“催眠功能”。

库兹涅佐夫马上站了起来，杰斐逊也跟着站起来，但动作稍慢了一些。这位公关顾问为他们作了介绍，双方握了手。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来，那是一把皮椅子，比其他两人坐的椅子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