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人质困境——一群囚徒的游戏（1）

当一群人面对歹徒或威胁时，人质联合固然能制服歹徒或威胁者，但“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做出的，因为谁先呼吁大家起来反抗，谁就会第一个遭受威胁或制裁。对每一个被“绑架”的人质来说，最佳策略选择就是藏在人堆里等待时机，等待多数人都起来反抗，再随之反抗，或者等其他人质反抗成功，自己坐享解除威胁的成果。自己不动，即使大家都不动，最起码也能保证暂时的安全，从结果看，这种策略选择仍是最优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或几个“歹徒”可以“绑架”一群人，一小部分人可以控制一大部分人的原因。

被绑架的理性人群

“人质困境”的出现，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理性的人质。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记载：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率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分晋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也是《资治通鉴》中讲的第一个故事。当时，进入战国时期的晋国几乎由智、魏、韩、赵几个政治集团控制，而其中又属智家实力最大。智伯控制着晋国的中央实权，掌控着晋国国君的废立，他也一直想削弱魏、韩、赵三个集团，独霸晋国。

首先，智伯向韩康子要土地，韩康子不想给。韩康子的家臣段规说：“智伯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不给他土地，他必来打我们，不如给他。我们给了他，他同样会向魏、赵两家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的话，必定会发生战争。如此，我们可以免于祸患而静待事情的变化了。”韩康子一听有道理，把有万户人家的一块土地割让给了智家。

智伯很得意，又向魏桓子要土地，魏桓子也是不想给，他的大臣任章说：“为什么不给他呢？智伯无故索地，诸大夫必然害怕。而我们给他地，智伯必然骄傲。到时他骄傲轻敌，我们就有机会联合其他大夫对抗他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独自对抗智伯，成为他的人质呢？”魏桓子一听，也割了一块土地给智家。

先不论割地的后果如何，段规和任章的话表现的就是典型的人质心理。一个说不给地，他就会打他们，不如先给他，看事态变化再做打算。一个说先给他地，让他骄傲轻敌，然后再想办法联合其他人对付他。二者的思路一致，就是绝不做第一个出头者，否则就要挨打。而且，一旦与智家交战，自己一家独自面对智家的武力，让其他家坐享好处，那是很不划算的。不管他们如何表现出长远的眼光，说什么“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或“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其实真正顾虑的都是眼前的利益。只要现在这个时候不挨打，不如就先向敌人妥协，他们等待的都是其他人先起来反抗。

而事情的转机，就是智伯又向赵襄子索要土地，“襄子弗与”。假如赵襄子如魏、韩两家一般，也割地而求暂时的和平，等待其他两家的行动，那第一轮的博弈，就是智伯完胜了。他很快就会展开第二轮的索要土地，直至将韩、魏、赵三家都纳入囊中。不过，幸运的是，赵襄子没有割地，所以韩、魏两家大臣的话也只能说是侥幸蒙对了。人质就是人质，当处于“人质”的困境，想到的就是“人质”的策略。

当人变成“人质”，受到赤裸裸的屠刀的威胁，那只有噤若寒蝉，俯首听命了。即使“歹徒”指鹿为马，你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秦纪三

二世皇帝三年（前207）记载：初，中丞相赵高欲专秦权，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过。高前数言“关东盗无能为也”，及项羽虏王离等，而章邯等军数败，上书请益助。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八月，沛公将数万人攻武关，屠之。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水，沈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乃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兵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乃立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社南宜春苑中。

秦始皇死后，即位的是秦二世胡亥。秦二世一即帝位，便专心享乐去了，朝政都交给宦官赵高打理。赵高野心很大，手段也狠辣，他想独专秦朝大权，又怕有人反对，就先玩了个“指鹿为马”的游戏。一天，赵高让人牵了一头鹿到议政的大殿上，他指着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马。”秦二世大笑着说：“丞相，你眼花了吧，怎么说鹿是马呢？这分明就是一头鹿嘛。”赵高可不是眼花，而是要验证一下谁是秦王朝真正的统治者。于是，他问大臣们这到底是鹿还是马。众臣面面相觑，都明白赵高是什么意思，有的沉默不答，有的附和赵高说是马，只有个别正直不怕死的大臣说是鹿。而第二天，说是鹿的大臣都被赵高杀掉了。从此，其余群臣都畏惧赵高，成为赵高权柄下的“人质”，没有人再敢说他的不对了。

赵高“指鹿为马”，就是想验证一下人心向背，然后进一步清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势力。而众臣都是囚徒，面对赤裸裸的屠刀，唯有做一个听话的“人质”，才能暂时保命。而那些不听话、强出头的，都遭到了赵高的屠杀，这又进一步威慑了“人质”，让群臣更加唯赵高之命是从。

很多人都不明白，赵高一个阉人，怎么能把持朝政那么久？究其原因，是秦二世把大权都交付于赵高手上，让赵高为所欲为，最后连他自己也反受其制。权力的可怕，就是谁掌握权柄，谁就可以肆意杀人。到最后，赵高连秦二世也没放过。要说没有秦二世，就没有赵高的专权，可没有赵高，秦二世也做不了皇帝。二人一直属于合作关系，但赵高弄权，残杀异己，当天下大乱，群雄起来反抗暴政的时候，赵高又一直隐瞒实情，对秦二世说形势一片大好，尽在掌握之中。可是，当反秦的义军越来越多，赵高再也瞒不下去时，他又怕秦二世生气杀了他，所以他就先下手了。

秦二世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赵高派来杀他的阎乐等人闯入后宫时，他才恍然大悟。秦二世十分愤怒，召左右前来护驾，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此时，秦二世身边就剩了一个宦官，秦二世无奈地揪住他问：“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实情呢？现在弄成这样，该怎么办呢？”这位宦官说了句大实话：“臣就是不敢说实话，才保全了性命啊。假如臣早说了实话，那早就被诛杀了，哪里还有命活到今天？”

可见，一个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质，就是这样可怜。唯有保持沉默，唯有顺从绑架者，才能苟延活命。

独裁者掌握政权，其他人就只能为人质，顺其者昌，逆其者亡。不到忍无可忍的时刻，谁都不敢轻举妄动。这样的剧目，在很多朝代都上演过。

魏纪十

元皇帝咸熙元年（264）记载：初，吴主之立，发优诏，恤士民，开仓廪，振贫乏，科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养于苑中者皆放之。当时翕然称为明主。及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张布窃悔之。或谮诸吴主，十一月，朔，兴、布入朝，吴主执之，徙于广州，道杀之，夷三族。

晋纪一

世祖武皇帝泰始元年（265）记载：“春，三月，吴主使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洪璆与徐绍、孙彧偕来报聘。绍行至濡须，有言绍誉中国之美者，吴主怒，追还，杀之。

……

秋，七月，吴主逼杀景皇后，迁景帝四子于吴；寻又杀其长者二人。

……

吴散骑常侍王蕃，体气高亮，不能承颜顺指，吴主不悦，散骑常侍万彧、中书丞陈声从而谮之。丁忠使还，吴主大会群臣，蕃沉醉顿伏。吴主疑其诈，舆蕃出外。顷之，召还。蕃好治威仪，行止自若。吴主大怒，呵左右于殿下斩之，出，登来山，使亲近掷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首皆碎坏。

世祖武皇帝泰始二年（266）记载：吴主恶人视己，群臣侍见，莫敢举目。陆凯曰：“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吴主乃听凯自视，而它人如故。吴主居武昌，扬州之民溯流供给，甚苦之，又奢侈无度，公私穷匮。凯上疏曰：“今四边无事，当务养民丰财，而更穷奢极欲，无灾而民命尽，无为而国财空，臣窃痛之。昔汉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刘失道，皆为晋有，此目前之明验也。臣愚，但为陛下惜国家耳。武昌土地危险塉脊确，非王者之都。且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以此观之，足明民心与天意矣。今国无一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国有露根之渐，而官吏务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景帝以来，乃有千数，此耗财之甚者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群党相扶，害忠隐贤，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愿陛下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则天悦民附，国家永安矣。”吴主虽不悦，以其宿望，特优容之。

三国末期，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叫孙皓，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太宗景皇帝孙休去世时，大臣濮阳兴、张布等人以国家动荡，需成年君主来立国为由，拥立了孙皓为帝。孙皓刚即位时，的确曾表现出英主的气象，不但体恤百姓，开仓赈灾，还“科出宫女以配无妻者，禽兽养于苑中者皆放之”。可是，吴国臣民还没来得及拍手欢庆，孙皓就暴露出残暴不仁、奢侈享乐的本性。濮阳兴、张布等人后悔把他推上帝位，稍加劝谏，孙皓就把两人全部杀掉，并诛其三族，丝毫不念其拥立之功。

接着，孙皓又废杀孙休的皇后（先从太后贬为皇后）及孙休两个稍长的儿子。他要抬举自己的老爹，给他老爹追封皇帝的尊号，还要列入“纪”中记载（“纪”是史书中记录皇帝事迹的体例）。史官韦昭说不符合礼法，他就找个理由把韦昭弄进天牢，最后杀了这位七十多岁的史官。孙皓“大刀阔斧”，如砍瓜切菜一般，把吴国老臣、重臣几乎杀光，疯狂地消解着吴国的战斗力。

他讨厌别人看他，所以群臣们拜见他的时候，都不敢抬头，这就是孙皓将群臣囚为“人质”的最好注解。孙皓一上朝，就如同拿着屠刀对着群臣，谁不顺他的意，就要做他的刀下鬼。所以，那些大臣都成了他的“人质”。

其实，吴国政权在孙权死后一直不太安稳，孙亮为帝时，丞相孙峻就先挑动吴主，伏杀了辅政大臣兼大将诸葛恪。之后，孙峻的弟弟孙把持朝政，又杀了辅政大臣滕胤和大将吕据。吴主孙亮想除去孙，结果反被孙废掉。之后，孙立琅琊王孙休为帝，后被孙休除去。掌权的人换了好几拨，孙亮和孙休两个皇帝，一个被废，一个死得早，都不算是好结果。但孙皓这个暴君却在位子上坐了十七年，直至吴国被晋朝灭亡。究其原因，就是孙皓的暴政。屠刀的威慑力太过强大，以至于吴国的“人质”们都牢牢地被掌控在孙皓手中，不敢反抗。孙皓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人当政，万民遭戮，这就是“人质困境”中人质的无奈和无力。

面对威胁，人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所以“人质”都是相对理性的人质，这种理性迫使人暂时放弃反抗，以侥幸心理等待侥幸的生存。只要威胁还不到临界点，只要还不是无路可退，那“人质”多半会选择忍耐，选择被“囚”，这就是“人质困境”所描述的博弈常态。

勇敢联合，击破困境

当一群人陷入“人质困境”，其实只要多数人一起反抗，就会很容易反控制住“劫持者”。只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行动需要沟通与合作，而这个时候，任何沟通和合作都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扭转困境也就是难乎其难。但事情没有绝对，尽管大部分“人质”先采取明哲保身、见机行事的策略，但总有一两个会不怕牺牲，敢于拼命一搏。当有人敢于站出来振臂一呼的时候，其余的人最好的选择应该是一呼百应，共同奋起反抗。而不是继续观望，畏首畏尾。事实证明，勇敢联合，方能彻底摆脱困境。如果仅从个人利益出发，只顾个人眼前私利，不但难以发挥整个团体的最大力量，个人的最大利益也最终难以实现。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三家分晋”的故事，以此来验证这个道理。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记载：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智伯向韩康子和魏桓子索要土地，两家臣僚都以“先予之”的囚徒心理，说服自己的主人将地割给了智伯。接着，智伯又向赵襄子要地，结果碰了钉子，赵襄子“弗与”，于是智伯发兵攻赵。赵襄子逃到了晋阳，智伯用汾水灌晋阳，把晋阳淹得城内一片汪洋，连百姓做饭的灶膛里都生出青蛙来。而这时候，韩、魏两家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做智伯的帮手，不管是被绑架做了帮手，还是想等智伯打败赵家后分一杯羹，反正没有像当初他们的臣子段规和任章说的那样，待事情有变再做打算或“择交而图智氏”。他们眼看着赵家陷入困境，即将灭亡，还在继续做人质，而没有响应赵襄子的“弗与”，共同对抗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