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人质困境——一群囚徒的游戏(2)

其实,不管韩、魏两家是否帮智伯攻打赵家,他们都和赵家一样,是智伯控制下的“人质”。他们的选择应该是联合赵家,共同对付智伯。如果赵家灭亡,那智伯的势力更大,他接下来吞并的目标就是韩、魏两家。只可惜,韩、魏还在犹豫不决之中,不敢踏出反抗的一步,尽管赵家已经高举了反抗的旗帜,他们仍是没有胆量响应,却是相反地做了智伯的帮凶。

于是,智伯非常得意,得意得有点儿过了头,他带着韩康子和魏桓子一起视察水淹晋阳城的情况,发了句感慨:“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没想到一句话,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也提醒了暂时依附于他的韩康子和魏桓子二人。这两位互相推了推胳膊肘、踩了踩脚,立时会意。因为韩、魏两家的都城也在水边,今日智伯能水淹晋阳,明日也能用水淹自己。要说韩、魏两家真正有了反击智伯的想法,大概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他们依然没有主动联系赵襄子,而是等来了赵襄子的使臣。

晋阳危在旦夕之际,赵襄子的谋臣张孟谈悄悄出城,前来游说韩康子与魏桓子。张孟谈说:“唇亡齿寒。今智伯率韩、魏之师攻赵,赵灭亡后,下面就轮到你们了。”韩康子与魏桓子说:“我们也早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怕事未成就已败露,则大祸马上就临头了。”这又是典型的人质心理,既知道妥协要遭灭亡,又怕立马反抗就死于非命。张孟谈说:“此谋出自二位主上之后,而只入臣之耳,怎么会泄露呢?”意思是,我此来是为求精诚合作,只有我们三家知道,不会泄密。于是,韩、魏两家终于下决心背弃智伯,与赵襄子联合。

赵襄子派人悄悄杀了智伯的守堤之兵,反用水灌了智伯大营,韩、魏两家兵马,又从两翼攻打智伯军,智伯溃败,在逃跑中被三家兵马擒住。就这样,沉浸在吞并韩、赵、魏三家美梦中的智伯,被瞬间翻盘,做了刀下之鬼。赵襄子灭掉智氏一族,与韩、魏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和人口,三家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政权,称赵国、韩国、魏国。至此,三家分晋的故事圆满结束。

在这一场博弈中,我们看到,只要“人质”们勇敢联合,就能成功将结果转败为胜。而之所以“劫持者”长久地占据控制地位,就是“人质”缺乏勇气和彼此信息的沟通。在这一点上,韩、魏两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韩、魏与赵的联合稍显晚了一些,假如不是智伯过早暴露自己的野心,不是赵襄子主动派使臣出城游说(或者客观条件不允许其出城),那合作就无法达成,结果便是赵亡,其次为魏、韩。韩、赵、魏再无翻盘的机会,他们既不能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更不能实现作为“人质”团体的最大利益,成为彻彻底底的输家。

所以说,合作要趁早,更需要拿出一些勇气。归根结底,要从长远利益出发,谋长久的发展,而不能只顾眼前“保命”而已。当赵襄子掷地有声地向智伯发出“弗与”的时候,韩、魏两家就该马上响应,私下里秘密沟通,互明心志,精诚合作。三家及早共同反智,赵家既不用受亡族之困,韩、魏两家也不用受制于智伯,时刻被智家威胁。这对三家而言,都能保存和获得更大的利益,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而合作越晚,反败为胜的机会可能就越少,还有可能坐失良机,其风险系数并不低于早合作。所以,从获取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人质”都应该具有谋取合作的意识和行动,以促成合作的早日达成。

除了勇敢,合作还需要坚持。坚持到底,合作才有效,否则自相攻伐,那必给对手以可乘之机。

魏纪九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记载:春,正月,文钦谓诸葛诞曰:“蒋班、焦彝谓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怿又率众逆降,此敌无备之时也,可以战矣。”诞及唐咨等皆以为然,遂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伤蔽地,血流盈堑,复还城。城内食转竭,出降者数万口。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钦子鸯、虎将兵在小城中,闻钦死,勒兵赴之;众不为用,遂单走逾城出,自归于司马昭。军吏请诛之,昭曰:“钦之罪不容诛,其子固应就戮;然鸯、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坚其心也。”乃赦鸯、虎,使将数百骑巡城,呼曰:“文钦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又表鸯、虎皆为将军,赐爵关内侯。城内皆喜,且日益饥困。司马昭身自临围,见城上持弓者不发,曰:“可攻矣!”乃四面进军,同时鼓噪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诞窘急,单马将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马胡奋部兵击斩之,夷其三族。诞麾下数百人,皆拱手为列,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陈而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吴兵万众,器仗山积。

这一段讲述的是司马昭执掌曹魏政权后,诸葛诞、文钦等联合吴国,共同反抗司马昭的历史。当时,曹魏政权名存实亡,蜀国也已被司马集团灭亡,只剩下南方的吴国岌岌可危。

魏国手握兵权的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人不服司马氏掌政,先后起兵反叛。先是毋丘俭和文钦共同讨伐司马师(司马昭之兄),兵败后毋丘俭被杀,文钦投奔吴国,而司马师也病重身亡。

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也不服司马氏掌权,继毋丘俭和文钦之后,起兵反叛掌权的司马昭。从当时的情势分析,毋丘俭、文钦、诸葛诞,包括南边的东吴政权实际都是司马氏集团掌控下的“质徒”,因为东吴迟早要被司马氏灭掉。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作战,那是最佳策略选择。所以,文钦兵败后,带着儿子文鸳、文虎投靠了吴国,诸葛诞在起兵时,也把儿子送到吴国,请求吴国援助。诸葛诞投靠东吴,东吴人多了同盟,自然欢喜备至。吴主派将军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人带领三万人马,连同早先投降的文钦等共同援救诸葛诞,并封诸葛诞为大司徒、骠骑将军,执掌大军军权,一场“人质”联合,奋勇反扑的博弈就此展开。

要说这一次合作,算得上及时、迅速,几乎没有障碍。若是几股反司马势力一直能齐心协力,定能让司马昭头疼,司马昭要想平定叛乱,并进而攻灭吴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问题出在合作过程中,彼此意见不能达成一致,给敌人有力反击,导致内部自相诛杀。

在两军对峙过程中,司马昭督诸军二十六万围困寿春,将诸葛诞、文钦等人包围其中。吴将朱异所部兵马本为文钦的外援,但多次为司马军所败,后因解寿春之围不成,朱异竟被吴国当权者杀害,招致吴人不满。诸葛诞、文钦等都在寿春,等待吴军援救不至,军情告急。这个时候,矛盾就出现了。诸葛诞手下心腹蒋班、焦彝等主张集中兵力发动反攻,文钦却主张等候时机,不要得罪东吴。蒋班、焦彝一再主张诸葛诞出兵,惹怒了文钦。这时,诸葛诞为维护文钦的面子,也为保持合作的统一,表示要杀了蒋班、焦彝。蒋班、焦彝二人十分恐惧,竟偷偷出城投降了司马氏。而同时,寿春城内的全怿、全端兄弟因子侄在建业城内犯了事,中了司马昭的反间计,也出城投降,背叛了诸葛诞和东吴。至此,反叛未见成功,内部的合作力量却一再被削弱,露出失败之象。

到了第二年正月,文钦认为蒋班、焦彝出走,全怿、全端降敌,司马昭正得意无防备,可以进行反攻了。诸葛诞也同意了文钦的看法,于是组织力量突围,不料却又遭惨败,寿春城内缺粮,士兵们纷纷投降。这时,文钦为节省粮食,又提出放弃所有带来的北方士兵,与剩余的吴人坚守城池,此提议加深了他与诸葛诞的矛盾。诸葛诞怀疑文钦有反叛之心,索性杀了文钦。而文钦之子文鸳、文虎见父亲被杀,就出城归降司马昭。至此,诸葛诞只能孤军奋战,同盟军全部消散。不久,他也被司马昭灭了。

这本是一场“人质”反抗“劫持者”的博弈,虽然合作及时,但却因缺乏真诚与谋略而导致合作分崩离析,最终致博弈失败。反观司马氏一方,在文钦死后,司马昭积极拉拢文鸳、文虎兄弟,不追其责,给了其他想投降又不敢投降者以信心。虽然叛将诸葛诞联合了东吴,但司马氏集团也尽力争取一些可用的力量,同时瓦解敌方阵营,从而取得了博弈的胜利。

由此可见,要解除困境,合作不但要有远见,还要有魄力、有诚心。一旦选择合作,就应该想办法排除一切不信任的因素,尤其是在危急关头,更应团结一心,不可以动辄发生内讧或内斗。只有将合作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突破困境,取得己方的最大利益。

养敌自保,与对手合作

在“人质困境”的模型中,由于人质是完全理性的,也是完全自利的,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本能常常导致合作不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因“兄弟阋于墙”而随时会瓦解。

事实证明,只有当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达成一致时,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得到保证,合作才能持续发展和进行。如此,一个有力的协调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1987年,博弈论学者奥曼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就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息机制以及当事人对信息的反应,使原本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比如,在路口设置红绿灯,经济贸易中设置金融中介组织,各种社会媒体及中介组织,都是为了让各方在合作中走向共赢。也就是说,一个大家都能遵守的信号或者一个强有力的协调组织,可以让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脱出来。

但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信号或组织是不存在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形,我们又该如何破解“困境”呢?一种有效的博弈策略,就是与对手进行沟通,双方联手达到利益最大化。换言之,就是在我们和对手陷入“人质困境”之前,及时悬崖勒马,从对抗转为合作。养敌以自保,避免“困境”的出现,也叫防患于未然。

历史上,那些功臣宿将为皇帝打下江山,而后陷入“人质困境”,被皇帝杀戮的事件不在少数。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刘邦建汉后,诛杀韩信、黥布等异姓王;明初朱元璋除掉胡惟庸、蓝玉等权臣宿将皆是如此。作为当权者下属的“走狗”要想不被烹杀,那就不要把“狡兔”赶尽杀绝。因为“狡兔”不死,“走狗”就有用途,主人自然不会把“走狗”除掉,这就是与对手联合,养敌以自保之计。

唐纪六十八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乾符三年(876)记载:宋威击王仙芝于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纵遣诸道兵,身还青州。百官皆入贺。居三日,州县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时兵始休,诏复发之,士皆忿怨思乱。八月,仙芝陷阳翟、郏城,诏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发兵击之。安潜,慎由之弟也。又命昭义节度使曹翔将步骑五千及义成兵卫东都宫,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守东都,又诏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选步骑二千守汝、邓要路。仙芝进逼汝州,诏邠宁节度使李侃、凤翔节度使令狐绹选步兵一千、骑兵五百守陕州、潼关。

加成德节度使王景崇兼中书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执刺史王镣。镣,铎之从父兄弟也。东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王仙芝、尚君长罪,除官,以招谕之。仙芝陷阳武,攻郑州,昭义监军判官雷殷符屯中牟,击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邓。

王仙芝攻郢、复二州,陷之。

……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淮南节度使刘邺奏求益兵,敕感化节度使薛能选精兵数千助之。

郑畋以言计不行,称疾逊位,不许,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后,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疮痍数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来,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无进讨之意。曾元裕拥兵蕲、黄,专欲望风退缩。若使贼陷扬州,则江南亦非国有。崔安潜威望过人,张自勉骁雄良将,宫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孙,严而有勇。请以安潜为行营都统,瑑为招讨使代威,自勉为副使代元裕。”上颇采其言。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乾符四年(877)记载: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与战,不利,贼遂围宋威于宋州。甲寅,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杀贼二千余人,贼解围遁去。

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发动了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平卢节度使宋威向朝廷请求补给兵马,负责讨伐贼寇。唐朝马上同意了宋威的奏请,任命他为讨贼招讨使,并给他增派了人马。宋威是员老将,也曾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临告老之际,却遭王仙芝打劫地盘,他自然是非常不爽。宋威在沂州大败王仙芝,杀了不少人,的确给了王仙芝迎头痛击。但他高兴过了头,未确查王仙芝下落,就上报朝廷说王仙芝已死。朝廷上下举国欢庆,以为贼患已除,可仅高兴了三天。三天之后,王仙芝又在其他地方拉起杆子,挑起反唐大旗,力证自己未死。这下好了,宋威剿寇未捉敌首,还谎报军功,声名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士兵们刚接到解散归家的命令,现在又要被召集起来打仗,个个怨愤不已,士气低落。

自此,宋威恨上了朝廷,剿敌之心也锐减,他曾对手下人说:“历朝历代,朝廷常常辜负功臣,我们胜了,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不如养敌以自保。”于是,宋威所率的唐军与叛军总是保持三十里的距离,若叛军靠近,宋威就出击;若撤走,他也不追赶,任由王仙芝、黄巢军在自己设置的安全距离外烧杀抢掠。在兵部侍郎郑畋给朝廷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宋威养敌自保的迹象,他说:“宋威年老多病,自从谎报军功以来,诸将领都对他不服。他现在率部滞留亳州,已毫无讨贼之心。”就是说,宋威拥兵自据,只求自保,而没有将贼寇荡平的尽忠之意。

第二年,宋威退居宋州,王仙芝又率叛军围困宋州。堂堂讨贼总司令被叛军围困不得出,幸亏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军前来救援,杀敌两千多人,宋州才得以解围。由此可见,宋威所部,战斗力极弱。后来,王仙芝率领的叛军到处烧杀抢夺,声势浩大,数次向唐王朝发出请降帖,希望朝廷招安。王仙芝是贩私盐出身,并没有抢夺天下的雄心,起义不过是想捞个官做做,光耀门楣,总不能一辈子都当草寇啊。这是王仙芝的政治理想,他四处攻城略地,不过是为自己捞取向唐王朝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

但不幸的是,他碰上了宋威,宋威不允许他投降。王仙芝七次发出投降帖,宋威都私自扣下了,根本没向朝廷上报。后郑畋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也说:“宋威欺罔朝廷,败衄狼藉。又闻王仙芝七状请降,威不为闻奏。”宋威之所以不允许王仙芝投降,一是恨王仙芝该死时未死,让他丢尽了脸面。假若王仙芝得到招安,成为他的同僚,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二是有更深层的意思,王仙芝投降,朝廷贼患解除,他这位讨贼总司令就没得当了。而且他讨贼不利,除了谎报军功,闹了一次乌龙事件,也没取得其他战绩,搞不好朝廷会来个秋后算账,将他革职查办。所以,他要留着王仙芝和黄巢,让他们尽情地闹,尽情地攻伐。这样贼寇未除,朝廷就绝不会轻易诛杀讨贼将帅。

宋威的策略选择,就是养敌自保。他这种做法,导致黄巢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唐王朝几乎被这次起义灭亡。在史学家和许多忠义之士眼里,宋威的行径是可耻的,他当然是要遭到诟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