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创造源泉(2)

1.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忍耐力和包容性。

中华文化是具有强大忍耐力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历经沧桑而文脉不断，积淀了深厚的底蕴。中华文化的忍耐力是保持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品质和能力，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逐步锤炼形成并不断强化的持久韧性，是中华文化独特的品性。数千年来积淀起来的庞大而丰厚的价值底蕴所形成的独特的中国智慧，始终为中华文明摆脱困境并实现持续发展提供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中华文化一向注重价值的践行融入到大众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国家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的各层次各方面。价值熏染和教化无处不在，表现出极强的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是支撑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直到今天，这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中华文化的强大忍耐力，是文明自信的重要支撑，是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不可否认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及影响。没有众多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今天的中华文化就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今天的中华民族已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愿意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在一个政府下和谐共处，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中华文化由于是在连绵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不断充实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天然的包容性，从而也是中华文化不断兴旺发达的内因之所在。在科学方面。十八世纪以前，中国的物质文明高于西方之上。在艺术方面。中国的文学属柔性的，与儒家偏重义务的刚性正好互为调剂。中国的文学，在表现形式上以诗歌、散文为中心，这是一种偏向同情慰藉的轻灵抒情小品。中国的书法艺术独具一格，即而绘画亦因外形之单纯、调和，而具有可以洗净人世间杂乱冲突的作用。中国的宗教，以道教而言，向来强调万流归宗，能够容纳各教派；以佛教而言，则熔教养与实际人生于一炉，创为新的宗派，重视心智的自由发展，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在治国理政方面。中国自秦统一后就实行郡县制度，皇帝世袭，只为天下一统之象征，下由士人出身的宰相担负实际行政，为政府首脑，选贤举能，以弥补皇帝一人专政之缺陷，而全国官吏，也是公开考选录用，既可奖掖人才，又不失公平。从法律看，中国法治的全部之精神，可以概括为重人品、重等级、重责任、论实际、论关系、去贪污、定主从、定等次，重赔偿、重自首、避操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的精义。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于具有形声兼备的原则，遂使两者保存着密切互补依存的关系。一则得以靠文字的统一而使语言不致过远变动和分离，二则不论社会新事物如何增加，语言如何变动，只要把旧字另行分配组合，便等于增添新字，适应新的需要。因此，中国文字虽在追随语言，而仍能控制语言。这样就可以使广大地区的中华民族同胞有一个表达思想的共同标准，有助于大一统的凝成。在风俗习惯方面。本来风俗习惯系指自古以来一种相习成风的观念和习俗，时间一久便为一个民族全体所遵守，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支配这一民族的思想与生活。

这些观念和习俗，包括食、衣、住、行的方式及祭祀、婚丧、社交的礼节等。风俗习惯具有一种固定性，不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大家既然乐于共同融合在同一个社会中，自然有理由应当促进社会内部之团结。由于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又特别重视人文道德，礼仪之邦，凡事求其合乎情理，具人情味、富世界性，容易为外来人所接受。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不但使本身力量加强，使对外的抗拒力强化，不易被消灭，并能融化外来民族，扩大本身组织。这样，在历史长河的波浪式前进中，即使不幸暂时失去政权的控制，亦可赖此昌明文化而复兴、而绵延。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实现伟大复兴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中华文化崇尚亲和友善的人际关系。

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黄河不时溃决的状况，容易使人感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而特别重视人格修养，稍忽事功。凡事求其心安理得，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合乎人道，即是一善人，即是一有道德的人。至善即最高道德，人而至善，即等于达于神的境界、天的境界，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因此，中国的哲学重人生实践，强调人际关系的调整。

中国文化的这一精神，即所谓人文道德精神，发生于远古时代。到春秋时代，天生圣贤，诞生孔子，赖以传延，遂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基本精神，也成为对待四裔民族的基本政策。诸如宽容好客、朴实无诈、坚苦强韧、守望相助等等。不但可以接受外族，而且可以和好相处，使外族一进内地，即恋栈不想离去。《论语·季氏篇》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礼记·王制》所谓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都是明确表达了这一理念。中国历史上也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汉武帝、唐太宗就是典范。汉武帝伐匈奴，一般人咸以黩武视之，但有谁知道，在这一决定之前也曾经过一番激烈的廷议。主和派韩安国说：“圣人以天下为度，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主张仁爱恤民。即使主战派的王恢，亦何尝不如此，他说：“士卒伤死，中国槥车相望，仁人之所隐痛。”最后在武帝“边境数惊，朕甚悯之”的心情下，做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事行之后，短短二三十年间，中原与西域各族之间，日益密切，汉之“威德遍于四海”。到了唐太宗，亦以武功著盛，但他的基本态度也不离“信”、“爱”。如他对突厥的态度是：“纵突厥部落叛尽，六畜皆死，朕终示以信，不妄讨之。”又如征高丽，禁部署劫掠：“纵兵杀戮，虏其妻孥，朕所不忍也。将军（指李勣）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无怪乎清圣祖要赞美他说：“三代圣王柔远安迩之道，惟唐太宗庶几能解。”此外，在边臣、百姓中有这种想法和理念的人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才使边疆少数民族自然情愿归属中国，而和中原华夏族相融合凝为一体。若说有遗憾之处，就是到了元与清两朝却一直采用民族隔离政策，阻碍了融合的速度。

3.中华文化具有博采众长、与时俱进的品格。

中华文化善于研究吸收改造借鉴外来文化。

儒学和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学说都是与时俱进的。历史上许多文人学士坚守儒学宗旨，但认为应吸收佛、道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以充实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