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京官路线图(2)

咸丰执政的第一年，曾国藩苦闷之极，在给他的家人信中，他不无抑郁地说：“我现在在官场，已厌恶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只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倘若家中有点闲钱，我就辞职回家，专心做学问。”

从曾国藩信中看，他满腹经纶却得不到施展，这是屈才；朝廷颟顸一片却无人改革，这是不思进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个心存大志的人，还怎么待下去。纵然不能辞职回家，也可以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去啊。

这似乎是历史上伟大人物的通病，每当在政坛不得志时，就想离开。刘伯温这样，王阳明这样，张居正也这样。而一旦曙光初现，他们又精神抖擞起来。

1850年夏，广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暴乱，很快席卷南中国，是为太平天国革命。1851年年初，中央政府对太平天国猛地重视起来。

曾国藩在书房里急得直转圈，他既想给咸丰出主意，又担心自己和穆彰阿的关系而受到咸丰的打击。所以他愁眉不展，就在他意乱心烦时，同乡兼好友罗泽南来了封信。

罗泽南指责他畏惧而不敢言，他分析原因说，你有贪位的私心，应该说的事你不说，简直给湖南人丢脸。

罗泽南刚和曾国藩认识不久，和曾国藩有个相同点：总过不了乡试，后来当地政府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了他个名誉头衔“孝廉方正”。据曾国藩说，罗泽南精通理学，思想沉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罗泽南说的任何话，都让曾国藩震动。

接到罗泽南的信后，他坐到书桌前，找资料写笔记。十几天后，他向咸丰上了一道《议汰兵疏》。

奏疏说，他在兵部已有几年，发现天下有两大患，一是财政困难，二是军队无能。财政困难，内外大臣，人人忧虑，鸦片战争后，因赔款的关系更让财政雪上加霜。至于军队问题，曾国藩把各地兵勇批了个狗血喷头，尤其说了太平天国兴起后，广西军队一触即溃的情况。他总结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必须重新训练一支骁勇部队，才可将太平天国消灭。有了这支军队，不堪一击的绿营、八旗就该裁撤。”

咸丰对着曾国藩的奏疏摇头，此时正是用兵之计，怎么能裁军，简直荒唐！

这道奏疏泥牛入海，曾国藩正茫然时，罗泽南又来信了。罗泽南说：“你是说了，可说的全是假大空，和没说有什么区别，真是不堪，真是无耻。”

曾国藩被罗泽南批评得神魂颠倒，他又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他人生中最凌厉的一封上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他单刀直入地说：“如今百姓造反如火如荼，吏治腐败依然如故，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你咸丰身上！”

“你这人啊，总是在细枝末节上用功，对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比如你前段时间为了避讳名字中的‘奕’，竟将常用的‘仪注’两个字改成了避讳字。你就注意这些琐碎的事情，跟国家大事没一毛钱关系，这纯粹是吃饱了撑的。现在，太平军正如日中天，你有计划吗，派谁去剿灭，中部和东南部该如何防守，地图呢？我看咱们帝国的地图全是康熙年间的，真要打起来，不是刻舟求剑吗？”

批评完咸丰的做事态度，曾国藩直指咸丰本人：“你这皇帝喜欢文饰，崇尚虚文不务实际。你注重那些狗屁礼节，根本不注重礼节背后的实际功用。有人对你点头哈腰，你就喜欢；有人对你不卑不亢，你就恼火，这是什么事嘛。”

“第三点，皇上你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事都要亲自去管，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对那些提意见的人，总公报私仇。”

咸丰皇帝看了曾国藩的奏疏，尤其是发现曾国藩说的都是事实后，大怒若狂，咆哮道：“给我把曾国藩从严治罪，不要让他跑了。”

站在下面的首席军机大臣祁寯（jùn）藻不出声，咸丰皇帝怒气升腾：“曾国藩这厮把我说成了桀、纣，我怎么能是那种人，这畜牲胡说八道，祁寯藻，你怎么不说话？”

祁寯藻和曾国藩的私交并不深，但对曾国藩的印象不错。在这种时候，作为首席军机，他应该尽保护直臣的责任。但他不能和正在气头上的咸丰说：“曾国藩说得对。”

思来想去，他向咸丰说了四个字：“主圣臣直”。意思是，皇帝圣明才有曾国藩这样讲直话的臣子。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避重就轻，马屁拍得不露痕迹。正如曾国藩所说，咸丰是个崇尚虚文的人，听了祁寯藻的话，不禁转怒为喜。一低头又看到曾国藩的奏疏，不禁问道：“这厮就不怕丢乌纱帽吗？”

祁寯藻知道这件事，急忙回答：“曾国藩写这道上疏前，已给家人写过信，这封信被他放进了《曾氏家训》里，京城都快传遍了。信上说，我凭良知写这封信给皇上，已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

咸丰“嘿”了一声：“这厮大有前朝海瑞抬棺材谏朱厚熜（嘉靖）的风范啊。”

祁寯藻说：“如果皇上惩治他，天下士子必会倾向于他；如果皇上趁此奖赏他，正能证明皇上的心胸。”

咸丰琢磨了一会，一拍大腿：“你言之有理啊，来啊，下旨，升曾国藩为刑部左侍郎。”

升职圣旨未到曾国藩家之前，曾国藩活得简直不像人了。

他上了那道奏疏后就开始懊悔，然后是心惊胆战，最后开始埋怨罗泽南，如果不是罗泽南怂恿，他怎么会上那道奏疏。埋怨完罗泽南，他又埋怨自己，太沉不住气，被人家激了几句，就拔刀而起，这是莽夫啊。这么多年的学问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正当他自怨自艾、心魂不定时，圣旨到了。

一听圣旨二字，曾国藩上身晃了两晃，家人赶紧扶住他。他嘴角剧烈颤抖，嘱咐儿子们：“把我的家训保护好，要子孙流传。”

家人把他扶到传旨太监面前，他本来是要跪下去，想不到双腿一软，坐到地上，家人又努力把他扶正。听完升职的圣旨，曾国藩激动得浑身哆嗦，叩头如捣蒜，谢主隆恩。

事后，曾国藩给罗泽南写信说：“你对我的鞭策真是给力。如果不是你那样激我，我不可能把奏折递上去，不递上奏折，我就没有今天升职的机会。你说得对，身为人臣，就不该有贪位的私心，也不该有苟且的念头，要有‘文死谏’的文臣气概。”

这封信一寄出去，曾国藩撸胳膊挽袖子，准备继续“文死谏”，为咸丰提出如牛毛多的从上而下整顿帝国的方案来。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糨糊脑袋了，偷偷把咸丰表彰他的真相告诉了他。

曾国藩呆若木鸡，随即仰天长叹。他闭门思过，又是悲愤又是后怕，在用朱熹的方法论“格物致知”一番后，他给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俯首认错。

咸丰以为曾国藩从此会缩起头来做人，曾国藩也这样认为。想不到，他不再得罪咸丰，却掉头得罪起了京城权贵。

京城权贵们的唾骂

曾国藩自修身克己后，修养渐好，再加上刻苦努力钻研学术，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北京城，的确结交了无数朋友。

不过这些朋友除了穆彰阿之外，全无根底，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身普通阶层的人，曾国藩的圈子里少有权贵阶层的人。本来，权贵阶层应该是做官者必须要主动结交的，可曾国藩非但不结交，反而义无反顾地把他们得罪遍。

事情起于琦善。这位贵族出身的公子哥凭借家族力量在二十岁时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风光八面。

琦善会做官也会做人，所以在朝廷中人缘特好，根深蒂固。鸦片战争期间，琦善是坚定的和解派，触怒了道光，被革职抄家。但他的人缘太好了，一批一批的人保举他，终于他重获启用，被派到甘肃兰州担任陕甘总督。

大概是在鸦片战争中懦弱的表现而被革职抄家，琦善受了严重刺激，一到兰州就一反常态，重典治国，还将周边本来安静的少数民族首领诱杀，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

意料之中地，有人举报他这种疯魔行为。咸丰雷霆大怒，一面骂娘一面说：“长毛（太平军）已把我搞得寝食难安，如果再被逼出叛乱，我还活不活了？把琦善这蠢材交刑部审讯！”

琦善一进刑部，曾国藩就发现了人缘的威力：会审官员只问琦善些微不足道的问题，琦善保持着贵族风度，对答如流。

作为刑部副部长的曾国藩越听越气，当听到会审官员要把举报琦善的人捉起来审讯时，他怒发冲冠，对会审官员们说：“你们到底是在审案，还是在为罪犯开脱罪责？把举报人当成罪犯捉来，根本不符合大清律例，你们难道不知道？”

审讯堂鸦雀无声，琦善摆出他的满洲肥佬做派，把脑袋歪成九十度，看向曾国藩，阴阳怪气地问道：“您哪位？好大的官架子啊。”

换作未修身克己前的曾国藩，肯定冲上去就是一顿湖南脏话，但曾国藩修身了好多年，已经有了高深涵养。他看着琦善，冷冷地回答：“新任刑部左侍郎曾国藩的便是。”

刑部尚书恒春是个老好人，慌忙站起来，把琦善请了出去，气急败坏地训斥曾国藩：“你糊涂啊。”

曾国藩大怒：“我看你们才糊涂。琦善固然位高权重，既然是奉旨审讯他，就该以罪犯对待，但你们却把他当成爷。这样也就算了，你们竟然还要捉拿举报他的人，如果举报者都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

恒春被这番话震住了，去看其他审讯官，其他人急忙仰头看天。

在曾国藩的坚持下，琦善被革职并发配回他的老家东北。

琦善本人是走了，可他的门生故旧遍布京城各个衙门，曾国藩收了无数的唾骂和指责。许多他圈里的朋友此时也埋怨他不该与权贵为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拉开了距离。

面对圈子的紧缩，曾国藩不为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