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货币及其价值是世界经济的核心。它们影响着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移民及旅行。通行的汇率制度往往定义了国际经济秩序。金本位作为全球性的固定汇率制度，在1914年之前的四十多年里盛行，这一时间段非常关键，通常被称为古典金本位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后，主要大国政府无法采取新的货币秩序以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失败的汇率政策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世界经济摇摇欲坠并最终崩溃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西方国家围绕固定但可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the Bretton Woods monetary order）对其经济进行调控，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来，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汇率政策更具有重要性了。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汇率政策在几乎所有经济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几十年来欧盟一直试图稳定其成员国的货币，最终于1999年创造了欧洲单一货币：欧元。虽然欧元区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在现代历史上，欧洲单一货币仍是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尝试。在其他发达国家，汇率政策及汇率波动是国内和国际间政治争议的焦点。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对其汇率做出至关重要的决策。一些国家已经将本币紧盯美元、欧元或其他主要货币，有些国家则让本币自由浮动。还有一些国家根据其经济策略管理本币。这些决策有力地影响了各国后续的经济发展。东亚诸国把它们经济上非凡的成就至少部分地归因于其系统性的政策：维持本币相对疲软，以刺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此外，货币危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1994年的墨西哥、1997～1998年的亚洲、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这些货币危机大部分都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而且，在今天的全球化经济中，汇率政策已经与贸易政策一并，甚至取代贸易政策成为政府间摩擦的主要来源。

国内和国际间的货币关系是世界经济的核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政府汇率政策的结果。我们无法在不了解各国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分析国际贸易体系；同样，也无法在不了解各国汇率政策的情况下分析国际货币体系。这使得学者试图解释政府的汇率政策，而这需要考虑汇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笔者对于汇率政策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笔者的研究强调了汇率政策的分配效应是有助于解释利益集团支持或反对特定货币措施的理由。几乎所有的经济政策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汇率政策也不例外。笔者的早期工作提出了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简单区别，并将其应用于各种设定条件。虽然汇率政策的制定还涉及许多其他因素，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到政治体制，不一而足，但笔者仍然相信，货币领域如同其他领域一样，社会核心群体的偏好是全面解释任何政府政策的基础。

本书详述了笔者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提供的理论原理超越了笔者早期的构想。笔者一直对进一步整合汇率如何影响经济主体的因素特别感兴趣，这些因素主要反映在对传递效应的关注：汇率波动的幅度通过相对价格变动的方式传递至国内经济。此外，笔者试图放大社会经济部门之间所能发现的细微差别和准确性：出口商彼此不同，有着商业和金融利益的经济主体也彼此不同。其他学者已经对类似的课题有过出色的成果，笔者努力把他们的研究进展吸收进本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

理论上，本书着重于识别和明确，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企业、产业和经济利益集团，它们的汇率政策偏好来源于不同的激励。该理论认为，一个产业的特性，包括其对汇率的风险敞口，以及汇率变动导致的相对价格对其的影响，决定了其汇率政策偏好。

汇率政策的选择要从两个相关维度考虑：制度（固定或浮动）和水平（升值或贬值）。对于前者，可以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严重依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金融联系的经济主体都偏好稳定的汇率：金本位、固定汇率、美元化以及欧元化。而对于后者，则可以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品的生产者将偏好本币贬值（反面的情形适用于：国内市场导向的经济主体偏好浮动汇率，非贸易品生产商偏好本币升值）。这些问题受到汇率波动对国内价格传递效应的显著影响，进而成为现代产业复杂功能的一个特征。在传递效应有限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对价格的影响较小，人们对汇率波动的担忧会增强，而对货币贬值的担忧则减少。

笔者还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以突出该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潜在适用性。本书首先着眼于19世纪美国金本位的经验，这一时期的美国就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激烈的货币政治斗争。其次转向探索开放经济体对固定汇率（以及其他汇率政策）的最新经验，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最终导致了欧元的启用。最后把重点放在拉丁美洲的货币经验上，在开放程度以及政府实行的汇率政策多样性方面，各国之间都存在差异。

在全面了解一国汇率政策的决定因素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理解一国的决策与创建区域和国际货币秩序的互动方面，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诸多经济、政治、历史和其他因素一起对这些政策和结果产生影响。无论是集中的群体，还是各类细分的群体，笔者希望本书的研究能揭示这些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如何有助于形成货币政治和汇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