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苦难为伍
农历己丑年十月十三日（即公元1949年12月2日）[1]，陕北一个平平常常的深秋天。
那天早晨，陕北的天气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陕北绥德专区清涧县石嘴驿镇（当时清涧县的行政区划，石嘴驿是区级建制）王家堡村的沟渠里，一户叫王玉宽的青年农民家里，人们都早早地起来，忙前忙后，等待新生命的降生。全家人等待降生的孩子，是王玉宽的头生子。
王家堡村在石嘴驿镇的北面，这里距县城九十华里，距绥德县六十华里路。王玉宽是王再朝老汉的二儿子。王再朝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分别叫王玉德、王玉宽和王玉成。三个儿子的名字很实在，表达了王再朝老汉的朴素心愿。
二儿媳妇生娃了，王再朝老汉夫妇都已经从距王家堡村大约有一百七八十里地的延川县郭家沟村，赶回到王家堡村。在陕甘宁边区的1940年春，边区政府号召人多地少的绥德、米脂一带人口移民到延安一带开荒种地。延安以及周边地区由于回乱等原因，土地肥沃，但人口一直稀少，是陕北榆林一带的“上头人”俗称的“老南山”。“走南路”谋活计，也叫作“滚老南山”。王再朝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由清涧县的王家堡村走到延川县的郭家沟落了户，扎了根，还分别给大儿子王玉德和二儿子王玉宽娶了媳妇。王玉宽是1947年娶的媳妇，他个子不高，大约一米五几的样子，但那时已是二十岁的小伙了；媳妇马芝兰才十五岁，是绥德县田庄乡麻地沟村人。194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开始转战陕北。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王再朝老汉居然在延川的郭家沟村给二儿子娶了媳妇，这至少证明王老汉还有些能耐。
形势稍微好转、陕北开始大面积土改时，王再朝老汉开始惦记百里路之外的清涧县王家堡村的老家，那里毕竟是他的根，有祖辈留下的烂石窑，也有几垧薄地。王家再没有人回去，这些地方让别人占了，就不好要回了，也不能再分地。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自己领着二儿子王玉宽夫妇回到王家堡“领料”[2]王家的地方，让大儿子继续留在地多人少的郭家沟经营。
陕北农村，把生儿育女看成天大的事情。陕北有句俗语：“人生人，怕死人！”在旧社会，陕北农村交通不便，医疗条件落后，产妇在生育过程中死亡率很高。因此，谁家在生孩子的事情上也不敢怠慢。王玉宽早早赶着毛驴接来丈母娘，寻来接生婆，就为婆姨头胎的顺产。
随着一声清亮的婴儿啼哭传出，接生婆喊了一声：“带把的，小子！”王家人提到嗓子眼的心开始放下了。王玉宽才被叫回窑里瞅了一眼自己的小子，他意识到，从现在开始，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是眼前这个小生命的“大”[3]了。
陕北人把出生叫“落草”，把死亡叫“上山”。“落草”意味着这个新生命与随风而飘的草木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适当的土壤条件下又发生出一颗新草芽而已。王玉宽媳妇马芝兰头胎就生了个小子，这是个喜讯。王家人绝没有想到，这个在陕北深秋天里来到人间的男孩，后来成为全国著名作家。
陕北人有个习俗，谁家要是生了男孩，要在月子窑的门楣上别一块扎着弓箭样的小红布，告诉世人，这家生了个小子。红布像广告牌一样耀目，既宣告新生命的降世，也善意地提醒外人不要莽撞，不要往月子窑里乱跑，免得冲了大人和小孩。王玉宽把绾好弓箭的红布挂在门楣上，郑重其事地告知世人，我家的老大是个小子。
这个男孩来到人世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三个月，是百废待兴的时期。当时，尽管陕北的条件非常落后，但清涧毕竟是革命老区，各种消息源源不绝地传回县里。王玉宽知道共产党在北京宣布建立了新中国，知道他的长子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降生的。对于1940年就曾响应边区政府号召“走南路”开荒的王再朝老汉来说，这个“带把的”小子可让他的胡子翘到天上了。他在延川的大儿媳妇倒是生了几个，全没有“裹住”[4]。这可是个长孙啊！当然，作为一家之主的他也有难肠事，就是家里的粮食短缺得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1947年春进攻陕北，陕北就进入持续两年多的战争状态，受苦人不敢抢种粮食，大都是吃余粮。另外，胡宗南的匪兵们，到处搜刮粮食，甚至把老百姓“坚壁清野”藏下的粮食都挖走了。家家户户都困难，都缺粮食。王再朝全家人想尽一切办法确保大人吃好，孩子有奶吃。在精明的王再朝老汉的料理下，一家人围着月子媳妇和婴儿转，月子媳妇的奶水也足。
农历的十一月十三日，王家的新生儿满月。王玉宽让大给孙子起个名，王再朝思量再三，给这个长孙起了个“wei”的小名。他说只能给娃先起个小名，官名等上学堂后让先生起吧。发音“wei”是什么意思，字到底怎么写，笔者曾询问过路遥兄弟王天云，他说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现在传下来是这个“卫”字，就认这个吧。旧社会，陕北没有基本的医疗条件，老辈人认为孩子要贱养，给新生儿起的名字越像猫像狗，孩子越好抚养。反正孩子就像一颗颗在泥土里新刨出的洋芋蛋蛋，能不能活下来、能活多长久，全靠老天爷的造化哩！不管怎样，这个孩子有了名号，也有了生存的意义与方式。上小学后，我们的传主终于有了在“wei”这个小名上扩展的正式官名——“王卫国”。当然，这是1958年春天的事情了。
路遥的生母马芝兰，自从十八岁上生下长子“卫”后，一直不住气地从事生产子女的工作。1951年生路遥的大妹“荷”（即王荷，二十多岁因挖野菜在山崖下摔伤，1975年病亡）；1953年生路遥的大弟“刘”（即王卫军，1970年参军，1974年退伍后分配到陕西省结核病院工作，1985年11月调到延安地区工商局工作，1997年病逝）；1956年生路遥的二弟“四锤”（即王天云，1972年也来到延川县的大伯家，现在延川县生活）；1959年生路遥的三弟“猴蛮”（即王天乐，生前任《陕西日报》记者，2007年病逝）；1962年生路遥的二妹“新芳”（即王萍，在世）；1966年生路遥的三妹“新利”（即王英，在世）；1968年生路遥的小弟弟“九娃”（即王天笑，在世）。期间，大约在1952年还生过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大约在三岁左右夭折[5]。这项艰巨的生育工作到1968年生完“九娃”后结束，期间共生过六男三女。这样，后来研究路遥家世的文章均称路遥是兄妹八人。其实，是兄妹九人，不然“九娃”的来历怎么解释？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以前，这样的高生育率在陕北农村比比皆是。育龄期的陕北农村妇女，没有丝毫节育措施，怀上孩子就要生出来。路遥兄妹多，就是这种情况。老大是1949年年末出生，老二又在1951年接踵而来。这种高密度的生育方式，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兄妹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小。陕北人算年龄，是以虚岁计算，路遥的生月小，按陕北人的计算方式，到1950年正月，他就已经是两虚岁的孩子了。
这位“英雄母亲”不仅能生育，还有一副好嗓子，会唱秧歌、唱道情，是村里有名的民歌手。当然，王家堡村性格开朗、喜欢说“古朝”的本家“五叔”，也是卫最早的“艺术老师”之一。卫在孩提时代，就深受这种原生态民间音乐的熏陶。
卫儿大约在一岁左右，因母亲再次怀孕的原因，被奶奶接去抚养。他断奶很早，奶奶在他断奶后给他喂小米糊糊与羊奶。卫儿每天晚上甚至要吮着奶奶的奶头才能入睡。不然，他会起劲地号叫。卫儿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好久。1953年，王再朝老汉病逝，奶奶在王家堡孤居两年，后来搬到延川长子王玉德那里去住。卫儿1957年过继给延川的大伯王玉德“顶门”为儿，多一半心理是冲着奶奶去的。
卫儿在奶奶那里找到了初来人世后的情感寄托，这为他后来能顺利给大伯“顶门”为儿埋下了伏笔。甚至这个“草蛇灰线”一直埋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孙少平一家三代同堂时瘫在炕头上“老奶奶”形象的刻画，读者可以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感受到把人间苦难转化为家庭温暖的情感力量。想必，这种温暖的情感最初是来自于奶奶那里。
贫穷是陕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人生活的代名词，王玉宽家也不例外，仅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家里孩子多，拖累大。王玉宽的婆姨马芝兰，到1957年秋卫儿离开王家堡村时，这个虚岁才二十六岁的年轻婆姨，已经连续生育过五个孩子了。也就是说，她在操持家务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生育子女的工作上了。一朝分娩，需要怀胎十月的时间；一朝分娩后，更需要长时间的哺乳。这样，势必影响到她所操持的家务。
再说，1953年王再朝病逝后，那时的农村还是单干，各家种各家的地，劳动效率可想而知。路遥三兄弟王天乐生前的回忆文章称：“父母亲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陕北清涧石嘴驿镇王家堡村务农。父亲的身高大约在一米五左右，这完全是由于沉重的劳动使他在土地上弯曲了他不该弯曲的身躯。他就是用这么一副侏儒般的钢铁双肩，挑起了全家十口人的生存重担。”[6]
卫儿在最初的人生历程中，有差点夭折的经历，那是因为一次重感冒。在缺医少药的陕北农村，婴幼儿的死亡率居高不下，但卫儿却奇迹般地躲过了死神的缉拿。成名后的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对此有个大体的记忆：
第一次（死亡体验——笔者注）好像在三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起来应是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居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向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梦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7]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卫儿是穷人的孩子，命硬，他还没活人呢，怎么能夭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