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上海实验室发展现状特征的调查分析

2.2.1 上海实验室类型

1984年，由原国家计委牵头，教育部、科技部和中科院联合实施了国家实验室建设计划，拉开了中国实验室建设的序幕。从1984到1993年，国家利用3项科技经费投资9.1亿元，立项建设了81个重点实验室，重点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布局。1991—1995年，国家利用世行贷款，投资8634万美元（合1.78亿元人民币）建设了7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点在应用基础领域进行了布局。1998年，科技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调整，新批准了21个，淘汰了12个，并在既有基础上启动了国家实验室筹建试点，完善实验室评估体系和管理办法。进入2000年以后，国家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发展。2004年，我国已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60家。2007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中央财政设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从开放运行、自主选题研究和科研仪器设备更新三方面，加大了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力度。截至2013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专项经费173.3亿元，仅2013年就拨款27.48亿元，其中包括开放运行和自主选题研究经费20.72亿元，仪器设备购置和升级改造经费6.76亿元。这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实验室建设。如2013年，我国正在试运行的国家实验室已有6个，依托院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259个，依托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99个，军民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4个，港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8个，省部共建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7个，培育基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有100个。

国家建设实验室的步伐带动了上海市实验室建设的发展。为配合国家各类实验室和科技条件平台建设，也为整合研发资源，培育新的研发领域和研发能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以适应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上海的实验室建设也迅速发展起来。

2004年，上海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6家，上海市重点实验室46家，两者合计72家。2005年，上海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市级重点实验室等两类实验室81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27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84个。另外，上海还拥有国家级工程中心4个，上海市重点工程中心1个。这些实验室及其仪器设备主要分布在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先进制造、材料、化学、物理等领域。据对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所、上海药物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上海植物生理所、上海生物化学所、上海市肿瘤研究所调查的单价在40万元以上的200台大型仪器设备，其分布情况是：医药领域86台，占总台数的43.0%；材料领域57台，占总台数的28.5%；先进制造领域35台，占总台数的17.5%；其他为22台，占总台数的11.0%。这些仪器设备的综合利用率为62.8%。从这些仪器的先进程度看，七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从购买年代看，92.5%是1990年之后购买的，78.4%是2000年之后购买的。

此后，上海的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发展。截至2013年，上海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市级重点实验室等两类实验室148家，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40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108个，国家级工程中心也发展为42个。

从学科分布来看，上海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中以生命科学实验室最多，其次是信息科学、材料科学和工程科学等实验室。如2004年上海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6家，其中生命科学实验室8家，信息科学实验室6家，材料科学实验室6家，工程科学实验室5家，分别占上海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的30.77%、23.08%、23.08%和19.23%;2013年上海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展为40家，上述四类实验室，除工程科学实验室数量保持不变外，其他三类实验室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如生命科学实验室发展为16家，信息科学实验室发展为9家，材料科学实验室发展为8家，它们分别占上海全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40.00%,22.50%和20.00%（见表2-9）。

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建设中，除同样以生命科学实验室最具优势外，其他则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学科分布略有不同。如2004年，上海有市重点实验室46家，其中生命科学实验室19家，占上海市全部重点实验室的41.30%，排在第一位，其他排在第2～4位的则依次为制造科学实验室6家、材料科学实验室5家、信息科学实验室4家，分别占总数的13.04%、10.87%和8.7%（见表2-9），当年上海没有设立市工程科学重点实验室；2013年，上海有市重点实验室108家，其中生命科学实验室47家，占上海市全部重点实验室总数的43.52%，其他排在第2～4位的则依次为制造、信息和材料，分别有21家、13家和11家，分别占总数的19.44%、12.04%和10.19%，工程科学实验室仅有1家，占0.93%（见表2-9）。

从上海两类重点实验室的学科分布情况来看，依然是生命科学实验室建设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他如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和制造科学等实验室的数量排名虽各年略有变化，但总体差别不大。如2004年，上海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市重点实验室合计有生命科学实验室27家，占上海两类重点实验室总数的37.5%，居于首位，其他排在2～4名的依次为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和制造科学实验室，分别有11家、10家和6家，分别占上海两类重点实验室总数的15.28%、13.89%和8.33%，而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科分布中，排名第四的工程科学实验室以一家之差屈居第五，占6.94%;2013年，上海两类重点实验室中的生命科学实验室达到63家，占总数的42.57%，其他排在第2～4名的则依次为信息科学、制造科学和材料科学，依次为22家、21家和19家，分别占两类重点实验室总数的14.86%、14.19%和12.86%，工程科学实验室仅6家，占总数的4.05%（见表2-9）。

上海实验室的这种学科分布结构也反映了政府科技基础设施投资的基本结构框架。

2.2.2 上海实验室建设的基本特征

上海目前已经建立了大量的各类实验室，其中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各部委实验室、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和其他一些单位自建的实验室。

为探索上海实验室建设的基本特征，本书选择100家上述各类实验室进行了调查，调查历时3个月，即自2010年1月至2011年3月。本次调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以三类重点实验室为主；但为了兼顾众多的普通实验室，调查样本中也选择了部分条件较好的普通实验室。为了保证问卷能够真实反映实际情况，进而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每一份问卷都请既定的实验室主任，或者在该实验室工作多年、对该实验室熟悉的研究人员来完成。

在反馈回来的样本实验室中，剔除10家应填项目不完整的样本实验室，保留了90家实验室作为分析样本，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22家，部委重点实验室18家，上海市重点实验室17家，普通实验室33家。调查样本主要分布于上海各高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具体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水产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中国科学院药物所、中国科学院有机所、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中国科学院生化所、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市肿瘤研究所等，另外还有一家军队的信息科学研究所。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上海实验室建设目前呈现如下基本特征：

1）整体装备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

实验室装备是科技基础设施的精华，代表着一个地区科技基础设施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就国内来看，上海实验室装备水平处于领先地位。据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全部实验室中，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有73家，占被调查对象的81.11%，其中重点实验室中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有50家，占相应比例的87.72%，普通实验室中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有23家，占相应比例的69.70%。表明上海现有的实验室的硬件装备在国内是相当好的（见表2-10）。

但和国外发达国家大都市的实验室相比，上海实验室的装备水平依然比较落后。调查显示，在上海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仅有12家，占被调查对象的13.33%；处于国际一般水平的有53家，占相应比例的58.89%；处于国际落后水平的有25家，占相应比例的27.78%。其中重点实验室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也仅有9家，占相应比例的15.78%，处于国际一般水平的则达44家，占相应比例的77.19%，处于国际落后水平的有4家，占相应比例的7.00%，普通实验室的情况则更差一些，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有3家，占相应比例的9.09%，处于国际一般水平的有9家，占相应比例的27.27%，处于国际落后水平的则达21家，占相应比例的63.64%（见表2-10）。

在上海实验室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一般均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如它们主要分布在癌基因研究、区域光线研究、中西医结合研究、基因组研究、河口海岸研究、光谱研究、遗传研究、建筑研究以及金属材料研究等特色学科和新近兴起的学科领域。近年来，这些实验室在建设过程中从海外购置了大量先进仪器设备，从而使实验室的硬件设备得到加强，如上海交通大学的存量大精仪器购置主要发生在2000年以后。

但正如上文所说，上海市实验室中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只占少数，大部分实验室的装备条件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尤其是一些前沿研究、交叉学科的科技基础设施，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至少10～20年的差距。以同步辐射光源为例，国际上，继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之后提出第四代光源，而我国仍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同步辐射光源。

2）规模小、依托的学科单一

1995年，美国具有国家实验室515个，其中有100多个综合性大型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达25.2万人，平均每个实验室有工作人员489人，其中有多家实验室的研究人数在万人以上。

目前，上海各类实验室的规模一般很小，许多实验室工作人员在20人以下。就国家重点实验室来看，上海20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工作人员560人，平均每个实验室28人，其中人数最多的实验室也只有59人，最少的仅有13人（见表2 11），这一规模显然太小。

上海各类实验室不仅规模小，研究学科也多具有单一性。如上海的许多实验室都建立在二级、三级学科上，缺乏学科之间的配合。这无法形成多个合作团队，进行较为系统和复杂的研发活动。

3）对外服务不够，利用率低，共享性不足

目前，上海的科技基础条件平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并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批实验基地和大型实验仪器信息网络，但是，实际的利用率很低，共享性很差。如调查显示，在上海全部样本实验室中，利用率在80%以上的只有32家，占调查样本总数的35.56%，有33家实验室利用率在60%以下，占相应比例的36.67%；其中重点实验室利用率在80%以上的亦仅21家，占总数的36.84%，有22家利用率在60%以下，占相应比例的39.58%，普通实验室利用率在80%以上的有11家，占相应比例的33.33%，有12家实验室利用率在60%以下，占相应比例的36.37%（见表2-12）。

从对外服务看，在上海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只有41家实验室有对外服务，占总数的45.56%；其中在重点实验室中，只有25家有对外服务，仅占相应比例的43.86%，而普通实验室中有16家有对外服务，占48.48%，虽略好于其他，但仍然没有达到50%。而开展对外服务的实验室对外服务能力的实现程度平均为35.61%，其中重点实验室平均为32.48%，普通实验室平均也不足40%，仅为39.77%（见表2-12）。

4）实验室建设偏重应用研究，研究内容相对落后

政府投资实验室建设应当着重支持基础研究，支持具有前瞻性的重大研究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实验建筑物、构筑物等，应用研究应当更多地交给企业来完成。但是，在被调查的上海实验室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仅占33.33%，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分别占32.22%和34.44%，后两者合计达66.66%；其中重点实验室中，从事基础研究的为36.84%，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分别占29.82%和33.33%，后两者合计达63.15%，普通实验室中从事基础研究的更少，仅占27.27%，从事应用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分别占36.36%，后两者合计更高达72.72%（见表2-13）。这一结构表明，上海的基础设施投资过于偏重应用研究。

从研究内容来看，在被调查样本实验室中，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比例高达89.74%（见表2-14）。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

目前，上海实验室基于良好的信息传播条件、人才优势和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将研究内容锁定在居于国际前沿地位的能力大大提高，即使在硬件装备不够的情况下，也仍注重跟踪国际先进行列，研究水平大大超过了其装备水平；但就国际层面来看，其研究内容仍然相对落后。如在本次调查的实验室中，研究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国际一般和国际落后水准的分别占30%、55.56%和14.44%，其中重点实验室的相应比例分别为33.33%、56.14%和10.53%，普通实验室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4.24%、54.55%和21.21%。这表明，仅有1/3实验室的研究内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见表2-14）。

5）投资建设实验室的机制尚不完善，难以避免重复建设

从长远来看，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巨大。基础研究需要实验室，许多发明创造是与实验室和大型仪器设备的建设与应用分不开的。当前，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时间正在缩短，这是不同层次的实验室群发展的结果。

目前，我国统一归口（科技部）实施的国家科技计划，如“973”、“863”、攻关计划等，各自管理独立，互不统一，互相封闭，以致内容交叉，容易重复立项；而不统一归口（教育部、中科院）切块设置的国家科技计划，如“211”工程、“985”工程和知识创新工程等，则更加缺乏统筹规划。所有这些导致我国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混乱，重复建设与建设匮乏同时并存。这也导致上海的实验室建设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以工程中心为例，两个国家级部门建立了200多个中心（即工程技术中心140个、工程研究中心79个，其实这两种中心的功能基本相同），在沪的两类中心也不例外。

正因上述原因，上海科技资源配置形成了一种不好的项目管理现象，即以项目为中心配置资源，重资源配置的初始投入，忽视资源配置的过程管理和综合效果，以致形成了部门忙于启动，而疏于监督管理的局面。这使得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效率难以提高。

另外，当前上海乃至全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发展均面临着广泛的竞争，而衡量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在“你有我没有，我处于劣势”,“你有我也有，打个平手”, “你无我有，或你有我更有，方成优势”的观念作用下，大家纷纷加入到盲目创建各种实验室的队伍当中。于是“一方有，多方逐步都有”，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竞争”逐步升级为攀比大战。

2.2.3 上海市实验室发展中的基本制约因素

1）知名研究人员匮乏

拥有知名的科技人员对实验室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大师级科学家的存在会导引实验室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使实验室的发展少走弯路。如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出了25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与该实验室核心研究人员主导的正确选择方向有很大关系。卡文迪什实验室第四任主任卢瑟福在年轻时选择了核物理方向，后来成为该领域的奠基人。在他当主任期间，支持了他的助手阿普尔顿研究无线电收发的机制，结果阿普尔顿发现了电离层而获诺贝尔奖。但第五任主任布拉格断然决定停止他的恩师卢瑟福开创并在全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核物理研究方向。这在当时遭到了一批人的强烈反对，一些骨干纷纷出走。布拉格不为所动，他支持交叉领域两个年轻的科学怪才帕茹茨和马丁赖尔开启了新的研究领域，最终前者用X-光谱研究血红蛋白，开辟了分子物理学；后者因用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发现了脉冲星而获诺贝尔奖。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科学发现——DNA大分子双螺旋结构是克里克和沃森提出的，他们也得到了布拉格的有力支持。20年后，人们开始纷纷赞扬布拉格的远见卓识，开始明白卢瑟福开创的基本粒子研究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大型加速器，英国无此财力，所以研究的重心必然转移到美国，因此实验室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另辟蹊径。

目前，上海实验室普遍缺乏知名的高级研究人才，尤其是大师级的研究人才，这严重制约了上海实验室的发展。如表2-15显示，上海有28.07%的重点实验室发展受制于缺乏高级知名人才。

2）管理水平不高

实验室管理是实验室顺利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上海实验室管理薄弱。其主要表现为：对投资资金的投用与审计管理不够，致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专款专用落实不完全到位；在购置仪器时，缺乏通盘考虑，许多平台性较差的仪器设备大量购置；在存量仪器设备中，由于管理不善，造成运转效率低下。

在专项经费使用的微观管理中，由于经费使用往往有期限限制，也存在许多问题。如“211”工程和“985”工程专项资金，一开始不用、少用或不舍得用，等期限快到了，或者要验收了，才把钱拼命花光，为此有的甚至绕过了“论证”等必须环节，因为钱不花光，验收通不过。如此乱买进来的大精仪器能否对教学科研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985”一期是以教授个人名义、从项目角度申请的，类似于一般科研项目，此类项目购进的设备变相为课题“私有”，也使得其利用率降低。“985”二期及“211”二期，情况有所改善，在此期间，仪器以平台方式购置，共享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由于管理跟不上，大精仪器设备完好率大大降低。调查中发现，某校至少有133台大精仪器处于闲置、故障、待修、待报废等不正常使用状态，约占调查总台件数的11.91%；总价值达4132.21万余元。有些部门的大精仪器完好率只有50%，甚至低于50%。比如，某高校教育技术中心和农生院的生物技术研究所，农生院电教中心2台90年代的产品，全部坏了。机动学院先进制造实验室23台大精仪器，待报废和待修理的就有9台。究其原因，则是好的时候都想用，坏了以后没人管，大家都不愿出资即时维修。这是造成设备完好率低下或不高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即设备坏了，不愿意报废。

实验室管理薄弱，成为制约上海实验室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在全部被调查的实验室中，有31.11%的实验室面临着严重管理不善的困扰，40.35%的重点实验室和33.33%的普通实验室因为管理水平低而制约了整体实验室的发展（见表2 15）。而且，越是重点实验室越是急需提高管理水平。

3）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不高

科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对实验室的发展十分重要，它是实验室建设和发展的意义所在和动力源泉。

目前，上海许多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与市场需要有着明显的差距，以致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不高。尽管2003—2004年国家曾对重点实验室进行调整，以使其研究方向与现实需要接轨，如上海的河口海岸动力沉积和动力地貌综合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名为河口海岸国家重点实验室，原有的河口演变规律与河口沉积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过程与岸滩稳定性分析、沿海自然环境灾害及对策、海岸带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研究方向变更为河口演变规律与河口沉积动力学、海岸动力地貌与动力沉积过程、河口海岸生态与环境等，且此后每次评估都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否符合国际潮流作为重要的标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彻底改变此情况。

当前，上海许多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仍不能跟随市场的步伐，使其很难研究出引领国际潮流的应用技术和发明专利，以致其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不高，这严重制约了实验室的发展。如在所有被调查的实验室中，有12.12%的实验室认为其发展深受研究成果应用价值不高的影响，而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和普通实验室中分别是14.04%和9.09%（见表2-15）。

4）仪器设施不先进

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是实验室的核心物质内容，也是实验室先进程度的基本标志。美国、英国等研发发达的国家均十分注重科学仪器的建设和研制，在众多研究领域拥有着国际一流的仪器设施，而我国在此方面却较为落后。

当前，我国大型仪器设备研制落后，自制水平不高，大精设备自制率相当低。如上海某高校所有的103家实验室的存量大精仪器中，只有21台是属于自制设备，占总数量的1.8%；价值1253万多元，占总价值的2.7%。由于自主研发水平有限，我国实验室的大多仪器设备需要进口，于是呈现“进口——落后——再进口——再落后”的恶性循环。而且由于进口设备价格昂贵，受财力所限，也受制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出口的垄断、限制，我国许多实验室需要的大型仪器设备难于及时购买和更新，致使这些实验室最多在某些方面具备国际水准，更多方面处于落后状态，这成为我国科技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制约。上海也不例外。

如在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有42.22%的实验室存在仪器不先进问题，其中重点实验室的情况稍好些，也高达33.33%。普通实验室的情况则更差些，为57.57%；有32.22%的实验室存在仪器设备不足问题，其中重点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31.58%，普通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33.33%；有26.66%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结构不合理，其中重点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26.32%，普通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27.27%；有35.56%的实验室仪器设备不能及时更新，其中重点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24.56%，普通实验室的这一比例为54.54%（见表2-15）。

国外经验表明，实验室要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要形成自己的优势特色、研究出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撰写出世界领先水平的论文，不能只依赖别人制造的先进设备，还得要依靠自力更生，要依靠自己研制设备来实现，而且要长期坚持，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某一领域内的世界领先水平和自身特色。

5）对外服务开发不够

实验室作为科技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具有很强的平台性。许多大型实验室应当具有很高的服务“门槛入口”，需要广泛开发其对外服务功能。美国许多国家实验室中，对依托单位或本实验室的服务在所有服务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其大部分服务都是对外服务，这保证了实验室效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受计划经济时代条块分割管理体制的影响，在研究经验储备与累积和实验室等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方面与国际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差距。许多实验室往往一个项目完成后，研究人员仅满足于发表一篇论文、评一个奖而已，缺乏对项目成果和研究经验的储备与累积机制，一些科技人员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先”不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经验信息和实验室及仪器设备共享，以免相关知识信息“外溢”而失去“先知”地位，失去对实验室及其科研工具的独家占用的优势。上海也如此。

如在被调查的全部样本实验室中，有30%的实验室存在较为严重的对外服务开发不够问题，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为31.58%，在普通实验室中为27.27%。而且，就目前已经存在的对外服务看，其中大多是对熟悉的人、实验室或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许多实验室允许人员来学习、做实验或借仪器等，都主要是因为“交情”，不收费。这种现实制约了实验室效率的提高和实验室的整体发展（见表2-15）。

6）无效资产对实验室空间的占用严重

目前，上海实验室中普遍存在着本已报废的仪器设备没有“报废”，依然占据着大量实验室空间的现象。这些仪器设备之所以没有报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其作为国有资产具有较为复杂的报废程序，难以形成处理的积极性；其次，即使坏了，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功能，它们的存留也会持续形成设备资产价值额度，进而有利于向上申请大项目，争取大经费，反过来说，及时报废了，又没有谁来奖励，何乐而不为？最后还有一种情况是，对坏了的大精仪器不敢报废，怕承担责任，从而故意拖延时间，等到一定时候再办理报废手续。

可是这些陈旧资产，如286、386微机，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购买的陈旧的无法使用的落后的仪器设备堆积在实验室里，占据了大量的空间资源，严重阻碍了实验室内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如调查显示，在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有20.00%的实验室因为应被淘汰的资产——无效资源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资源，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是22.81%，在普通实验室中是15.15%；而与此同时，有23.33%的实验室的发展因缺乏实验建筑场所受到限制，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为15.79%，在普通实验室中为36.36%（见表2-15）。

由此可见，及时淘汰陈旧设备，盘活实验室资源，对实验室发展来说，十分必要。

7）缺乏大型研究项目支持

大型研究项目可以凝聚研究核心，聚拢研究热情，推动仪器设备更新和实验室建筑物更新，还可以形成实验室研究特色，提高实验室利用率，并能反过来吸引新项目，促进实验室建设，从而使实验室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目前，上海许多实验室没有足量的大型项目支撑，也是制约其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调查显示，在上海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有28.89%的实验室认为缺乏大型研究项目是制约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为31.58%，在普通实验室中为24.24%（见表2-15）。

8）管理人员缺乏

实验室正常运行需要专业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精心管理，尤其是实验室中的众多大型仪器设备，因日常维护管理相当复杂，而且非常重要，其管理人员需要不断培训才能够胜任。许多企业的研究机构拥有一些先进仪器，但是自身缺乏良好的管理人员，不能有效运转，其与大学等机构合作，往往出于此种目的。

目前，上海实验室配备的专业实验室管理人员较少，而且由于待遇低，管理的考核与其职称、薪金等关系不密切，往往很难留住专业的优秀的管理人员，以致整体管理人员的素质较差。如调查显示，在全部被调查实验室中，有20.00%的实验室表示优秀管理人员的缺乏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为12.28%，在普通实验室中为33.33%（见表2-15）。

9）没有持续支持的制度，缺乏维持费用

目前，上海许多实验室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基础研究，这类实验室建设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没有固定的资金支持账户，实验室发展难以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特别是许多运行费用较高的实验室，呈现出买得起机器，开不起机器的局面。

如调查表明，在本次被调查的实验室中，有32.22%的实验室表示缺乏政府持续资金支持，有46.67%的实验室表示缺乏维持费用是其自身发展的重要的制约因素，上述比重在重点实验室中分别为26.32%和28.07%，在普通实验室中分别为42.42%和60.61%（见表2-15）。

10）某些交叉学科科技基础设施不足

目前，上海正在运行的重点实验室覆盖了上海基础研究的大部分学科，已经成为代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群，吸引、培养人才的基地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中心，部分实验室在其优势学科方面作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个别实验室在整体实力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由于机制和体制的原因，上海实验室仍然存在着学科单一、研究领域偏窄、规模较小、缺乏多学科或多方向配合、学科方向老化且陈旧、与其他实验室合作少等诸多问题。而在某些交叉学科如天文、海洋科学、心理学、人类健康、新能源、农学等领域，上海应当具有优势，但科技基础设施不足。如调查显示，在全部90家实验室中，有22.22%的实验室认为自身存在上述弊端，并因此发展受到了限制，这一比例在重点实验室中是24.56%，在普通实验室中是18.18%（见表2-15）。

2.2.4 上海大型仪器设施现状分析

大型仪器设备是指购买单价在10万元以上的，具有多功能的仪器设备。大型仪器设备具有很强的平台性，可以服务于众多领域。如上海材料研究所的扫描电子显微镜（XL30）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通信、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环保能源、机械冶金等多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所的热分析仪，可以应用于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环保、能源、轻工食品等领域的研发活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热量/差热联用分析仪可以广泛应用于农业、生物医药、化工、新材料、环保能源、轻工食品等领域的研究。

表2-16中列出的是来自上海100多家研究单位的1232台大型仪器设备的功能结构状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上海的大型仪器设施中以生物医药类最为突出，占到了总数的54.06%，其次是新材料、化工、环保能源、轻工食品、农业、电子信息、机械冶金和计算机及网络等，分别占总数的48.94%、43.59%、32.31%、28.25%、26.46%、26.14%、25.48%和7.18%。

上海的大型仪器设施主要来自海外。如从某大学截至2011年12月底所拥有的1117台大型仪器设备来看，进口设备高达74.76%，国产设备仅占25.24%。这些进口设备分别来自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最多的是美国，占总台件数的34%，其次是日本，占总台件数的15%，其余主要是来自欧洲几个发达国家（见表2-17）。这些大型仪器设施主要是1990年以后购置的，其中有97%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当前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下，这些仪器设备存在着通过多种渠道重复购置以及封闭使用的弊端，加之运行维护经费不足，相关技术人员短缺，共享和效率考核缺乏硬约束，以致共享程度和利用率很低。如国外的经验表明，发达国家大型研究仪器的利用率多在170%～200%之间，而我国则不到25%，上海的平均利用率也仅在30%左右。

由此可见，上海这些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开发潜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