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历史及文化渊源

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大约在距今1400多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就有被称为腊玛古猿的人类祖先生活在这里。距今一二百万年前，出现了会制造工具的“猿人”。这些猿人有170万年以前的“元谋人”（云南元谋）、80万年前的“蓝田人”（陕西蓝田）、77万年前的“北京人”（北京周口店）等。此后又相继出现了二三十万年前至十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如“马坝人”（广东曲江）、“长阳人”（湖北长阳）、“丁村人”（山西襄汾）等，以及四五万年前的新人，如“柳江人”（广西柳江）、“资阳人”（四川资阳）、“河套人”（内蒙古河套）、“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等。这些猿人、古人、新人均属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新石器时代

距今八千年至四五千年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从时间上划分，先后以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其中仰韶文化以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文化遗址命名，是距今5000～7000年母系社会留下来的文化遗存的总称。除了渑池以外，在黄河中下游、黄淮海平原沿太行山山麓的许多地方，也都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1953年在西安东郊发现的半坡遗址最典型。此外，距今4000～6000年的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以及马家窑文化、宁夏及渭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等，都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代表。

古人类文化遗址与地理环境

古人类文化遗址的形成是和当时各地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的。根据对各遗址伴生植物化石和古地理的分析，适于古人类生活的地方大多水草丰美，气候适宜。

例如：河姆渡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经测定，它的年代为公元前5000至公元前3300年，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河湖泥沙沉积土壤肥沃，为原始农业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遗址附近水源丰富，适合需要水的稻作生长，这里普遍发现稻谷、稻壳、稻杆、稻叶的遗存，是中国水稻栽培起源的最佳例证。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着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遗址中还有大量干栏式建筑的遗迹。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其他古人类文化遗址还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

黄河中下游的关中平原和晋南、晋东南、豫西的河谷地区，这里除了主流外，还有一些大型支流，如渭河、汾河、洛河、沁河等。这些河流大多具有宽阔的谷地，谷地由河水冲积而成，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有近河水利，便成为农耕区域和古人类聚居的地方，文化发达。如仅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地区，就已发现了400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半坡遗址反映了当时西安地区不仅有林木葱郁的山丘和芳草茂密的沼泽，还有广阔的竹林，附近河流的水量也很丰富，自然环境十分优越。

传说时代

在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各部落之间的争斗不断发生，一些弱小部落融入更强大的部落中。居于中原地区以轩辕氏为首领的黄帝族和以神农氏为首的炎帝族发生了激烈的征战。其间各族不断融合发展，逐渐形成了古老的中华民族。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首领通过“禅让制”产生，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就是将部落首领的地位“禅让”于自己后任的，反映了当时在部落联盟内推举首领的一种制度。到了4000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即禹后，“禅让”转变为“传子制”，原始社会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

夏、商、周时期

禹治水成功，接受舜的“禅让”，成为中国第一个统一奴隶制大国——夏朝的创始人。夏朝于公元前2070年建立，历经了470年的历史。到夏桀王时，于公元前1600年被属国商族的成汤灭掉。商朝约有554年的历史，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被周武王推翻。周王朝延续了790年，经历了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到公元前770年，先后进入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其中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战国时期已是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商朝后半期的王朝也称为殷朝。在殷墟（河南安阳）曾出土大量甲骨文字，记载了商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情况，还记载了几百个大小地名和河流名。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品种多，制造精良，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已相当发达。西周农业更进了一步，金属制作的农具开始大量使用，灌溉、施肥、除草已是农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水利，已进入相当发达的时期。养蚕、缫丝、织帛、种麻、彩葛、染色、刺绣等工艺，已有专业分工。出现了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尚书》、《诗经》反映了商周两代政治和社会各层面情况。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杂家等学派和《论语》、《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周易》、《左传》、《楚辞》等传世之作，还出现许多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禹贡》、《山海经》尤为重要。

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秦始皇在中国推行郡县制，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的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他凭借强大的国力，北击匈奴，经营西域，南平南越，开发西南，他还两度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联结欧亚大陆、长达7000余千米的“丝绸之路”，加速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推进世界文化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

东汉以来居住在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由于受到中原地区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逐渐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已在黄河流域与汉族错居杂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以至汉中盆地成为各民族大杂居的地区。由于西晋统治者残酷剥削奴役内迁各族，民族矛盾不断加深、恶化，引发了随后100多年的战乱，北方相继出现了16个割据政权。公元439年鲜卑族的北魏统一，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从十六国到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再融合的一个高峰。频繁的战争加速了民族迁徙和融合。中原汉族的大规模南迁，大大推进了江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在北方，一些有远见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如北魏孝文帝主动接受汉族文化，迁都洛阳，加速封建化进程，客观上也为民族融合作出了贡献。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历史地理名著《水经注》就是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

隋、唐、宋时期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天下，由于财政日益依靠江淮地区，加以东北用兵的需要，急需沟通南北通道，于是隋炀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和永济渠，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河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的全国运河系统，密切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隋帝国的统一与巩固。

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荣富强、文明昌盛的封建国家。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百余年间是其全盛高峰，史称盛唐。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各族之间的联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进一步加强了汉藏两族联系；支持立国于云南境内的南诏政权和立国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渤海国，分别促进了云南各族的融合和东北地区的开发。在对外关系上也有了新的发展。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唐代趋于高峰，西域诸国频繁交往，使商路向西伸展到地中海边，甚至通过海路到达意大利和埃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非洲各国广泛交流的友谊之路。著名高僧玄奘和鉴真分别为促进中国同印度、日本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辽、金、元、明、清时期

除明代外，辽、金、元、清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统治北中国以至整个中国的四个王朝，分别为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辽、金两个朝代将四分五裂的中国北方进行统一，在与中原王朝及中国南方政权数百年的对峙中也逐步促进了自身的文明发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清代初、中期有其独特的意义，特别是清代康熙皇帝，在削平“三藩”之后，相继统一台湾，平定西藏的骚乱，抗击沙俄的侵略，镇压噶尔丹叛乱，使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进一步巩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