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前言

中国之成为激辩的焦点，始自清末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重新定义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帝国（empire）让位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中国人开始寻求他们的现代身份，重新设计他们的政治体系并重新书写他们的历史。革命成为新的领导者在一个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中寻求合法性的源泉。他们很快就发现，要将他们的共和国与他们继承的政治文化协调起来异常困难。他们现在感到，他们的共和国既不是帝国，也不是民族国家，于是力图通过工业文明和科学，并融合他们的优秀传统，来更新中国。

2008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余英时讲座中提出，这种更新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努力为之奋斗的国家重建过程的核心。从清帝国遭遇西方现代民族帝国之后，精英们就力图通过革命来抵御外来控制。遭到失败之后，他们转而诉诸传统以保持他们作为中国人的意识，也包括对那种将中国置于边缘的主流世界历史话语提出挑战。

反思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化过程，我想起钱穆195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帮助我重新思考中国历史。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如何以中华民国取代了清朝政府，以及为何这一民族主义的大胆尝试出人意外地以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1952年，离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仅仅三年，我对此记忆尤深。

余英时当时是钱穆的研究生，因而他应该读过这本书。像他的老师一样，余英时也是一个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外部省察中国现代化道路之变迁的局内人。他们两人在写作时都怀着今日不复多见的对中国转型的一种感情。在经历了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之后，他们都离开大陆，继续探索是什么使中国的政治和文明如此独特。

不过，我对中国国家的思考来自于一个通常从外部来看待这一主题的华人的视角。大约六十年前我去造访钱穆的时候，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康有为和孙中山及其在英属马来亚的经历，以及他们与大量生活工作于殖民环境中的中国人的交往。他们两人都看到了西方在亚洲扩张的一些影响。马来亚提供了一种英帝国的视野，即以在伦敦的英国政府的眼光，或者从航行于各大洋的舰船甲板上来看待世界历史。对于他们的帝国历史学家来说，中国是远方一片离奇的大陆，处于全球海上强权的边缘。相比之下，中国历史学家们则在调整他们的世界观，以对这一动态系统中的强弱对比作出反应，并使中国找到自己在新的全球话语中的合适位置。

本书中的论文代表了我对中国努力建立现代国家和文明的理解。他们解读历史，以求找到理解这样一些问题的线索：中国人如何应对诸如在两千年帝制之后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拥抱现代性来复兴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对于这个主题，中国国内及海外已经有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这里所集结的论文并不是对正在进行的讨论的全面涉猎。我也意识到用英文写作必然影响我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描述。有时我所用的词语无法传达中国人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想。我意识到，努力将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与源于欧洲史学的概念相匹配，这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更新过程的一部分。我相信，为了理解推动当今中国的动力，其他人跟我一样，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状况。

王赓武

2012年2月